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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是清朝定都北京以后的第四代皇帝，他雄图大略，颇有作为，在长达六十余年的统治期间使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迅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同时也使他自己成为名闻中外的英君明主，他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页。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当了60年皇帝和3年太上皇，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活了89岁，所有这些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仅如此，乾隆帝对汉文化的兴趣尤为浓厚，他自幼博览群书，继位以后虽政事日繁，仍不忘读书吟咏。其文化素养之高，在包括汉族皇帝在内的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乾隆盛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在其宝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积累和发展，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手工艺制造水平亦发展到了极致，许多方面都显示出太平盛世的雍容气象。就皇帝宝玺而言，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量巨大，用料多样。据《乾隆宝薮》及现藏实物粗略估计，乾隆一生共刻制宝玺达1800余方，这个数字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在惊叹之余，也不能不对他的制作之盛深深折服。在质地上，乾隆宝玺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中国制印的传统材料铜、玉、石、水晶、玛瑙、象牙、文竹、蜜蜡、澄泥等等，可以看出乾隆宝玺用材的丰富，大大超过以往。当然还是以常用的印童石和玉石占绝大多数。其中玉质宝玺的制作比例明显增大，这与乾隆时期清廷对玉源的有效控制有密切关系。乾隆中期以后，随着西北边疆的稳定，大量优质玉材充贡内廷，宫廷御用玉器的制作量大增，玉器雕刻工艺迅猛发展，为玉质宝玺的大量制作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保证。乾隆帝的宝玺相当大的部分是用玉雕制的，玉石品种包括碧玉、青白玉、白玉、青玉、墨玉、汉玉等，总量达600余方。 其次，择取玺文的渠道广泛多样。清代皇帝们深知要统治人数比本民族多得多，文化积淀更为深厚，社会发展又处于先进地位的汉民族，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有极为透彻的了解，知彼知己，才能保持长久的安定。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自觉地利用儒家礼制塑造自己。到乾隆时期，汉文化已经侵润到了满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满族文化渐趋被同化， “国语骑射”甚至到了需要皇帝通谕全国加以扶持的地步。乾隆帝自己也是一样，他的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在其宝玺中亦有充分体现，他的许多印文就直接或间接出自经史典籍。当然，被视为儒家天律的“四书”“五经”，如《论语》《诗经》《尚书》《周易》《礼记》等书中的句子往往成为首选，可以看出他对这些儒家经典是相当熟悉的。还有一些玺文择取古代著名诗文中的名篇佳句，如唐代诗人李白、杜甫、许浑、于良史的诗句，如果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恐怕是不会产生这一现象的。此外，还有许多玺文选自乾隆自己的御制诗，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这些文字都充满诗情画意，寓意较好，确为乾隆诗作中的佳句。乾隆之所以选这些诗句入印，大概也有自我宣扬的意思。 再次，记事纪盛功能明显。乾隆时期每遇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以为纪念。如乾隆四十五年，他圣寿七十，于是便据杜甫诗句镌“古稀天子之宝”以为纪念。至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圣寿时，又仿照此例刻“八徵耄念之宝”，并择取含有“福”“寿”字样的诗文用寿山石、青田石、铜分别制成组玺总量达660方，纪盛之意更为明显。乾隆六十年，禅位于皇十五子顒琰，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于是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帝之宝”用以彰显熙朝盛瑞， “太上皇帝之宝”成为他太上皇身份的标志性物件。又如为纪念其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特镌“十全老人之宝”等。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地被复制，数量很多。如果把它们按年代先后排列起来，乾隆一朝重大的国事家事便可一目了然。 此外，重复品较多，同一内容的玺文有时刻制几十方，成为乾隆宝玺的又一大特点。据《乾隆宝薮》所载大略统计， “古稀天子”和“古稀天子之宝”共刻过42方，“犹日孜孜”24方，“八徵耄念”和“八微耄念之宝”63方，“自强不息”45方， “十全老人”和“十全老人之宝”13方， “太上皇帝”和“太上皇帝之宝”20方，“乾隆宸翰”22方，“飨用五福”15方，“三希堂”13方， “奉三无私”11方， “惟精惟一”11方。在乾隆帝看来，恐怕惟其如此才能与其太平盛世的气象相匹配。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御用宝玺材质大部分是玉质，显示出乾隆帝御用宝玺大量使用和田良玉的历史事实。拍卖市场也拍卖过不少乾隆宝玺，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如“犹日孜孜”“自强不息”“八徵耄念”等玺文的宝玺，折射出乾隆帝在特定历史时段的思想状态，有的宝玺制作时段在乾隆帝的人生历程中具有特殊性，记事纪盛的意图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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