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来源：埃齐奥尼团队（早期检测的案例），《自然评论》（Nature Reviews）/癌症，2003年3月期，1~10页 就算在医药产业的数千份研究报告中，也很难找到延长生命优点的线索。在转移乳腺癌的领域里，也只有约10份报告指明若干细胞抑制剂混合液比其他混合液更能延长生命。但这或许只是机缘巧合。海德堡大学生物统计学者亚培尔质疑，正因已有数千项比较研究，所以“你不难预想得到，在为数那么多的研究中，偶尔是会出现统计上的明显差异的”。 此外，一些肿瘤学研究也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癌症患者有近三分之二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上，但在临床研究中，65岁以上者却只占试验组的四分之一。很明显，相对年轻者的受测效果并不能引申到较大多数的年长病患身上。还有颇为诡异的一点是，若干对于细胞抑制剂完全不起反应的受测者，竟被排除在研究与评估之外，以免破坏最终结果。 要是无法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肿瘤学者就只援引他们在个别案例中达到的成果：一位患病的父亲想活到儿子的毕业典礼——而药物替他达成了心愿。可惜的是，相反案例也很常见：典礼前几天父亲就过世了。癌症病患无法为某重要日子而延迟自己的死亡，这只要看看美国俄亥俄州的死亡登记就可得知：10年中有30多万人死于癌症，死亡日期并未集中在圣诞节、感恩节、生日当天或之后。所以说，个别案例无法说明药物效果，只有临床比较研究能做到这一点。 不管怎样，这些药物都具有毒性，并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许多早期的化疗药物因在短短几周内就夺走病患的生命，而不得不下市。一些用药甚至再三强调会有严重副作用：患者会掉头发、没胃口，所以要逆来顺受、身心俱疲并饱受发炎的折磨。此外，医生们也渐生疑虑，认为这种代价高昂的细胞抑制剂只能使转移癌暂时萎缩，却谈不上延长生命，甚至还会反过来扩大病患的痛苦。 在汉堡-埃盆朵夫大学医院任职20年、现已过世的妇科主任克劳斯·汤姆森（Klaus Thomsen）于1985年9月的柏林国际医生研讨会上表示：“如果有越来越多男女医生说自己不会答应进行这种治疗，那这时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这类异议并非单一事件。当时的问卷调查显示，有许多肿瘤学者并不会让自己接受这种细胞抑制剂治疗。在其中的一项调查中，一些为肺癌患者进行治疗的医生接受了如下询问：万一你自己得了肺癌，你会参与这项研究吗？在79位受访医生中，就有64位表示拒绝。他们认为这种常规疗法毒性太高，而且缺乏疗效。 20世纪90年代初，亚培尔就开始揭开这方面的疮疤。这位学者费时一年，整理数千件关于化疗的出版物。他语出惊人地表示：“就大部分肿瘤而言，都不存在明显证据能说明化疗（尤其是日益普遍的高剂量治疗）可延长寿命或改变生活品质。” 知名肿瘤学者们同意以下断言：化疗的推广并不具有遏制作用。或许正因医生们不愿意明白地告诉患者，自己对他们的癌症已束手无策，所以化疗才变成医疗的信条乃至教条。较典型的像是一些病患资讯中所刊载的句子：“新型药物的进一步研发能为肿瘤化疗效果带来持续改良。”这种所谓一切都能不断改进的印象也在公共舆论中不断强化；医生们口中的症状缓解，患者则理解成延长生命。这样的信条使医生和病人双方皆大欢喜，因为它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妇科医生贾格尔指出：“医生很高兴能提供某些东西，患者也很乐意获得某些东西，而整个医疗产业也乐在其中。” 