孔子思想在欧洲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孔子学说展示了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另一种文化，对于探索解决全球文化危机、价值观的大失落和全球化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大有裨益。

孔子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早在汉唐时代，孔子思想便越出国界，传播到中国周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儒学成为这些国家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史学家甚至把中国和上述几国视为“儒家文化圈”。明朝末年，孔子思想中非宗教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又超出“儒家文化圈”，越过重洋，传到欧洲，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百年前传入欧洲

在1995年3月11日《渥太华市民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介绍孔子：快速测验：谁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如果你说是耶稣基督，错。晚了五百年。这是孔子说的。在孔子乘着牛车周游列国的二千年以后，他的学生已经把他的话传到了各地。明朝末年，当第一批罗马天主教使团来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句话，并对孔子的智慧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简便，他们把“孔夫子”记录成拉丁文“Confucius”，并沿用至今。西方传教士之所以喜欢这句话是因为耶稣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两句名言何其相似！今天，这两句话已经在西方被并称为“黄金律”。

（西方人想象的孔子形象）

罗马使团来华以后，西方传教士便络绎来到中国。在传播、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众多传教士中出力最大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自1582年8月踏上澳门至1610年5月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在中国生活28年之久。他不仅带来天文学、几何学，还带来环球地图、望远镜等欧洲文明的成果，同时也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到欧洲。为了在中国的传教需要，他不仅儒冠儒服，学讲汉语，还特地聘请中国教师为其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试图在儒学与天主教之间寻求共通之处，以期达到“合儒”“补儒”，甚至“超儒”的目的。他在向中国介绍、翻译西学时，还以通信、著书、翻译等多种途径向欧洲传播中国思想与文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93年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等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虽说这些著作因多种原因未能出版，但却开启了以西文翻译中国儒家著作的先河。

（利玛窦）

利玛窦去世后，他的学生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1626年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译成拉丁文。殷铎泽、郭纳爵等传教士又将“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译成拉丁文。欧洲社会就是通过这些拉丁文了解中国儒学典籍的，拉丁文是当时欧洲社会上层通晓的文字，是有修养与学识的象征。“四书”“五经”传入欧洲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孔子也像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受到推崇，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推崇

1993年，一位学者在德国汉堡发现了一本1691年出版的《论语》英译本。这大概是最早的一本孔子著作英译本。这个英译本是从法译本转译过来的，法译本又是从拉丁文译本转译过来的。英国著名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写道，18世纪法国知识界对中国社会非常熟悉，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欧洲某些地区的了解。是否言过其实姑且不论，但可以从中看出法国当时的中国热 中国和孔子不仅是知识界讨论政治、宗教问题的题材，也是文艺和娱乐的题材。法王路易十四于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1700年）在凡尔赛宫举行“中国之王”的盛大舞会，当时法国剧院也时常上演中国题材的戏剧。更重要的是，18世纪法国崛起的一代启蒙思想大师也接受孔子思想熏陶，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将其发展到最高度、阐发到最强度，为法国启蒙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重农学派代表魁奈，都表现出对孔子学说及其价值的虔诚与敬服。伏尔泰的著作里充满了对中国和孔子的热情颂扬，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所倡导的“开明君主”，就是中国儒家理想中的德君。伏尔泰的房间里还供有孔子画像，画像下面有伏尔泰的四句话：“他是惟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伏尔泰甚至认为，“作为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这段话颇耐人寻味。启蒙思想家们通过研究孔子，进而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入1789年的《人权宣言》。

（伏尔泰）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代表狄德罗认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同样对儒家的仁政和理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热情。他借助中国文化的材料，利用作为百科全书主编的特殊地位开展对法国现实的无情批判。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在评论《论语》时这样指出：“它们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语。”在他们眼里，东方文化绚丽多彩，气势恢宏，是一份当努力效仿且不可多得的人类遗产。

德国哲学家的仰慕

孔子思想在德国产生的影响并不逊于法国。在德国众多接受孔子思想影响的人当中应当首推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茨。与法国的伏尔泰等人相比，莱布尼茨对中国的认识更为全面与严谨。他于1687年41岁时即阅读到了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编写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一书。通过这本书他又进一步了解到《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后来读到了被译成拉丁文的《易经》和朱熹的著作。通过研究这些经典，莱氏对东方的哲学、丰富的物产和完备的典章制度赞叹不已。

（莱布尼茨）

为了更多地掌握有关东方的历史文化，莱布尼茨还直接与在中国的传教士建立书信联系，访问回到欧洲的传教士。从他们那里，莱布尼茨获得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更激起这位哲学家对中国道德哲学的仰慕。他特别欣赏《论语》中“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思想，潜心研究《易经》，其热烈程度可用“如醉如痴”四字形容。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中说：“他毫不犹豫地从《易经》八卦中找到了一种对其二进位数学的预感。”莱布尼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 中国。”莱布尼茨认为，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但他也认为，在理论科学方面，中国不如欧洲，因此他主张，中国把实践哲学即政治、伦理等传给欧洲，而欧洲把理论科学传给中国，以便共同促进人类的幸福。莱布尼茨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直到晚年仍笃学不倦，自策自励，贡献甚大，故而被大文豪歌德称为“德国的孔子”。

沃尔夫是继莱布尼茨之后的又一位儒家文化崇拜者，莱布尼茨用拉丁语写作，沃尔夫则主要用德语在大学中讲授中国哲学，因而他的影响更大。他读过拉丁文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孝经》《小学》等儒学典籍。沃尔夫也像莱布尼茨一样，对中国伦理哲学颇有研究。在他那里，孔子几乎成为被派向人间的神的使者，他说：“我豪不犹豫地声称，孔子是至高神为照顾人类而特派到世上来的。如今，孔子与康德被德国人并称作教育界的两大奠基人。孔子在德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仁政、和平正义、反对战争、“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思想，至今仍富有教益并逐渐为西方各国所认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孔子学说展示了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另一种文化，对于探索解决全球文化危机、价值观的大失落和全球化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大有裨益。1988年1月，世界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学者把孔子思想提高到拯救人类生存危机的高度来认识，表明人类既需要取之于西方（科学技术），也需要索之于东方（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