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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三 孟子言圣人之同，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孔子言：“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则必有所试”；不但行不义、杀不辜，虽毁誉亦不可苟，此皆圣人之心。 凡事云有鬼神知之，此意最好。鬼神之为德，无幽不明，无微不察，人心才动，鬼神即知，人则可欺，鬼神则不可欺。知其至明至察而不可欺，此皆为学自修之助也。故子路请祷，夫子不曰不可祷，不曰不必祷，但曰“某之祷久矣”，则知夫子平日所为，无有不可白之鬼神。故《易》曰：“鬼神合其吉凶”，《中庸》曰：“质诸鬼神而无疑”。予尝验之平生，凡有举心动念，鬼神皆临之，不待言语事为之著，而鬼神已知之矣。鬼神之为德，可畏如此，人可不知而欺之哉！ 小学之教，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成于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所谓养其良知、良能，以立大学基本，此为学之先务。今学无传，自幼稚至成童，所急所趋，功利而已。所以人才日衰，世变日下，不可胜言。吾为童子时，见乡里前辈训童（35）蒙，犹以《孝经》、《小学》讲解，以此先人，故当时人才风俗不至大坏；近年识大坏，皆由师道无人，《孝经》、《小学》不惟不知讲，且皆不读。夫举业虽为功利之习，然圣学于此未必不可求，但顾立志如何耳。且时制欲人明经，经存圣人之心，于此求圣人之心，以求圣人之道，非徒资口耳、事文藻而已。今皆不知求，而但事口耳、文藻，此举业之所以为弊也，学者可不知所事哉！ 象山曰：“《孝经》十八章，孔子于践履实地上说出来，非虚言也。”予尝读之，信乎象山之知学知道也，人若不实践，岂知《孝经》之切于身而为圣学之的也！《孝经》一书真不在《大学》、《中庸》之下。 “中庸”二字，“中”字、己尧所谓“允执厥中”。“庸”字、乃夫子所添。夫子于“中”字之下添一“庸”字，千古至道，皆在于此；圣学之明，无过于此。但人终日终身在此“庸”之中而不知其为“庸”，此君子之道所以难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或问周子云“无极”，云“无欲”。程子云“无心”、“无情”，与《易系辞》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36）矩”，又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义相默契。予曰：周子、程子云“无”，其“无”字实本于禅宗，乌可掩哉？《系辞》之云“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盖发明文王《彖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之旨。己《彖传》所谓“艮，止也。”此言其体也，言其止而不动如此，非言无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己《彖传》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之旨。此言其用也，言其动而变通如此，非言无也。凡感则思，通则为。何以言之？思乃心之官也，儒则经世之学也，感必有思，通必有为，“故”者，事因、旧迹也。未有通天下之事因，合天下之旧迹，可无思而无为者。但考自古圣人，凡涉天下之故，曾有何事是无思而成、无为而已者！若禅，感而无感，故无思；通而无通，故无为。若儒，而犹云“无思无为”，此乃王衍之徒，清虚所以亡晋；达磨以来，禅宗之所以乱学也。若孔子云：“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孔子年十五志学，历三十而立，历四十而不惑，历五十而知天命，历六十而耳顺，至七十而始云：“从心所欲，不逾矩”，盖由积累之久，义精仁熟之后，而后云此；若在当年为学，则不可云此。盖圣人于事非不思，但较众人为省力耳。有为正圣人所以经世，岂可言无哉！其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盖孔子每以言语训弟子，（37）弟子皆以言语求夫子，不知夫子之道，皆在于德行。故夫子以此警之，使励于德行，此与“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旨实同。盖天以至诚默存于中，并无言语告诏于人，但见其四时行，百物生，则天之至诚皆可见矣。其诚而存于中者，即艮止之体也。此体天然皆同，所谓“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建其有极”者此也。