数十年来，药厂在市场上不断让细胞抑制剂推陈出新：20世纪70年代有5种上市，90年代则批准了大约20种这类药物。流行病学者霍尔泽感到惊讶：“每次只要有一点点进展，就好像是这几十年来可喜可贺的大成果。但在我们的癌症登记中，却看不出这一点。” 不过这类药物的价格确实因此飙涨。近几年来开发的细胞抑制剂的价格乃是先前的好几倍。拥有1000多位患者的肿瘤科诊所医生在每个季度开列的药方，总值可达到150万欧元左右。在2003年8月到2004年七月之间，全德国消耗的细胞抑制剂总值便达到18亿欧元，比前一年还多出14%。根据统计，全世界用量在1996年是59.3亿美元，到了2004年则达到161.1亿美元。 意大利米兰的药理学者加拉蒂尼（Silvio Garattini）和贝尔泰勒（Vittorio Bertel ）曾查阅过伦敦的欧盟药品评估署在1995~2000年间批准的12种抗癌药物的临床研究资料。他们的分析报告指出，相较于截至当时为止通用的标准疗程，新药物既没有延长生命，也没有改善生活品质，甚至达不到应用方面的安全性，但价格却是贵了许多。身为欧盟药品评估署成员的加拉蒂尼和贝尔泰勒在《英国医学期刊》中指出：“一个Tomozolomid的要价是Procarbazine的350倍（这两种都是抗肿瘤的药物——编者注），但这两种治疗的真正效果严格来说都还存有疑虑。”两位学者要求大家谨防错误的期待：“新批准的药物会唤起新期待，并会因媒体中制药公司直接和间接的广告而加强。”但是，“就研究结果来看，这些期待却完全难以自圆其说”。 化学治疗的拥护者则援引两份研究报告来为疗效提出根据。有法国研究者将724位患转移乳腺癌的女病患的病历做了比较，发现诊断后3年的存活率从27%（疗程从1987~1993年）提高到43%（1994~2000年）。 不过流行病学者却将这种效果归结为统计学的骗术。1994~2000年之间，因为较佳的诊断技术，医生才能比以前较早发现转移乳腺癌的发生；也就是这期间发现的病例中，有更多乳腺癌发现时间早或存活天数（从初次发现到最后死亡的天数）多的人。在存活率改善的研究报告中，这点被掩盖了——因为它无关治疗。这种所谓的威尔罗杰斯现象（Will-Rogers Phenomena）的效应表示：存活率的改善并不代表治疗方面的进步。 不过许多国家的肿瘤学者在2002年为化疗做宣传，并承诺患者“长期存活的机会有重大改善”，其中德国血液学和肿瘤学学会的肿瘤学者祈贝尔（Siegfried Seeber）支持了美国德州医生的说法。来自德州的数据乍看之下自然非常冠冕堂皇：从1974~2000年，患有转移乳腺癌的妇女化疗后5年存活率持续有改善，从10%达到44%。不过呢，该研究是拿患有转移癌者和未患有转移癌者作对比的。美国德州医生在研究报告中不起眼的地方插了这么一句：“近几年，各组的数据受到了有较佳预后诊断的患者的影响。” 当德国血液学与肿瘤学学会将慕尼黑癌症登记数据纳入计算后，他们的语气才开始转成较为合乎实际。他们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在乳腺癌、前列腺癌或肺癌有所转移的所有患者中，存活率实际上少有改善。” 如果能公平处理化疗的利弊得失，才能自在地寻找对抗常见的肿瘤的更有效武器，从而系统地描述治疗上的进步。对抗常见肿瘤的希望主要落在专门对抗肿瘤的新型抗体上。新疗法的效果目前尚不明了，但希望很高——但愿可以顺利达成。 腰内的利刃 腰痛是全民之痛 笔者和小猎犬有个共同点——我们的腰部都不适合生存。这种狗是腰痛的受害者，四条短短的腿带动雪茄状的身躯，它的脊椎是扭弯的。笔者也算是生物演化的受害者。我的尾骨乃是600万年以来直立姿势中最受折磨的缺陷部位（所有人类皆是如此）。 我第一次事故发生在打网球反手拍回球过深时。