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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人的思维认识中，法律似乎历来就是刻板的，甚至是冰冷而缺乏温度的。上古时期，部族社会之间的关系依凭习俗加以调整和维持。出于拓展生存空间、获取基本生活物资的现实需求，相互间的纠葛战争由此产生。“刑起于兵”，并依赖刑罚惩处树立强权威势。“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部族战争中发明了墨（身体刺字）、劓（割鼻）、刖（断足）、宫（破坏生育机能）、大辟（死刑）等刑罚制度，至秦汉时期又逐渐为笞、杖、徒、流、死等新的五刑制度所替代。历经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更迭，律法实施在大的轮廓下无非也就是刑罚手段有所演化变迁而已，意识形态层面的法律思想嬗变，则更多为适应统治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出发，这也就无怪乎世人对法律认知的片面了。 古今中外，无论是封建王朝统治还是政治极权专控，法律更多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维护当权者政治统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法律也渐趋成熟，中国历史上曾经历的儒法之争，最终促成以礼入法，扭转了太史公论六家要旨所谓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之于法”的极端局面，礼法合流以“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而交融并蓄。法律的进步认知与态度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古人的高超思想见解和不俗的司法智慧。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一种可贵的智识不断酝酿形成并升华，进而又剥去了法律相对僵化的生硬外壳，体现出其另一层面的旨趣。 [二] 儒家经典《尚书·大禹谟》中有记载皋陶司法原则的文字：“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过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其意思就是处罚不要殃及犯罪者的子孙，奖赏要延及受赏者的子孙；宽宥犯错的人不要怕过分，处罚犯错的人不因错误微小而免予训诫；罪行难以确定则尽量宽大，功劳不能确证尽量奖赏。汉章帝时陈宠倡导“务于宽厚”，建议章帝限制刑讯使用，刑讯方式只能是“榜笞、站立”，禁止其他酷刑，另还废除了“妖言恶语”等苛刻罪名。汉代法律沿袭了《秦律》，故律法条文极为繁琐，也因此在法律实施中给社会民众带来诸多不便与不利。陈宠以《尚书·吕刑》所记载西周法律条文数量为精简尺度，建议三公、廷尉会同讨论，全面清理律令，使其“应经合义”，死刑不超二百，耐、赎刑二千八百并为三千。陈宠之流将儒家礼教精华贯入律法实施中，使法律不再是单一教条的律令，更融注了情与理的因素，人的智识由此赋予了法律些许生动与生命。 古代司法官在案件审理中采取的是“纠问式”审讯断案方式，由于其间重口供，故在审理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刑讯逼供作为案件“立证”进而形成判决。至唐代颁行《唐律》，立法则更为细致周详，“皆宜详慎而行之”，《断狱》对鞫狱、审讯、拷囚、科刑等规定多达三十四条，其中规定司法官在案件审理终结后要对科断刑罚的人犯及其家属，必须详细告知其应得刑罚，并取得人犯“服辩状”自认罪有应得，如不服判决，则需进一步详审，以防止司法官草率定案。为防止司法官滥施刑法，屈打成招，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询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其中“以情”即为求取案情的真伪，“审察辞理”则引自《周礼·大司寇》中“以五声听讼求民情”，通过对被讯者言辞、神色、气息、语调、眼神的细致观察，来判断是非曲直。此举虽带有司法者个人主观色彩的揣测评判，难免有失偏颇，但也从情理层面投射出法律实施过程中所力图的公平正义主旨，立法者的智识之举表露无遗。 宋神宗时，因王安石变法失败，社会改革重点也转移到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在变法“主角”王安石之胞弟王安礼身上则体现出了法律实施与运用的智识一面。王安礼因处事干练，被神宗委以翰林学士头衔“知开封府”，他入主开封府后即集中力量办理京师周边的诉讼案件，对以往积压的大量案件迅速办理，其他新的诉讼案件则“事至立断”，一时间开封府前照壁上密密麻麻贴满了裁判文书，短短三个月时间，积存案件全部办结，开封府及其辖下各县牢狱为之一空。