然夫子言各有为而发，岂可概引以为无思无为之证。且凡圣人之言，必有体用，岂可混体用为一哉？其误甚矣！ 朋友师生之间，道宜直谅，教宜尽心，故古人又有不屑之教诲以尽其教诲，在今日行之甚难。苟不直谅，尽其教诲，无以竭忠告之益，每竭之，或非其人反以此致怨、来毁谤者多矣。此皆予不知人浚恒之故，深用自责，故识于此。 人之应事接物，只宜以诚，且不可用术。诚者、五常之本，当仁而仁，当义而义，当礼而礼，当智而智，当信而信，久则纯熟，自然中道。人无不感动，无不信从，所济甚多，任人搜检，终无破败，久则益彰，所谓“至诚如神”者也。若用术，只是私智，上焉者、虽有奇才异能，伟绩丰功，笼络一世，下焉者、虽有巧谋伪计，笼络一时，久则人必不信，必不感动，不须搜寻，自然破败，所谓“作伪、心劳日拙”者也。昔者盆城括仕齐，孟子曰：“死矣，盆城括！”既而见杀，门人问何以知之，孟子曰：“其（38）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夫小有才者，用术也；君子之大道，诚也。未闻者，未知其诚也，所以必杀其身而已。有志于学者，可不以用术为戒哉！古人云：“宁范我驰驱，终朝而不获一；不愿诡遇获禽，一朝而获十。”此真圣贤明训，凡有志者，所当知也。 宋儒云：“求士于三代之前，惟患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后，惟患其不好名。”此言甚有弊。盖圣人之学，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务，才云好名，则必为名所夺，而不知有道、有德、有仁、有艺矣。此后世所以人才之衰，风俗之坏，皆由于好名，好名可不为深戒哉！ 今日师生朋友，皆不以求道、立德为心，而以称誉、布名为事。故相与议论之间，切磋为最难，稍涉切磋，每致怨忌，故皆以便佞、善柔为得计，此实道实德之所以难成也。吾党于此，非真有志，何以自力？ 象山曰：“见人标末盛，便荒忙，却自坏了。”此言极切今日之弊，不可不深味也。 学以致知为先，必真见物则之当然，不容已、不容增、不容减方有得。自语默、动静，至辞受、出处，至利害死生，无一而非物则之当然。若尧之禅舜，舜之禅禹，禹之传子，（39）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文王之三分事殷，伊尹之放太甲于桐，微子之去纣，箕子之佯狂为奴，比干之谏而死，太伯、仲雍之逊季历，皆物则之当然也。孟子言：伊尹、伯夷、孔子，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子思言“威仪三百，礼仪三千”，“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皆物则之当然也。 吾乡士子，资质颇有可语者，予极欲成之，只是好虚名，不肯实用工。或有所沮，或有所畏而不敢，虽有信者，亦为惶惑而懈怠。予之所欲成者，圣贤道脉，彼之所沮惑者，援党求胜；彼所欲胜者，但知目前势利之为大，而不知道脉之系，实千载之一时；失其时而未光，不惟斯道之不幸，亦吾乡士子之不幸也。 昔以道心致人非笑者，由以禅学为宗，别立一种言行，人见其迂阔不近人情，故皆非笑之。此岂人之过哉？皆在我有以致之。惟实明圣人之学，则言行无迂阔皆近人情，真有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矣。 学者读书极难，四子、六经之外，有宋儒濂洛关闵之著作、注解，此外又有性理群书：《性理大全》、《近思录》、《近思续录》、《伊洛渊源录》、《伊洛渊源续录》、《理学名臣录》，此外又有何北山、王鲁斋、吴草庐、金仁山、许白云、方逊志、薛敬轩、吴康斋、陈白沙、（40）胡敬斋诸君子之文集及注解之类多矣。要皆不出宋儒之学，其源流皆本于宋儒，而非尧舜以来之传。其言满世，况为时制所重，资以取士，学者不能不读，亦未可尽非，亦未可尽是，要皆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若真有志圣人之学，则必当有辨，此读书之所以难也。 近日士大夫作文每事欺诳，惟任己之好恶，因时之趋尚，因人之所欲，肆口言之，略不检核，以究理之是非，事之诚伪，此实文字之衰，风俗之弊。吾见赵东山为宋太史作《潜溪集后序》，有不安，以书与宋太史请改之，书曰：“鄙文中有数字未安，其一二处恐是绣梓时改入者，笔稿日新多却一‘而’字，似不可读。前辈云，文章如铁墼子累墙，区区何敢言此，然‘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固昌黎律令也。‘久游于黄公之门’，添一‘久’字，味便浅，不若无之，有包涵。旧云‘侍讲黄公’，官当在姓上也；曰‘文献黄公’，则姓不可在谥上矣。‘最是’后面有‘二公之所指授’两语，而前出‘先师’二字，攀附矜恃之章，遂不可掩，使虞门先进见之，岂无兀者齐执政之讥乎？虽然，又有请焉，弟子称先师，三代遗礼也。但后世事体，各自不同，汉儒传授甚陋，然得称先师者，以其专门也；当秦火之后，固以经学为重矣。