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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徽是在 1950 年 9 月 20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公布的：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
此令
主席 毛泽东
1950 年 9 月 20 日
同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全文如下：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这个具有强烈中国传统特色和民族艺术风格，极好地体现了新中国政权特征，庄严富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达到了政治含义和艺术造型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设计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艺术水平。而它的产生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49 年 6 月 1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会议决定设立 6个工作小组，其中第 6 小组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组长是马叙伦。
7 月 9 日第 6 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国旗、国徽评委会 8 人：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
7 月 10 日政协筹备会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全国征集方案，截止日期为当年 8 月 20 日。对国徽提出的设计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8 月 5 日第 6 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对一个 18 人的专家名单进行了讨论，最后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
梁思成先生此后即以“初选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加政协第 6 小组关于国徽的历次会议。 8 月 20 日截止日期到达，共征得“国旗一千五百件，国徽几十件，国歌二百件左右”(马叙伦语)。 8 月 22 日召开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于应征的国徽方案，大家都表示不满意： 马叙伦：国徽怎么办? 郑振铎：现在一个都没有(指好的而言)。 马叙伦：我们就连国徽参考图样都提不出吗? 张奚若、郑振铎：我们说都要不得。 梁思成：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考。 沈雁冰、徐悲鸿：这个徽上的朱雀也很好看。 郑振铎：椭圆比圆的好看，应该有字(指国徽底部带字的一张)。 马叙伦：今天我们提出哪几张作参考? (主席照大家评论的几张收集起来)(会后计数初选结果共四幅)
梁思成先生第一次参加有关国徽设计的会议，就明确提出：“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 8 月 24 日第 6 小组举行第三次会议。关于国徽，会议最后决定：“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9 月 14 日第 6 小组举行第四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 9 月 22 日第 6 小组向政协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工作的说明》，其中有关国徽图案写道：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知道：公开征集未得到满意的国徽图案，“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8 月 24 日以后有一个“专家”“小组”在另行设计国徽图案。这个小组就是张仃和钟灵。设计了“国徽图案五幅，印成小册子”。
政协档案馆现存有一份文件，封面字样是“国徽图案参考资料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编印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应征图案候选修正图案说明》，摘录如下： 甲、设计含义总说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像一个太阳一样，在东方升起。
这一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的伟大古国，在共产主义的光芒照射之下，获得了解放。……
乙、纹样含义详解
(一)齿轮，嘉禾（本文作者评注：只有麦子，没有水稻，因为苏联没有水。）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
(二)衬景及五角红星（本文作者评注：是“五角红星”，不是“五星”——五颗星），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
(三)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表现了我国特征—地域辽阔广。……
设计者：张仃、钟灵
张仃、仲灵共设计了 5 个相似的图案，现仍收存在政协档案馆。 这 5 个图案与张仃此前设计的政协会徽相似，且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相似。
9 月 25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问题。政协档案有： 《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协商会座谈会》 主要发言摘录
地点：中南海丰泽园
时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八时 出席者：毛主席、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会议先讨论国旗图案，一致同意以“五星红旗”为国旗。随后讨论国徽图案，是张仃、仲灵设计的 5 个图案。讨论发言记录如下： 洪深：我觉得国徽图案各个图各有可取之处，但各图也有毛病。如第一图之带（子）就不如第四图的带（子）好。中国版图画红色，而把其他国家画黄色，特别是把苏联給画成黄色是非常不好。我的意见把第一图修正一下好些。 贺绿汀：我们国旗已确定，最好能画四颗星，第一图之地球是立体的，但地图却是平面的，和整个图案不调和，我同意再把它修改一下。 张奚若：地球只要经纬度，不必加上颜色，但中国版图要画红图。 郭沫若：第一，光芒来源不清，最好在地球上头画一太阳。第二，星的位置不适当，最好还是放在齿轮内。第三，带子还是第四图好些。
梁思成：样图的主题与目的是好的，但毛病很多。第一，各主题之比例有些矛盾。第二，色彩太多，而且不调和。而且构图方面，齿轮太规整，程式化，而麦穗又太写生，表现得不调和。中国图案有数千年的优秀历史，因此我们之国徽最好能用中国图案手法画出来。 （讨论到这里，有人提议画简单一点，并提议用国旗图案小册内吴玉章所设计之嘉禾和工字图案）
