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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江户幕府贱视与重视清朝的矛盾现象分析日本江户幕府未与清朝建立官方关系，但却利用各种信息渠道，搜集清朝的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方面情报。所获情报种类多样，既有语言情报、文字情报，又有实物情报。就其搜集渠道而言，唐船贸易渠道最为重要。江户幕府实行锁国......  三、江户幕府贱视与重视清朝的矛盾现象分析 日本江户幕府未与清朝建立官方关系，但却利用各种信息渠道，搜集清朝的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方面情报。所获情报种类多样，既有语言情报、文字情报，又有实物情报。就其搜集渠道而言，唐船贸易渠道最为重要。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仅开长崎一港对外通商，而且除荷兰外仅允许中国商船赴日贸易，这充分显示出其对清贸易的重视。唐船贸易的存在亦使长崎成为江户幕府清朝情报的主要源地，但因其部分情报的片面性和模糊性，长崎情报无法完全满足幕府需求。萨摩藩的清朝情报多为琉球赴清使节的亲历亲闻，现地性极强，对长崎情报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日本漂流民的情报虽然带有较强偶然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幕府清朝现地性情报的不足。对马、松前两藩虽未成为其获取清朝军事情报的有效渠道，但两藩确曾展开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锁国体制下，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情报活动在整体上是被动的，但无论是其对贸易信牌的有效利用，还是不同情报搜集渠道上的连动表现，皆显示出其搜集清朝情报的极高的主动性，此亦恰恰表明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的重视。 日本江户幕府如此重视清朝，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日本江户幕府看来，清朝是其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对手。日本原本即为华夷秩序中的极不安分因子，16世纪末开始数度挑战中国在华夷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丰臣秀吉于1592年、1597年两度入侵明朝属国朝鲜并欲假道朝鲜征服大明，宣称“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朝之版图”(60)，甚至决定了征服明朝后的“大唐关白”人选(61)，试图取代中国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1609年，江户幕府建立后不久，萨摩藩获幕府授意武力征服明朝属国琉球，迫使琉球纳贡称臣，再次挑战中国。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江户幕府一度试图恢复明日勘合贸易，但其已将明朝颁发的“勘合”和日方颁发给海外贸易船的“朱印状”置于同等的地位，同时宣称，日本“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62)，内心期望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目标并未改变。17世纪30年代，日本江户幕府在恢复勘合贸易无望的情况下，建立起以朝鲜、琉球为两翼的“大君外交体制”，独立于中国朝贡体制之外。“大君外交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形成，日本最终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满族兴起打破了东亚原有的军事平衡，建立起较明朝更为强大的清朝，并逐步成为东亚华夷秩序新领袖。崛起过程中，清朝显现出强大的军事冲击力和政治颠覆力，江户幕府由是担心其精心构建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为清朝所颠覆，日本再次沦至华夷秩序的从属地位。鉴于此，日本江户幕府始终视清朝为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对手。 其次，清朝是日本江户时代经济贸易上的重要伙伴。日本每年经由商船贸易渠道进口大量中国商品，包括生丝、纺织品、砂糖、药材、矿物、染料、皮革、文化用品等。1683年，进口中国商品种类高达142种(63)，足见贸易覆盖面之广。仅就生丝和砂糖而言，据推算，18世纪初，西阵织造业的从业人口约占京都总人口数的21％，而西阵织所用原材料——生丝的57％则依靠中国进口(64)；1721年，中国砂糖的主要产地之一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新井白石听闻后，即预言当年砂糖价格必将上涨(65)。中国商品对日本国内社会生产、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清朝不仅是日本江户时代主要进口来源国，亦是其最主要出口商品——铜的最大出口市场。清朝前期中国铜产量严重不足，每年皆需购入大量日本棹铜以保证铸造制钱所需铜料的供应。1674年至1700年间，清朝年均购入棹铜3058741斤，是同期赴日荷兰船年均购铜量的1.3倍(66)。后随云南铜山的开发，清朝铜供给不足的状况得到缓解，但因滇铜质量较差，清朝仍然每年大量购入日本铜。据任鸿章统计，1684年至1851年间，清朝购入日本棹铜总量高达三亿三千万斤(67)。江户幕府时期，清朝是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国家经济利益亦是促使江户幕府重视清朝的原因之一。 再次，地缘上的临近与自己安全利益高度相关。清朝政局上任何大的变动、对外政策上任何大的调整皆会波及周边邻国，甚至直接危及周边邻国的国家安全，作为东亚社会一员的日本亦不例外。1646年，清军攻陷福州，隆武政权灭亡。江户幕府听闻后，担心大陆动荡外溢，害怕清朝乘势攻击日本，迅即向西国大名下达了警戒外国船只、加强海防的命令(68)。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战事席卷大半个中国。消息很快传至日本，大老、老中等幕府高层齐聚一地听取了林春常的解读(69)。江户幕府虽未被直接卷入，但最终亦因靖南王遣使琉球求取硫磺而被牵扯其中(70)。“三藩之乱”后，清朝愈发重视中琉关系，对外政策的制定亦尽显对琉球的优待。