后来如韩欧门人最多，然曾（41）子固出于欧，陈无己出于曾，其师资分谊又非如韩门弟子、苏门学士而已，二公乃未闻有先师之称。关洛门人终身严事，宜称先师，而文字间未之见；至朱子没，门人始皆称先师，则事体又非汉儒比矣。虞先生海涵地负，广大精微，又尝显仕于朝，区区登门最晚，管窥蠡测，韩太师包子厨中缕葱丝者犹有愧焉，故平日窃尝称学生，称门人，独不敢称先师，此一节自合就正。”观此一书，可知前辈作文之不苟，即此不苟，则知凡学者皆不可苟也。 《论语》曰：“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集注》以为不知何谓？盖圣门之学，以言行为先，此乃言也，言之称谓，皆学者事，不可不知。夫子偶因弟子有不明者，故举以教之，记之于此。可见圣人之学，小大精粗，无所不尽，此亦“入太庙，每事问”意也。非若后世学者，知其大则忽其小，知其小则遗其大。又如今人，欲敛饬则事足恭，安怠惰则事焰慢，凡语言、称呼、交际、礼仪所在，惟意而出，略不思其理当如何，此皆学之不明，今之通弊也。 或有以戏子喻士大夫者，此言最切中今日之弊，云：“戏子登场，或为忠，或为孝，（42）或为喜，或为怒，或为廉洁，或为贞淑，或为抗直，或为执法，或为义行，或为事业，皆非其真；只欲看者喜欲，觅些赏钱而已，及下场依旧一戏子。”此言，吾党极当知而深省，庶几于道有得。 学者常要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不可一时放之散乱。稍起妄念，即思究破，若放散乱，便成荒失，渐堕肆戾，气质无由变化，乃谓气质素禀得如此。然不知只当初不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即《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文王所谓“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也。此言其性之体如此。孔子所谓“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是也。若言其用，《大学》所谓“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孔子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若求其要，常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此孔子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也。此予所谓“艮知其止，以存其心”是也。即此存存，谓之有乎？谓之无乎？以视无极、无欲、无心、无情之云何如？如儒、释之所以分也。 《易》曰“艮其止”者，言艮之德，在于止也。曰“止其所”者，止得其所也。《大学》（43）曰“知止”者，知其止之所也。凡物之止，皆不可强，皆有自然之止，况心之神明出入无时，非知其出之所，能得其自止乎？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云“安”者，盖以人心之动，惟“安”为难，得其“安”，则得心之体矣，故曰“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安而动，皆妄动也，故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此极言妄动之非，所以去道之远也。能不妄动，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千古圣学之的也。（44） 卷第四 今之论治者，…（45－54）论政事（略） 卷第五 典籍所载，乃天地万物之理，及圣贤君子言行，恶可不讲求？但要知古人远取诸物，则必近取诸身，理义人心所同，彼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必于吾心独知之地实致其力，必求仁，必求道，必求德，不使一毫不尽，则此心之理，建诸天地，考诸三王，徵诸庶民，质诸鬼神，百世以俟圣人，以验其悖与不悖、谬与不谬、疑与不疑、惑与不惑、可徵与不可徵，而益致其克己之功。必如孔子所谓：“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颜子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所谓：“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求其如舜而已矣。”如此自励，益坚其志，益精其心，读书有何害哉？但缘后世儒者，不知求之吾心，专于纸墨之间，求其陈迹，拘拘而依仿之，致失天理之当然，所以为读书之害也。 《大学》之道，“成己”、“成物”而已。