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苗勇 来源 | 尔心贵正的法律博客 司法办案的目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人，使其能改过自新，而不是一棍子将人打死。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浚说：“刑以弼教，论罪者必当以教为主。”唐代白居易认为：“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这些都是对东汉董仲舒提出的“不教而诛谓之虐”的主张的沿袭。 因此，深谙儒家学说的衙门官员，很多人都十分注意在办案中开展仁义道德的说教。北宋时期，荆南有一老妇人到官府控告儿媳供养不周。宋律规定，子孙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阙者，徒两年。审理此案的王质并不简单从事，草率下判，而是认真听取被告的辩解。儿媳称公公死后婆婆就改嫁他人，因为贫困才又回来的。况且自己侍奉她并无不谨慎之处。于是，王质根据案情对儿媳晓以伦理之大义，劝诫她宽容婆婆的过失，为丈夫多做打算。并从自己家里取来衣服给老妇人穿上，做好安抚老人的工作。还将官仓里的粮食送给儿媳，让她回去好好孝敬婆婆。婆媳二人感动得泪流满面，终于言归于好地回家了。假如这个案件用处罚的办法了结，这个家庭无疑就要蒙受灾难。 有的案件办理，不死板地执法，而能够从实际出发，具体案件具体处理，以获得社会效果的最大化。“法有一定，而情别万端，准情用法。”这是清代良吏汪辉祖的实践经验总结，对司法办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精辟地概括。晋代王承任东海郡太守时，处理了这样一件案子。当时吏卒抓住一个犯宵禁的人，按照朝廷的规定，无疑要受到处罚。王承问他从何处来，为什么违反衙门的规定。被抓的人回答：“从老师家里上课回来，没有发觉天色已晚。”于是，王承说：“鞭打像战国时宁越那样好学的人来树立威名，恐怕不是达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于是，他专门派出差役，护送他回家。王承提到的宁越，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原先只是一名极为普通的农民，因为努力求学，刻苦读书十五年，后成为周威王的老师。《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宁越》一篇，被历代文人尊为努力学习的楷模。王承这样处理案件，无疑合乎治理社会的法律精神。相反，如果他拘泥法条，严厉惩处，大概会毁了这个读书人的一生，不会有好的社会效果。 上述讲的是个体原因对案件处理的影响，对一类犯罪的外部环境，有的官吏在办案时，更能够认真分析研究，在处理犯罪人时慎之又慎。对此，白居易说过：“圣人之用刑也，轻重适时变，用舍顺人情。”因为，这些刑事犯罪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都存在着客观原因。故而，在作出裁断时，就不能不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情况。 固然，犯罪的发生主要是当事人的违法意识作祟，但是，不管不问外部条件，办案就不可能获得最好的社会效果。有的案件，作为诱发因素的外部条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在处理时不能不更多地加以考虑。否则，案件就不能得到正确处理。宋代朝议大夫王延禧任岳州沅江县令时，年成歉收，老百姓陷入在饥饿难忍之中，于是，盗贼蜂起。王延禧亲自抓捕了十多人。 按照所获得的赃证，这些人都应当判处死刑，并且，王延禧也会因办案得力而升迁。但是，有良知的他没有这样做，他叹息道：“这些人原来都是守法的良民，只是因为贫困而去偷窃，当县令的没有什么用来让他们安居乐业，又要从他们的死中获利，当成自己的功劳，又怎么忍心这样做呢？” 于是，王延禧晓谕被盗者全部都要削减被盗数量，由于犯罪数额减少，这些偷盗者才得以免除死刑。尽管王延禧的这种改变犯罪事实的做法并不妥当，他完全可以呈报上级减轻对这些被迫犯罪的人的处罚，但是，他那种认真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而不顾自己的前程的执法理念，却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在所有社会治理的方法中，刑罚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贵金属”，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使用，这是刑法谦抑原则的基本要求。尽管在中国古代没有这种刑法理论，但是，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说：“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 宋代苏轼也认为：“凡为天下国家，当爱惜名器，慎重刑罚。”这些见解，显然蕴含了谦抑的道理，并且，在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做法。北宋尚书张咏第二次就任益州知州时，遇到一件案子。有个人外出做生意，在家的公公役使他的儿媳妇，儿媳妇违拗不从，公公很生气，就剪掉了她的头发，愤恨地说：“我把你当作婢女来使用！”老人的儿子回家后，知道了真情，就把他们吵架的原因、经过呈报给州府领罪。有人对老人的儿子说，公公签掉儿媳的头发算什么罪呢？但是，儿子揭发自己的父亲，罪过就不轻了。 《唐律疏议·斗讼》中规定：“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论”，“告祖父母，父母者，绞”。按照这个法律来处理案件，儿子难逃一死。于是，到了州府的厅堂后，儿子和父亲都改变了口供。老人说是儿媳妇自己剪下了头发以达到对我纠缠不休的目的。儿子也说，是妻子自己剪下头发以达到污蔑父亲的目的。 张咏察觉出他们说的都有假，就在分析案情以后判决：“虽然儿子替父亲隐瞒，可是奈何所持的供词犹疑不定。既不能都对尊长穷追猛问，又不能对晚辈枉屈判决。”就此了结案件，将他们全都放走了。张咏对属下说：“五服以亲疏分别穿之，当中，违犯尊卑长幼条款的处罚最重。亲近民人的官吏，应当谨慎对待。”在此案中，张咏首先想到的不是严厉的刑罚惩处，而是一家人的和睦幸福，并没有简单地当作晚辈告长辈的案件来处理，社会效果不可谓不佳。 “法施于人，虽小必慎。”每一件刑事案件的处理，都会对犯罪人及其亲属、被害人及其亲属以及周边的人员，对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环境等，产生特定的影响。这些影响，要么是好的，要么是不好的。尽管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地向往只有积极的而没有消极的影响，但是，在法律和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管减少负面影响，尽可能地扩大正面影响，却是司法人员必须自觉追求的。没有这样的司法理念，只是机械式地办案，仅仅考虑犯罪构成四要件和刑法条款规定，三段论地简单推演，就给人定罪处罚，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司法，我们当竭力避免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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