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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水煮君为友，从此不再失联 张之洞如果生活在现在一定是一个合格的码农...一个养着一群猫的合格码农...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则在河北沧州。 咸丰二年时，十六岁的张之洞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时，二十七岁的张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幼年时，便很聪慧，读书很用功，5岁入家塾读书，受到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 他先后跟的几位老师中，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翰林院侍读。而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 所以，张在13岁以前，就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此外，他还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 除了聪慧又努力外，少年张之洞就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学习习惯——夜读静思。“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 这套习惯一直伴随着他长大，便成了习性，张之洞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夜猫子。 张之洞开始下午2时入睡，至晚间10点起床，然后开始办理公务，“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 下午两点睡觉，晚上十点办公，就自己的意愿如此，自然也很好。可惜张之洞身居高位，自己晚上工作，连带属下还得上夜班。 身体好还可，个别体弱多病的人可就坏了，有人被他耗没了命。 清流名将黄体芳的儿子黄绍箕是张之洞的门生，也是他的侄女婿。黄绍箕后来做了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非常器重他，最喜欢在晚上找他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夜，而且揪住他不放。黄绍箕体弱多病，根本熬不了夜。熬来熬去，一病不起，最后眼睛一闭不睁，仅54岁就驾鹤西去。 张之洞对此却毫无意识，他该咋地还要咋地。 在张之洞看来，世间万物万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变态和无序，你要是用正常的眼光看待不正常的事物，而觉得不正常的话，那么你本身就不正常。 正是有这样的认识，张之洞才把辜鸿铭那个怪杰当做掌中宝，一掌二十多年，直到他死。 因为这事，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兴居不节，号令无时”。当然啦，张之洞官居重位，告是告不赢的。 也有人着眼于张之洞的勤劳，毕竟是张之洞个人的生活习惯嘛，于是又有李鸿章的哥哥粤督李瀚章奏称：“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 除了夜猫子外，张之洞吃饭也很像猫。他有椅子不坐，而蹲在椅子上，猫着腰，双手搭在饭桌上吃饭。 此外，张之洞也很喜欢猫。 名人恰好是个猫奴，常会导致家里的猫数量不只一只的情况。例如，据季羡林的儿子回忆，常有人投父亲所好，就会送猫给他，虽然父亲开心，但家里有几只猫，家里难免乌烟瘴气。 名人一般也都不存在经济上的顾虑，想养几只就养几只。 但张之洞养的猫，还是忒多了些，有几十只，这几十只里有时候掺进几只在野猫，来蹭饭的猫，在离家出走几只猫，这是一群数量浮动的猫群体。 不管怎样，张之洞很爱这批猫，自己每天亲自喂食。在晚清那个年代，这批拌饭喵们也没有猫砂，常在室内随地大小便，有时就在书上、文件上，张之洞也不气恼，用手帕擦了就当没事了。 他还对左右的人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可见他对猫的偏爱与宽容。 民间有一种说法，经常养猫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也会受到猫的影响和传染，如伸懒腰，睡懒觉，猫着腰蹲在某个地方等。张之洞的一些怪癖行为，真的和猫无异。 袁灿兴 晚清重臣之中，张之洞是一个十足怪人，生活方式与众不同。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北上负责军务，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刚毅前往巡视，中午自然要设宴欢迎。 刚毅在酒席上口沫横飞，正得意时，突听鼾声大作。一看，张之洞已酣然入梦。刚毅以为这是瞧不起他，回京之后没少攻击张之洞。但这不是张之洞瞧不起刚毅，而是张之洞生活习惯使然。张之洞习惯夜里办公，白天睡觉，晚上精神好得不得了，白天则衰弱得不行。不得已要应酬时，又常在饭局上入梦。 张之洞整夜不睡，寂寞了，就抓两个人陪他聊天。黄绍箕是他门生，常被拉来聊天，一聊一整夜。黄绍箕体弱多病，陪张之洞长期熬夜聊天，熬不过去，竟早死了。张之洞还喜欢养猫，在卧室里养了十几头猫，每天亲自喂猫。猫时常在书上拉屎，张之洞就亲手擦，边擦边和左右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张之洞不但生活习惯古怪，政治上也多变，其中心则是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 张之洞系清流出身。同治、光绪年间，清流一派，议论时政左右舆论，敌视洋务派，认为华夷之防乃是根本。张之洞是清流主将，以此起家。经清流领袖李鸿藻提拔推荐，张之洞当上了山西巡抚，之后他却华丽转身，成为洋务派殿军了。1883年，张之洞在山西创办洋务局，这是他办洋务的开始，之后他又在各地创办了一系列重要的洋务企业。 戊戌变法前，张之洞积极支持维新派，曾向强学会捐赠五千金，并让儿子张权和亲信杨锐入会，被认为是强学会名义上的会长。1895年，张之洞代刘坤一暂署两江总督（此时因为甲午中日战争，刘坤一北上），康有为跑到两江总督府，一住二十余天，二人隔日一谈。维新派的舆论根据地《时务报》，全赖张之洞的捐助而得以创办。《时务报》创办之后，张之洞每期都要阅读，并下令湖北全省各衙门都要订阅。 但当戊戌变法进入高潮时，觉察到风向不对的张之洞迅速转变，他密电亲信杨锐，让他不要将机密消息告诉康有为。每当有人提出请他进京时，他就推辞，云“精神不支，万万不可”。《时务报》被查封后，张之洞立刻与维新派保持距离，并让儿子张权及一干亲信在京活动。另一方面则派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北上与荣禄联系，以营救门生杨锐，同时也向荣禄、慈禧表态，以划清与维新派的界限。