“成己”者，“明德”、“亲民”之事也；“成物”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成己”所以“成物”，合内外而一之也。其用工之要，只在“致知在格物”一句。何哉？人心之本，独知而已，仁、义、礼、智、信者，人心独知之（55）秉彝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者，人身所具之五伦也；家、国、天下者，人身所必有而不能无也。凡此之理，始于知，发于意，出于心，成于身，故《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民也，所谓蒸民，乃天之所生也。物者事也，有君臣则有君臣之事；有父子则有父子之事；有夫妇则有夫妇之事；有长幼则有长幼之事；有朋友则有朋友之事；有其事必有其则，所谓“有物有则”也。则非外铄，皆在人心独知之中，所云“至善”者在是。但人生不能无习，人心不能无染，若不知慎独而致其知，而去其习染之私，则明德日蔽，蒸民不亲，“成己”、“成物”之道皆不获止于至善矣。夫所谓慎独以致其知者，己《中庸》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论语》所谓“克己”是也。只看所遇何事，如在于君臣，即于此求尽君臣之道；如在于父子，即于此求尽父子之道；如在于夫妇，即于此求尽夫妇之道；如在于长幼，即于此求尽长幼之道；如在于朋友，即在此求尽朋友之道。求尽其道于吾身，则吾身之物格；吾身之物既格，然后家、国、天下之物皆由之而格矣，故曰“致知在格物”。盖人人有知，皆含天性之灵而备万物之理，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是也。其理必尽人伦之道，而一毫不容差爽，所谓“民之秉彝，好是懿（56）德”是也。故孔子读《诗》，特赞此为知道；孟子论性善，而特引此以明之，盖以此诗深合“致知在格物”之旨也。知用功只在于此，则知所先后而近道矣。故自此句以上，至于“欲明明德于天下”，皆有“先”字；故自此句以下，至于“国治而后天下平”，皆有“后”字。“先”者，先此皆无所致力也；“后”者，后此亦无所致力也，则知工夫只在此一句。又自“所谓诚其意者”，以至“没世不能忘”五节，皆明“致知在格物”一句工夫。其的实精密，始终本末，无一不具，以视紫阳《补传》，相去何如？于此不惟见古人学问之精，其文字之精亦非后世所能及。学者苟知天下之理只在独知之中，而尽其致知之功，则“成己”、“成物”之道毕矣。 尧令四岳“明扬侧陋”，四岳荐舜，则先举其事实及用工之要，以见其圣，曰：有鲧在下，曰虞舜，其父瞽瞍则顽，其继母则嚣，其弟象则傲，在常人必不能谐，必不能尽其道，舜则克谐以孝，可谓能尽其道矣。然所以能尽其道者何？曰“蒸蒸义，不格奸”，盖父顽、母嚣、象傲，皆其奸也；舜与之处，稍有不谐，舜即凡责于己，曰必我为子之道有不尽，必我为兄之道有不尽，以致如此，更无一毫责怨其父母与其弟，亦不以之为奸而欲正之，所谓“不格奸”也。如此，日有不善而日反诸己，则（57）舜之道诚矣。诚则父视之只见其孝，母视之亦只见其孝，弟视之亦只见其友爱，如此，则必能感动其心，则必能信之，信之则必从之而变化，所谓“蒸蒸义”也。故曰“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若此所谓成己、成物之至也，乃夫子所谓“君子之道四，而某〖丘〗未能一焉”者也，实千古圣学之要，不明于世久矣。 四岳举舜，既言其能处顽父、嚣母、傲弟皆尽其道可谓圣矣；但是鳏夫，不知其处室家何如，故尧又欲试之，降以二女，则必以一为妻，以一为妾，二女同居，志不相得，最人之所难处，若能刑于二女，使之和乐而不失其道，则舜之过人远矣，所以授之以位而无疑。《中庸》言君子之道难尽，而指其尤难者，必以夫妇妻孥为言，而言为人伦之造端，而又言其“察乎天地”，盖明天地配合之有期，以明男女会聚之有时，以为君子修道之要。人若不知，而惟纵欲之无度，则室家之道，必有不宜，妻必妒其孥，孥必怨其妻而不乐，则父母之道，乖离不顺，以此教育其子，则其兄弟必有不翕，人伦之道，由此皆不尽矣。此乃夫子闺门衽席之教，其他弟子皆不获闻，惟子思于家庭之间闻之，故特著之《中庸》之中，恶可忽哉？ 人之才，必知道而后大，故其用不亏；若不知道，纵使有才，施之人情，必有不（58）宜，用之辄穷，但可谓小有才，而不足谓之才矣。 《易》曰：“过此以往，未之或知”者，是至诚之道如此。凡人未至至诚，其事犹可测；既造至诚，则其事不可测矣。盖人情之难翕合者，至此而皆翕合；人事之难济者，至此而皆济；皆出常情意料之外，故曰“未之或知”也，故君子修道，惟勉其诚而已。 紫阳分戒慎、恐惧为静存；分隐微、慎独为动察。静存之际，为而无所闻，目无所见，故曰“虽不见闻，亦不敢忽”；直至下节方云“迹虽未形，几则已动；人虽未知，而己独知之”，则分慎独、戒惧为二事矣。故又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窃详斯言，是以人心独知之先别有虚静之体、无闻无见之时，致其静守之工，为天理之本，岂不谬哉！