过了一个夏季，第二次腰痛出现了，那次是我费尽力气帮岳母将洗衣机抬到楼上时。这次腰痛后每况愈下，两年后，我穿着休闲鞋在湿滑的草地上踢足球，脆弱的腰在这时发作：爆炸点在第五节腰椎。一段前途未卜的腰痛病程就此开始。 但不是只有我个人如此。此时此刻就有数百万人在按摩尾椎骨，数千位德国人躺在某个角落的病床上动弹不得，或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走在地板上，或连穿袜子也没有办法，或饱受腰痛、甚至（更糟的）椎间盘突出的折磨。 腰痛成了普遍现象，这可说是修行生活的第一课。波鸿大学整形外科部的尤根·柯拉马（J rgen Kr?mer）指出：“不要多算，每个人一生至少会有一次腰痛的经验。”在汉堡市北区，当腰痛的人在人满为患的整形外科医生诊所里又得苦等3个小时时，他们只能又是拜托又是咒骂。治疗师在我第一次复健检查缺席，因为连他都得了椎间盘突出的毛病。我有一位身高1.95米的也是不折不扣的风险病患，当他为小女儿弯腰调整婴儿背带后不久，尾骨就开始痛了起来。这个跛脚巨人被老婆和岳母带去求诊，医生先用注射的方式减轻他的痛苦。 这种经历可积累成负担，其广泛程度称得上是全民之痛。根据估计，德国每年为治疗腰痛就花费了200亿欧元，同时损失7500万个工作天数。没有那种病痛会比尾骨痛更让病人在医院待得更久，每年因腰痛而提前退休者就超过53000人次。对医疗体系而言，椎间盘可说是最昂贵的人体部位了。 按摩师、整骨师、复健师和针灸师等人都在处理椎间盘突出这种出了毛病的脊椎；牵引、绷带、硫磺浴、腰痛药膏和复健工具的厂商们，都在想法设法让疼痛的腰部恢复健康。直接进行手术的整形外科医生则居于这种椎间盘产业的中心。尽管早在几年前有关当局就告诫不要滥行手术，但许多骨科专家仿佛置若罔闻。就如公立健保单位AOK内部资料显示。医疗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侵入性了：1998年，10万名被保险人中，有82位动了手术；2003年则达到了127位——这可是超过50%的成长率。 如果用全德人口来换算，就是每年有104000多人摘除了椎间盘或相关组织。根据《神经外科学会会刊》的估计，10年前腰部手术的数量还只是目前的一半，即49000件。相对于大型开放手术数量的减少，这种小型外科手术却方兴未艾：腰部的伤口通常只有3厘米长。在各式各样的医疗程序中，这两种典型外科手术因为打着“低侵入性”的招牌而极具竞争力。特别是私人医疗院所将之推崇为常规外科医学的温和医疗措施，吸引了患有中度腰痛的人。“几乎适用于任一突出症状的灵活手术”——某家科隆的诊所就利用这个说法扩大了适用症状的范围。慕尼黑教学医院的施耐德汉医生（Schneiderhan）还提出保证：“这种具缓解作用的疗法将永远根除腰痛。” 一个持续调整、扩大的“五颜六色的椎间盘手术型录”（语出《慕尼黑医学周报》）于是形成了。手术方式包括将软骨的纤维组织加以粉碎或抽除，有时则将内部胶质予以蒸散。一切都在进行而且有所改善，吕北克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研究所吕嫚（Dagmar L hmann）指出：“于是大家都见树不见林了。” 在一种“增生疗法”中，要将糖水、石炭酸、甘油或一种名为natriummorrhuat的鱼肝油萃取液组合成的混合液注射到尾骨中，并启动所谓的simsalabim，也就是自愈作用。内视椎间盘切除术、气球椎体后凸成形术、硬脊膜脉冲式射频疗法以及其他一堆程序，都明列在明斯特大学脊椎课的课程表上。60位医生把握这个时机学习新的疗法；研究所提供17具尸体做解剖，之间还利用活体进行练习。 |
|
|
来自： 昵称22740034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