马叙伦：我们是否可商定一个原则。去修改。
毛主席：国旗决定，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马叙伦：最好还是决定一个原则。
徐悲鸿：我觉得把第一图修改一下，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这个图案。
张奚若：现在我们这些图案太像苏联之国徽。
郭沫若：我觉得这个原则还是可以的，只要将它修改一下。
…… 毛主席：张是说像苏联。我们是否不决定原则。
艾青：假使这个原则要求叫原设计人张仃同志重修改一下。
洪深：根据第 1、3、4 图修改为好。
毛主席：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会议随后讨论国都、纪年和国歌。国都是北京（北平改名北京）；纪年用公元，时年是公元 1949 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国徽图案“邀请专家另行拟制”。 “邀请专家”就是林徽因。
清华大学营建系林徽因、莫宗江等在 1949 年 10 月 23 日提交了一个国徽图案和《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说明》全文如下：
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品。《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璧上浅雕卷草花纹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样式。国名字体用汉八分书，金色。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这三种母题都是中国传统艺术里所未有的。不过汉镜中有 形的弧纹，与齿纹略似，所以作为齿轮，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汉镜中心常有四瓣的钮，本图案则作成五角的大星；汉镜上常用小粒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变形。全部作成镜形，以象征光明。嘉禾抱着璧的两侧，缀以红绶。红色象征革命。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红绶和绶结所采用的褶皱样式是南北朝造象上所常见的风格，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努力将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母题配合，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颜色仅用金、玉、红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重典雅而不浮跨不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与调和，是否差强达到这目的，是要请求指示批评的。
这个图案无论用彩色，单色，或做成浮雕，都是适用的。
这只是一幅草图，若蒙核准采纳，当即绘成放大的准确详细的正式彩色图、墨线详图和一个浮雕模型呈阅。
林徽因 雕饰学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莫宗江 雕饰学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集体设计
参加技术意见者 邓以蛰 中国美术史教授 王 逊 工艺史教授 高 庄 雕塑教授 梁思成 中国雕塑史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这个方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且“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也应用在后来的国徽中，用玉璧的造型已具备了后来国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图画的特征。而国徽图案要体现“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和“民族文化”与“新母题配合”“发展出新的图案”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始终坚持和追求的。 新中国成立后，被某些人称为“从延安时期起就作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的张仃”，参加了“五人接管小组”，“接管了旧国立北平艺专，其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他担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张仃带领中央美院的国徽设计小组(其中有张光宇、周令钊)又做了一个方案。 1950 年 6 月 1 日马叙伦给全国政协常委会的报告中关于国徽设计的文字如下：
现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又据专家参加原来选出比较可供选择的五种国徽图案，另外拟制了两种，其中一种，仍然取法原来五种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另补一种则造意略有不同，着重于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现将这两种新拟的图案，连同原来的五种，一并送请审核并请提出(交)全国委员会全体作最后决定。 附送国徽图案七种， 召集人 马叙伦 1950 年 6 月 1 日
报告中的国徽图案七种中，“原来选出”的五种是上面提到的张仃、钟灵设计的五个图案，“着重于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的是林徽音、莫宗江的方案，而“仍然取法原来五种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的应该是张仃、周令钊等设计的另一个图案。遗憾的是在全国政协档案处现藏的国徽设计图稿中，未找到这个图案。但有档案可以映证，这个图案外圈与张仃、钟灵设计的五个图案相似，是“仿（政协）会徽形式”的，而中间是一个彩色的斜透视的写实的天安门图形。
1950 年 6 月 21 日马叙伦、沈雁冰的《国徽审查组报告》中写道：
计得有仿政协会徽拟制的五个图案，亦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图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一并送请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定。
1950 年 6 月 11 日国徽小组会上，张奚若发言中较为仔细地谈到这个方案：
昨天我参加第五次常务会议，感觉天安门这个图式中的屋檐阴影可用绿色，房子是一种斜纹式。但是有人批评它象日本房子，似乎有点像唐朝的建筑物，其原因由于斜式与斜仪(原文如此)到什么程度，是否太多?调和否，其次从房子本身来说不是天安门，而是唐朝式。后来我与周总理谈过后，认为采取上述图样房子是必再加以修改的。有人认为上面一条太长，而下面的蓝色与红色的颜色配合是不一定适宜的。
1950 年 6 月 10 日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了第 6 小组送审的七个国徽图案，在 6 月 11 日下午四点国徽小组会议上，首先是马叙伦传达了政协常委会的审议情况：