此说原于释氏下乘，故禅宗之诗有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紫阳每诵之以训门人，故所著《太极图解》及《调息箴》，皆可见矣。且《调息箴》最为平生用功之得力者，以此分静存、动察，则并所谓独知者亦非本体之知、万物皆备于我之心，（59）故不得不更于外物旧迹之间而求其格式形似者而依仿之，而别为穷理致知之说，其势然也。其门人黄勉斋所作《朱子行状》亦云：“终日考求检阅，倦则瞑目端坐，少顷则又考求检阅。”皆其实迹。此说又本于伊川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所谓“敬”者，实非文王“缉熙敬止”之“敬”；其所谓“致知”者，亦非《大学》之所谓“致知”，故伊川于游杨侍立，瞑目端坐，而不知门外雪深三尺，盖伊川之学，亦由下乘而来，故其说与紫阳契合。紫阳平日之所尊信，亦惟伊川而已，故紫阳《大学补传》，只采伊川之言以附会之。至于今日，凡论圣学而失尧舜精一、孔门致知之旨者，或由下乘，或由上乘，皆自以为致虚，皆自以为无意、必、固、我，而不知皆堕于空虚，而不足以立天下之大本，经纶天下之大经，皆由此说误之。（60） 卷第六 天赋人此理谓之命，人受天此理谓之性，性即理也。其所以分，理是泛言事物之理，性是专言在我之性；虚的是心，实的是性。 程子曰：“去不仁则仁存”，此言最切。又曰：“仁载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谓义，履此之谓礼，知此之谓智，诚此之谓信。” 又曰：“仁者在己，何忧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也，‘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之谓也。若颜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 慢易之态，戏虐之言，利欲私邪之心所由生也。 敬者，天命之所以流行也，衽席之上，一有不敬，则天命为之窒也。 伊川先生疾格，门人有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才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此乃伊川晚年进处。盖人之所以为学，皆分内当自尽者，非是欲如此用，方去如此学，才有一毫欲用之意，便根本不是，便为外驰，便非圣人为己之传，后世出处不明，皆由于此。且圣贤用处，惟尽其在我，皆（61）是物来顺应，如治国、平天下，如居一官、尽一职，皆尽其心之所知，无所不用其极耳，故自然定当，自无纤介凝滞，而功业先被于天下后世矣。 用心有二等：纯从天理用心，愈用则精神愈完而心愈明；若略向人欲上用心，用之则精神日耗而心日昏，故众人之聪明每不及于前时，而圣贤之知识常与日皆新。然今日学者不可以用心，不可以不用心，毫厘之间能有以辨之，则圣人之学在是矣。 朱子曰：“虽有过人天资，也下迟钝工夫始得。”此言最切，无天资者既不足以窥其大，有天资者又不能自力以致其精，此圣人之学所以难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焉，不如某〖丘〗之好学也。”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又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岂亦迟钝之意乎？岂为谦己诲人而哉？夫天资莫过于夫子，其言自尚如此，尽之恃天资而不用力者果何为哉？ 学者于凡日月事为之间，勉勉其志，必有以见其当然之理而不容已处，方为有益。若有一毫可以学、可以不学，可以为、可以不为之心间之，则虽终日端坐，终岁（62）诵习，皆为无益矣。 心存无适者，敬也。常存而无失者，致知穷理之要也。故敬者、明诚之本也，明而诚，圣人之学在我矣。 学者能以圣人之志深自体究，以验在我之志何如，忽焉不知，其心常若有所持循，不能一刻放下，方为善学。 观天地之物虽无穷，究天地之理则可知。由可知者而观之，则天地之物尽矣。 观日月之盈虚，则可以知阴阳之消长；观阴阳之消长，则可以知天地之终始。 程伯子曰：“忠信为基本，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此乃乾道，由此可以至圣人。 延平先生曰：“但长存此心，勿谓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亦“允执厥中”之意欤！ 程子曰：“性静者可以为学”，静是寡欲。 气之轻而清者为天，轻清上浮，此天之所以为高也；气之重而浊者为地，重浊下坠，此地之所以深也。天包于地，是轻清者外运而动健也；地藏于天，是重浊者中凝而静（63）顺也。动静者，天地之气质也。健顺者，天地之性情也。 天地者，阴阳二气之凝合也。合而言之，则天地同一阴阳；分而言之，则天地各具一阴阳。若以其性而言之，则天者纯阳，故至健而动；地者纯阴，故至顺而静，非曰天之体即阳也、地之体即阴也。 