戊戌政变之后，张之洞丝毫未受影响。慈禧召见瞿廷韶时，还夸奖张之洞“甚顾大局”。 1900年张之洞的表现也不同寻常。 对于义和团，他认为必须围剿。当长江流域、两湖地区爆发反教会运动时，他派兵前往镇压，并向传教士赔礼道歉，以平息事端。当听闻义和团拆毁丰台至琉璃河铁路、焚烧车站的消息之后，张之洞给荣禄、裕禄发电，建议“当格杀勿论”。当清廷于6月21日发布宣战上谕后，张之洞违背上谕，与刘坤一、李鸿章结成同盟，与西方各国搞东南互保。 张之洞对大局势的判断是明朗的，与西方列强对抗，清廷必败无疑。他认为：“自古无一国与列强开战而能取胜者，自古无依靠乱民可以治国者。”而这种失败有多惨烈，却是他不能把握的。结成东南互保同盟之后，张之洞也积极行动，以应对清廷覆灭之后的局势。 在华进行情报工作的宇都宫太郎与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大员都有联系。宇都宫太郎留下的日记中载，张之洞曾表示，准备联合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张之洞还希望日本能派遣军事专家来华指导军事行动，并从日本购买枪支弹药，装备新式军队。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在武汉的张之洞命令长子张权，率领总兵吴元恺、游击张彪、纪堪荣等前往日本考察军事，购买武器，以应对乱局。张权在日本前后四个月，期间联络日本军政界要人。直到清廷大局落定后，9月4日，张权才由日本返回上海。 而庚子年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张之洞与自立军的关系。自立军由唐才常组织，唐才常在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取得联系后，联合势力遍布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组成自立军，准备起义，迎请光绪重新执政。 哥老会与湘军头号猛将鲍超有关。鲍是四川人，跟着他入伍的四川人很多，并在军中结成哥老会，彼此照应。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大部分被裁撤，被裁撤的人中一部分回到老家，一部分不愿意回家，分散在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他们以哥老会的形式活动，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会众十余万，各地官府都畏惧三分。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今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为了利用哥老会势力，唐才常一方面积极从海外争取费用，另一方面则许诺，待起义后允许哥老会在各地劫掠三天。 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深知，清政府对列强宣战，其结果必然比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更为惨烈。最坏的结果是，列强可能将清室彻底消灭。在此种情况下，东南各省督抚的机会就来了。此时张之洞辖区内的自立军，就成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故而张之洞对唐才常及自立军的活动采取放任态度，对唐才常两湖独立的建议，则虚与委蛇，不明确表态。张之洞的模糊态度，在唐才常看来，等于是默许其活动。基于此种判断，自立军将总部放在武汉，并在湖南、湖北军队中发展成员。 依照计划，本该在8月9日起义。但事前康有为许诺的军费三万元却一分未到。依吴玉章的说法，这笔钱被康有为给吞了。哥老会对此大为不满，唐才常不得不将起义日期推迟。但在安徽桐城县大通镇的自立军未接到通知，照常起义，三天之后被镇压下去。起义领袖秦力山、吴禄贞等逃亡日本。 镇压起义后，安徽巡抚王之春给张之洞发电报，称大通起义是自立军在整个长江流域起义计划的一部分，总部设在汉口租界内，头目为唐才常，请张之洞注意。收到电报后，张之洞并未立刻行动，他尚在观望，此时京津战火正浓，大局尚未尘埃落定。 8月21日，慈禧、光绪逃到宣化府，并继续发布政令。此时局势已经明朗，光绪、慈禧安然无恙，张之洞借清室被消灭后出现乱局，成就一番伟业的谋划已不可能，唐才常等人自然要成为牺牲品。 此日，唐才常被张之洞派兵从汉口英国租界内捕获。次日深夜张之洞快刀斩乱麻，将唐才常等二十余人于僻静处诛杀。唐才常被杀后，他的弟弟唐才中也在湖南被擒。审讯时，唐才中毫不畏惧，别无他语。上刑场时，步行甚速，谈笑自若。唐才常是张之洞两湖书院的学生，吴禄贞等自立军将领又是张之洞派往日本学习军事的“官费生”，张之洞果断处理，以脱清关系。 就庚子年间东南三督的表现，《清议报》气冲冲地骂道：“刘坤一，弱也。李鸿章，猾也。张之洞，贼也。”张之洞之贼，贼在他首鼠两端，做好两手准备。清室若被联军消灭，就是他在长江流域施展拳脚的机会。至于他会施展多大的拳脚，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后人也不得而知。 庚子年之后，张之洞显示了他一贯两面派的作风，从对待吴禄贞上就可以看出。吴禄贞是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高材生，庚子年在安徽大通镇领导哥老会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张之洞电告日本政府，称吴禄贞曾暗中潜回国内，在大通滋事，请严加惩处。但当吴禄贞从日本学成归国，张之洞却又对他加以重用。至辛亥革命时，吴禄贞已成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将。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创办陆军学堂，以公费派遣学生赴英、法、德、日学习军事。其中以去日本的留学生最多。这些在日本的留学生，多数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主力。张之洞亲手创办的湖北新军中，也涌入了大量的会党、落魄的知识分子乃至于革命党人，此中产生了埋葬清廷的力量。后世的一些评介认为，张之洞在湖北的布置，和晋朝的陶侃（士行）一样，多少有点不臣之心。 谁也不知道，张之洞对清廷是否存有叛逆之心。张之洞去世前，曾暗示摄政王载沣，在他的谥号里加入一个“忠”字。但载沣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封给他的谥号为“襄”。张之洞死后两年，武昌起义，各处衙门均被焚毁，但供奉张之洞画像的建筑却被保留了下来，这是否是革命党人对他的一点点心意？ 来源｜口袋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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