关于国徽这件工作我们筹备时间相当长久，曾交大会审查未获得适当解决。我想在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能获得解决的。不过前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议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其次里边设计过程可让他们作报告。
接着就是张奚若讲了上面的那段话，介绍了常务会讨论的情况。 在张奚若发言后，梁思成发言，对这个“采用天安门式”的方案发表了意见：
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本文作者评注：是“天安门式”。）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又在技术方面：a.纸用颜色印，b.白纸上的颜色要相配、均匀，c.要做一个大使馆门前雕塑，将在雕塑上不易处理，要想把国徽上每种颜色、形状表现出来是不容易的，d.这个国徽将来对于雕刻者是一个艰巨工作。由于以上这几点意见贡献这次通过决议案(天安门为中华人民共国国徽)的国徽图形上修改的意见。 随后张奚若、沈雁冰发言，表示赞成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张奚若说： 我今天所谈的仅把设计过程谈谈。我个人感觉用天安门是可以的，从其内容上来说：它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亦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 （本文作者评注：请注意此话是张奚若所说，不是张仃所说。）
沈雁冰说：
我听到很多人对国徽有分歧意见的，我们理想的国徽是代表着工农联盟的斗争精神以及物产领土等方面，倘若把古代方式添上去有许多不适当的，其次民族意识亦用什么东西来代表，……我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因为他是代表中国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之地，以及每次大会在那里召集的。最好是里边不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太俗了。
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
事情到此，如果国徽方案由张仃等一家自己修改完成，历史就简单了，但恐怕也就不会得到现在国徽这样完美的形象了。
至于为什么在政协档案馆中找不到张仃他们设计的“仿（政协）会徽形式，中间是一个彩色的斜透视天安门图形”的图案呢？可以推测，在 6 月 11 日下午国徽小组讨论这个图案后，张仃他们拿回去修改了，到 6 月 15 日提交了一个新图案参会。原来的那个图案没有在政协留档。
6 月 11 日下午国徽小组会议后，周恩来约请了梁思成先生。这件事可从 6 月 15日晚召开的“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国徽组第一次会议” 的会议记录中知道, 会议记录全文如下：
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国徽组第一次会议记录
时间：六月十五日下午八时
地点：全委会后花厅
出席人：马叙伦、张奚若、沈雁冰、郑振铎、陈嘉庚、李四光、张 冲、田 汉、梁思成、周恩来
主席：马叙伦 记录：万仲寅
梁思成报告：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他必须庄严稳重。因此，我们的基本看法是： (1)国徽不能像风景画国徽与图画必须要分开，而两者之间有一种可称之为图案。我们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天安门为主体, 须把他程式化，而使他不是风景画。 (2)国徽不能象商标 国徽与国旗不同，国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挂的，但国徽主要是驻国外的大使馆悬挂，绝不能让他成为商标，有轻率之感。 (3)国徽必须庄严 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我们认为国徽必然是庄严的，所以我们避免用飘带，免得不庄严。至于处理的技术，我们是采用民族形式的。
田汉：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那一种适合人民的情绪，人民就最爱他，他就是最好的。张仃先生设计的与梁先生设计的颇有出入，他们两方面意见不同，非常重要。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讨论决定：
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散会）
张仃等人在 6 月 15 日也提交了他们的修改方案，
其设计说明书如下：
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本文作者评注：是“五角金星”，不是“五星”——五颗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像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 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本文作者评注：未见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的话）
附设计人意见书 在国徽草案设计过程中，因清华大学梁思成诸先生亦在进行设计，为互相充实设计内容与表现形式，故一度交换意见，对梁先生之设计理想，颇表钦佩，我们的设计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宝贵意见，但与梁先生意见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见书，作为补充说明： 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倘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自出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三、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承继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倾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 设计人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西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趣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常皇印象。
设计者：张仃 提供技术意见者：张光宇、周令钊 助理绘画者：曹肇基 通讯处：中央美术学院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五日
(未完待续) 本文为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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