草木孕育于冬，发生于春，盛长于夏，萎落于秋，此一气之消长也，于此知天地之运化。 鬼神者，阴阳二气之主宰，而即其发见之象、变动之几是也。故程子曰“造化之迹”，张子曰“二气之良能”。然分而言之，则神为阳而鬼为阴；合而言之，则阴阳之长而伸者为神，消而屈者为鬼，长而伸故神显，消而屈故鬼幽；又合而言之，则神之伸而未见者为幽，伸而可见者为显，鬼之屈而犹可见者为显，屈而不可见者为幽。 以其形体而言之，谓之天；以其主宰而言之，谓之帝。形体者、物也，主宰者、鬼神也。 祖考既死，魂升魄降，则精神已散而不在。祭祀之际，全以我之思慕诚敬之心，感其既散之精神而聚之。盖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也，我之精神既聚，则祖考之精神不外矣。祭祀而不诚敬，与不祭何异？（64） 立法严于朝廷，行法恕于有司，此至治之道也。夫严而不遗，则为恶者必有以自禁；恕而有容，则改过者又得已自新，唐虞三代之法，盖如此也。 凡为学才有纤毫未明、未安处，即当阙其疑殆，益加笃志反躬，思索弊病之源，然后所知益明而所行必固。如不阙疑殆而苟焉迁就，则旧学皆废，所见反为之病，故孔子以阙疑殆教子张，其示学者至切矣。 凡读经书只平本心读之，不须强为意见揣度；如有不通，亦不须强用搜索引证，可阙则阙之，只笃志切己，虚心涵泳，自然得益，则无往而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励之功。若才有意记忆，待讲说、资词翰之用，则心便生碍，便不得天理精熟，转头忘记，与俗学何异？此年来用工之方觉者。 人事稍退，偶与二家兄考论过失，默坐夜分，思近者不幸横罹多故，既乏朋友之助，且风俗不古，本心真体，日就昏扰，旧病私习，隐隐滋蔓，皆不自觉，谋画无度，处事愆义，以来疑谤，岂皆外致也哉？断自今夕，痛惩刮磨，用功立志，宜自刻骨。 处事少宽裕气象，只是私心，太以事为重。 “情不可过，会不可数，抑情以止慢，疏会以增敬，终身守此，然后故旧可保。”此（65）白沙先生之言，因一门人不敬而发也。然道非要人敬者，但不敬则不以为重，不重则不信，不信则无传，先生之意也。寒乡俗弊，人心偷薄，自修非易，独立犹难，可不知所自贵自慎也哉？！ 近来用功，虽有是处，只是不曾着实理会，优游放过，所以颓惰昏塞，皆此故也。象山先生云：“善学者，如关津，不可胡乱放人过。”此言最好，便西方之学，只是不容易放过。 利、害、毁、誉、称、讥、苦、乐八者，古人谓之八风，非自能动摇人，所以能动摇者，只缘自己先有此等私心，潜藏在内，偶其一触便动，究竟只是有我一心，不曾只是理会洗涤，去教洁净也。 君子从天理，而日进乎高明，故上达；小人殉利欲，而日流于污下，故下达。君子小人，殆毫厘间耳，可不谨哉！ 凡事只在毫厘之间，便有天地悬绝。 凡事不知不觉，皆是论成败意思多。 黄楚望论明《易》以明象为先，此意最是。其言曰：“一卦有一卦之象，一爻有一爻（66）之象，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阴阳消长。”盖象非别自一物，即理之形见而可象者，故谓之也。 《同人》取六二、九五得中响应之义，为同人之至，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至六二爻辞，则曰“同人于宗，吝”；九五爻辞，则曰“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以一卦之辞而先后忽异，何也？盖全卦之理，以无心而理自同者，故为天下之至同。二爻之用，以有心而欲同者，岂能合理？故遂不得与天下大同之义。圣人作《易》教人之意于此切矣，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是故隐微之中，幽独之际，学《易》者可不知畏哉！ 君子立身，必以圣人自待，三代以下人品恶足为志？眼前流俗声利之习，可一毫容心哉！未有立志不高而能成身者。 志气最易汩没，略放下即颓坠不振，孔子平生只笃志而已。“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当时弟子孰能及此？惟颜子“语之不惰”，庶几似之，不幸短命而死，此圣学所以无传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焉，不如某〖丘〗之好学也。”盖不如者，不如圣（67）人之笃志也。 为学只在励志，常励志则不息而久，久而不息，所以诚身。 近日朋友颇觉有竞心，此意最不好。 人我之心，为害极大，败性陨身，坏乱天下国家，无不由此，故释、老亦以此为第一关。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此言最切。人而不知命，则日用事为无往而非害心者也。不知命则凡事放不过，打不开，其为害心非细。虽然，事物之来，各有其理，须当尽吾之心，穷尽其理，则当×之于命处而委之，庶无卤莽而德日新。此事看得太重，便不能虚心观理，以致过失纷然，只缘不知命也。 