王安礼是深知“讼累”之害的。古往今来，诉讼通常涉及的绝不仅只一人而已，浅言之关乎一家一族，远望之因讼以致数代积怨，诉讼胜者固然心安理得，但败者誓难甘心，处理纠纷案件适用法律不能够及时，积患无穷甚至还会引发不可预知的社会秩序动荡，统治者对此深为忌讳。避免讼累造成的不安定因素，故而统治者极力推崇息讼、无讼。王安礼此举秉持的是一种“大局意识”的智识。纷争后的法律高效实施与及时化解狱讼的手段，也赋予了法律更深更广的内涵价值。 两汉时期，儒家学者在裁断各类型司法纠纷案件过程中，曾在律法基础上，援引《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审理并最终裁断案件，被谓之以“引经决狱”。《后汉书·镨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东汉时代的应劭也撰有《春秋断狱》著作，更有公孙弘少时为狱吏，“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儿宽为奏狱掾，“以古法义决疑大狱”。“引经决狱”实质并未脱离法律而单言讼狱纠纷的处理，而是一种因法律萌生的人的智识体现。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吸引了社会群体中的文人学者也参与到深入思考法律问题，包括具体的司法实践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理学和律学的进步。许多刑罚方面问题的探索，对于促进我国古代中华法系刑法理论的成熟也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例如，“原心定罪”原则对于区别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探索；“诛首恶”原则对于区别首犯与从犯的探索；“恶恶止其身”对于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理论的探索等等，这些探索均具有丰富理论和付诸实践的进步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引经决狱”所包含的宽刑宥罪思想，对于否定法家严刑峻法、极端重刑主义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引经决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礼与刑在司法领域结合的积极探索，为后世的引经入律，最终实现礼与刑的高度结合积累了经验。 清中期乾隆年间，著名刑幕汪辉祖在处理一起著名的争嗣疑案时，即以从儒家经典中抽象出的法律原则为依据决断。陶惠先自小被过继给叔父，并为其继承人，后惠先生育五子，长子不幸去世，为延续长子香火，惠先从二子家过继出一子给长子。惠先去世后，三子陶世侃不甘心大哥家财落入二哥之手，遂声称其父惠先此前曾过继于叔父，爷爷陶爱泉绝嗣，故应先给爷爷立嗣然后再考虑大哥立嗣，按他所想的立继次序，把二哥之子过继给爷爷，自己的儿子可顺理成章继承大哥家财。为此，陶世侃伪造其父遗嘱，称二哥之子既已过继给大哥，二哥应归嗣陶爱泉，大哥香火则由自己的儿子延续，由此产生纠纷并诉至官府，却因无法律依据久缠无果。汪辉祖接手此案即引用《礼记》：“殇于天后者，袝食于祖”（意即未成年而夭折或突然亡故的人如无后代，可把他的牌位置于祖先牌位下，他人祭祀祖先时即可享受祭礼）判定此案：“祢祖之说，必不可行，陶惠先出继叔后，断难以己之次子归继，本宗有子而绝，情有难安，请以其主袝食于伊父爱泉支下，听惠先子孙祭祀。遗命之真伪，可无置议。”该判词既让陶世侃的阴谋无法得逞，又使陶爱泉兄弟共享子孙祭礼香火，确为两全之策。汪辉祖博通经史，学识渊博，依据律法而不拘泥律法，引经据典、融会贯通而不失公允。 [三] 古时，尤其明清时期，断案首重依律，但也崇尚引经决狱。刑名幕友断案的依据比较多元，既遵循“公式之刑名”，也追求“儒者之刑名”。清朝规定，定罪量刑时必须引用律例，诸刑名幕友遵循“公式之刑名”，即“有章程可守、按法考律，不爽而已，此幕友之可代者也”。幕友王又槐在《办案要略》中写到：“幕友办案，全部律例不可不筹熟于胸中。”可见刑名幕友断案，时时也离不开律例。同时，由于刑名幕友多是由科举上落第的学子担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追求“儒者之刑名”，即“准情酌理，辨别疑难，通乎法外之意”。幕友认为，在法无专条或法意不当等情况下应适用经史之书作为断案依据。幕主还普遍重视幕友“才、识、品”这一选才标准，认为一个优秀的幕友应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才、品姑且不论，其中“识”一项，不仅是一种经久历练积淀所形成的精辟见闻见解，其内在蕴义更应该是理当具备的非凡智识变通思维。 来源：人民法院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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