鉴于琉球在清朝朝贡体系内陆位的上升，江户幕府要求萨摩藩主妥善处理萨琉关系，同时密切留意清朝动向，并于1719年最终确立了对清朝隐蔽日琉关系的政策(71)。近世琉球中日两属，江户幕府始终担心琉球问题引发清日间武力冲突而使日本陷入危险境地。江户幕府期的日本，国力较为弱小，尚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实力，地缘上的临近使其始终抱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 江户幕府一方面贱视清朝，另一方面却又重视清朝。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但贱视清朝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如此看似矛盾性的对华观，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基本特征。 注释： ①[日]林春胜：《華夷変態序》，[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一，东京：东方书店，1981年，第1页。 ②关于江户幕府的清朝情报研究，日本及欧美学者的代表性成果有：[日]浦廉一：《華夷変態解題—唐船風説書の研究》，[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首，第176页；[美]劳纳鲁德·托比(Ronald P.Toby，日文译名ロナルド·トビ)：《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日]速水融、永积洋子译，东京：创文社，1991年，第95-135页；[日]细谷良夫：《三藩の乱をめぐって—呉三桂の反乱と楊起隆、朱三太子事件—》，历史学研究会编：《戦争と平和の中近世史》，东京：青木书店，2001年，第111-144页；[日]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大阪：清文堂，2009年。中国学者涉及此问题的代表性成果有：华立：《“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王勇、孙文：《〈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③《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④[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三十九“十七年七月丙辰朔”，汉城：探求堂，1982年。 ⑤[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十八年五月乙未”。 ⑥《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己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⑦《备边司誊录》“丙戌十一月初六日”，汉城：民族文化社，1982年。 ⑧[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十七“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 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顺治四年二月癸未”。 ⑩[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十，第498页。 (11)[日]日野龙天编：《鵞峰林学士文集》，东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第509页。 (12)[日]林春胜：《華夷変態序》，[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第1页。 (13)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14)[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一，第11页。 (15)[日]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第502页。 (16)[日]林韑编：《通航一覧》第六册，东京：国书刊行会，1913年，第117页。 (17)[日]石井民司编：《漂流奇談集》卷首《韃靼漂流記》，东京：博文馆，1900年，第1-12页。 (18)朱绅：《偶纪序》，[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京都：关西大学出版部，1995年，第3-4页。 (19)《清朝探事》，[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113页。 (20)《清朝探事》，[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115页。 (21)《清朝探事》，[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116页。 (22)[日]菅俊仍：《和漢寄文》卷三，[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京都：关西大学出版部，1986年，第230页。 (23)牛建强：《从风说书看日本德川幕府对对清朝形势的关注》，《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4)[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王勇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25)[日]大庭修：《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东京：东方书店，1980年，第131页。 (26)[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中册，京都：关西大学出版部影印，1981年，第458-480页。 (27)[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下册，京都：关西大学出版部影印，1982年，第385-511页。 (28)[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下册，第513-527页。 (29)[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下册，第231-233页。 (30)《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33、38页。 (31)《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39、46、49、50页。 (32)《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60页。 (33)《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63、70、75、83页。 (34)[日]佐伯弘次编：《分類紀事大網Ⅰ—対馬島宗家文書資料集1—》，果川：国史编纂委员会，2005年，第64页。 (35)[日]佐伯弘次编：《分類紀事大網Ⅰ—対馬島宗家文書資料集1—》，第75页。 (36)[日]佐伯弘次编：《分類紀事大網Ⅰ—対馬島宗家文書資料集1—》，第78页。 (37)[日]松前町史编集室编：《松前町史史料编》第一卷，北海道：松前町教委，1974年，第78-79页。 (38)[日]鹿儿岛县维新史料编辑所编：《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雑録追録3》1485号，东京：严南堂书店，1973年，第593页。 (39)[日]鹿儿岛县维新史料编辑所编：《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雑録追録3》1486号，第593页。 (40)琉球于鹿儿岛设置琉球假屋，每年派遣亲方级官员常驻，负责萨琉间的联络。 (41)萨摩于那霸设置萨摩假屋，任命家臣为琉球在番奉行，监视首里王府，虽被禁止干预琉球内政，但负有对琉球的中国朝贡贸易进行监督和武器管理之责。 (42)[日]琉球王国评定所文书编集委员会编：《琉球王国評定所文書》第一卷，那霸：ひるぎ社，1988年，第139-140页。 (43)[日]大庭修：《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覚解題》，[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时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360页。 (44)《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覚》，[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5页。 (45)《中山世譜附巻》，[日]横山重编：《琉球史料叢書》第五卷，东京：凤文书馆，1990年，第25页。 (46)[日]后藤杨一、友枝龙太郎校：《日本思想大系30―熊沢蕃山》，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427页。 (47)[日]林韑编：《通航一覧》第四册，第120页。 (48)《聖堂文書》(抄本)，长崎县立图书馆渡边文库藏。 (49)表格制成参阅[日]上野正芳之：《江戸幕府紅葉山文庫旧蔵唐本兵書の輸入時期について》，关西大学史学·地理学会编：《史泉》第52号，1995年。文中对红叶山文库所藏各部中国兵书的出版年及幕府购入时间作了实证性考察。101部中国兵书中，除表1与表2中所记之93部外，1部购于1805年，另有7部购入时间不明。 (50)[日]上野正芳之：《江戸幕府紅葉山文庫旧蔵唐本兵書の輸入時期について》，关西大学史学·地理学会编：《史泉》第52号，1995年。 (51)《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85、93页。 (52)《唐馬乗方補遺》，[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352-353页。 (53)[日]田边茂啓编：《長崎文献叢書》第一集，长崎：长崎文献社，1973年，第246页。 (54)《唐馬乗方聞書》，[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207-233、235-289页。 (55)《唐馬乗方補遺》，[日]大庭修编：《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353页。 (56)[日]大庭修：《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第198-199页，第203页。 (57)[日]崛田正敦编：《寛政重修諸家谱》第4辑“松浦笃信”条，东京：荣进社出版部，1917年，第136页。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李卫奏折，雍正六年八月八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59)[日]荻生观等：《名家叢書》下册，第38-127、249-255页。 (60)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1)[日]福尾猛市郎监修：《日本史史料集成》，东京：第一学习社，1980年，第160页。 (62)[日]京都史迹会编：《林羅山文集》，京都：弘文社，1930年，第130页。 (63)[日]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数量的な考察》，史学会编：《史學雜誌》第62编第11号，1953年。 (64)[日]ロナルド·トビ：《鎖国という外交》，东京：小学馆，2008年，第149页。 (65)[日]宫崎道生：《新井白石の洋学と海外知識》，东京：吉川弘文馆，1974年，第265页。 (66)[日]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数量的な考察》，史学会编：《史學雜誌》第62编第11号，1953年。 (67)任鸿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东京：六兴出版，1988年，第313页。 (68)[日]国史大系编修会编：《徳川実紀》第二编“正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东京：吉川弘文馆，1913年，第850页。 (69)[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二，第68页。 (70)[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華夷変態》卷四，第159-164页。 (71)[日]纸屋敦之：《幕藩制国家の琉球支配》，东京：仓书房，1990年，第226、2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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