邵子曰：“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不在人事上理会到极致处，则性终不明，道何由著？上等用功无所窒碍，只缘大端打得透。此理分明多在目前，只知之者鲜；上乘释、老亦在此处著力，岂可忽其异端而不知其所用工哉？ 人须知尊德、乐道，方能自立，若不知尊德、乐道，汩没世事，终为流俗而已。孟子曰：“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之，亦嚣嚣”，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68） 人能择善固执，则旧习自除；若非择善固执，则叠来并至，何处驻足？择善固执即是存养，其要只在笃志。 “人皆可为尧舜”，此言分明实理，然所以不到者，只是将就过，一刻将就则错一刻光阴，一日将就则错一日光阴，一岁将就则错一岁光阴，若不及早自振奋、自克励，等闲过去，到百岁亦只如此。 程子曰：“不学则便老而衰”，此言极切。韩子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今日身上分明见得是如此，只是不笃志为学故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精诚一致，日新无已，圣贤之心可见矣。 吾人学问所以不进者，大率有三过去：平时只将就过去；有过失时只迁就过去；有患难时只苍黄过去。如此过了一世，便有资质也无用，便有志气也无用。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望道未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思四事，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69）“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疏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子“不迁怒，不贰过”，“终日不违如愚”，“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同一精勤之心。由此观之，圣贤之为圣贤，岂有他哉？只在笃志不息而已。故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不如某〖丘〗之好学也。”好学二字，可易言哉？ 曾点狂者，行有不掩，言志，而夫子独取之，盖取其奋发超迈，恬然事物之表，有似天地气象，非复势利之可拘也。 脍炙所同嗜也，羊枣所独嗜也，故曾子食脍炙而不忍食羊枣。可见君子于凡天下之理，其所当为与不为者，非以求异于俗，以立为善之名，但顾情之所安与不安耳。孔子取狂狷，以其无利欲之心，便可以进道，非谓狂狷足以尽道。曾子言志之时，盖已得夫子磨砻裁正之力，故其所见超然如此，不可概谓行有不掩。 “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体认至道之言。 孟子“说大人则藐之”一章，盖在当时必有所为而发，非是教人交接大人之道当如此。若论交接之道，则如孔子“与上大夫言，喑喑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岂可一例藐之？若学者于凡交际之间，先横此胸中，其为害理何如？若理明之人，使见（70）王公大人，不须藐之，而自无畏摄；有所畏摄而徒欲藐之，只是理不明。及观孟子“堂高”、“侍妾”、“般乐”之言，则知必有所为而发，亦可以见孟子英迈之禀。人若无此等资禀，于道终无担当也。 为学之道，莫先于择志，择志既精而一，则学不期进而自进，不期得而自得矣。 释氏之志，在于出离生死，以全神无漏为事，以此为大。其平时所求，只在于此，他事一切不管，最简而径，然犹极其勇猛，竭其精勤之力，方能得道。吾儒以道德为志，而不外乎天下国家；苟非坚苦勤劬，以至至精至一之地，何以能有得也？ 每因家用不给，内外嗟怨，逼迫不堪，遂起货殖之心；久而不返，锓锓变志，与市井鄙夫何异？若不猛省，痛自扫除，将何入道？ 所志不同，行藏已异，恶得不为鄙俗之所猜忌？猜忌不已，横逆之来，固其所也，何怨尤哉？ 横逆之来，最可进德。 凡百嗜欲之念，才有一丝之微，萌动于心，不痛搜抉澄去，近则数日，远则旬日及数月，虽无所为，必于梦寐见之；既形梦寐，则精神意气可知矣，更说何学？可惧，可惧！（71） 日间偶与友朋观旧作，不觉少年豪负之气涌塞腔子；夜深寤醒，痛自惩察，才知年来过尤悔吝，皆为此气所使。此等气本来刚锐，欲以上人，凡百所遇，必欲求胜，皆从此起，此所谓意、必、固、我之私，若不痛自洗刮一番，虽日用工，终为此气所汩，能有成哉？ 学而不明，不能造道，只缘遇事将就者多，及为旧时读书意见所蔽。深省支离之病，只是习气惯了，平时不曾着实于心体上用工。虽时时检点，只是于言语上修整要简好，略遇事重，不暇修整，且要简好之意，又不能忘，故益致支离。 枕上痛省所以学之不成、懈惰优游者，平生虽志远大，然浅近之机，实未洗涤洁净，故小得而喜，小成而足，不知不觉，日复一日，为害何如？！ 人之精神要用，须时时提醒，才放宽，便涣散，盖心体纷杂，虽无事而精神常为之分。神分则气散，气散则神益分，古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常用之道也。 不度浅深，妄欲干人，是纳侮之端虽小，其失已大，宜当深戒！盖平日于事，只是意、必、固、我之私，未能忘也。 读书不能记，只是诚意不至；若诚意常至，则无有不记。言语繁冗不当理，文字（72）无精彩，亦皆是诚意不至。《易》云“修辞立其诚”，立此诚意而已。 言语夸诞冗长，只原于克、伐，克伐得间，只是诚意不存。 心、一也，以其发于人欲，故谓之人心；以其发于天理，故谓之道心。人欲亦本体之有，常动而不安，故曰“危”；天理易汩没于欲，常隐而不明，故曰“微”；惟能精而一之，一以守之，念念不失，圣学之方也。 自克、伐、怨、欲而动者，人心也；自仁、义、礼、智而动者，道心也。克、伐、怨、欲固非性有，亦非形气之中所自有者，乃习闻习见之所致也。禀之清者，则闻见无自入；禀之浊者，则为闻见所染而有克、伐、怨、欲之私。四者之来，皆人事之所必有者。贤愚寿夭，贫富贵贱，众寡强弱，常参错而不齐者，乃克、伐、怨、欲之所由生也。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所以言慎独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所以申言之也。于此笃志，不使纤毫有忽，此尧舜精一之传也。 凡今之所谓豪杰、所谓学者，其实不曾脱得功名富贵窠臼。若此窠臼不脱，纵使凌高厉空，只是世俗之人，恁生做得圣贤事业？孔子谓颜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73）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夫子分明见得当时之人与在门者皆不能脱此窠臼，惟己与颜子能脱之耳。 记言之道，非徒记师言，己之言亦在此，即此是学也。须要有次第，有大小，有轻重，整整不乱，清切明白，方为得体。朋友有记予言者，多失予意，只为不实用工，故如此。（74）
明道编跋 斯集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也。何明乎道尔？病学术之偏晦之也，学术正而后斯道可明焉，前乎千百世者可见，后乎千百世者可知也。以言乎要，则虞廷“精义”二字以尽之矣。古今为学术异同之辩者赜矣，或失则内，或失则外，或失则上，或失则下，是皆病于空虚支离，涉于想象，吾弗敢信焉尔。然则君子曷信哉？信诸天理焉耳矣。天理者，吾心中正之本体也。学者×××××心，以复其本体，徒比拟文义，依凭言语×××××陈迹，以为吾学圣人，而不至已陷于五×××××。先生深为此惧，因慨始之多言塞道，本×××××以斯道自任，顾谓四方来学者曰：“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有未莹，乃揭艮止、执中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学者的确工夫，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鼎尝与闻绪言之教，窃窥先生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是故高明配日月，广大配天地，其唯圣人乎！尧舜周孔圣之至也，而今有以寻其坠绪焉，谓非天启斯文乎？先生著述六经，研核百氏，折衷群言，指摘正（75）救，不遗余力，岂为千古圣贤争名哉？推其志，期于道之明焉耳。使今日之道明，则濂洛诸儒之道明；濂洛诸儒之道明，则千载以前圣贤之道明，庸讵至昔日之有诸儒、今日之有我耶？不得其意而徒区区绳墨是守焉，其亦未知先生忧道之意矣乎？ 嘉靖庚戌春三月望，黄岩儒学教谕、门生吴国鼎顿首百拜书。（76）
〖跋〗 《久庵日录》者，录家君平日用功体践之言也。家君自弱冠即志圣贤之学，六经孔孟之言，无不精蕴于心，为志道、据德之实；既而发诸言语，皆先贤之所未发，为千载绝学之宗旨。自家庭、乡党以至立朝事君、动静出处、语默取予、日用躬行，罔一或违于斯。是录也，诚有功于圣门，岂惟承德为人子者之私哉！录凡八卷：以晚年所记六卷置诸卷首，以见家君发明正学精深，无入不自得也；以旧日所记二卷，置诸卷末，以见平生工夫真切，无一时之间怠也。乃并诸门人原所记《习业录》四卷，共为十二卷，总名为《明道编》，谋诸梓人，以告诸同志共勉焉。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吉旦，男承德百拜谨书。（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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