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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辨非序 善治莫如省官，善政莫如薄敛，古今图治之本，斯二者而已。凡见诸《诗》、《书》所载先王之政，俱昭然可考，惟《周官》一书，所列官冗而敛重，即末世亡国之弊，亦无过此者。前辈为本战国阴谋之书，及东汉末年，其书乃行。至用其学而见诸实事，古今惟二人，一曰刘歆，一曰王安石。歆始以进于新莽，于是建为《周官经》，置博士，而莽遂据此立公卿大夫士，日议设官，行五均六筦，市官赊贷，至毒流四海，而莽遂亡。安石以进于神宗，于是作为三经新义，上匹《诗》、《书》，而安石遂创立三司条例官，日议理财市易均属，害延中外，群小继之，而前宋亦亡。盖是书之足祸人国，而两人学术徒足遗笑千载。斯诚可哀已。吾友万子充宗最精于经学，生平于六艺之文辩若秋芒，尽疑其义。更取《周礼》一书，条举件系，极辩其非，凡五十余节，大略惟官冗而赋重，此则其为害之大者也。充宗意谓刘歆初用此书以媚莽，颠倒圣经，忠孝堕地，已彰彰耳目，不意数百年后，复有一王安石，至谓：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于《周官》一书，欲尽举而见诸立政造事，竟若不知前此有一新莽国师者。今特为《辨非》一卷，使天下后世读之晓然，知此书一用之后，当不复更有安石，而益知惟五经可以治世。学术渊源一归于正，斯则其功在百世者也。是为序。同学李鄴嗣杲堂拜读。 周官辨非 四明万斯大克宗学 世称《周礼》周公所作，吾考鲁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观《周礼》无此言，则知周公之《周礼》已亡，而今之所传者，后人假托之书也。先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只缘《周礼》二字当头。且知，就《周礼》言《周礼》，儱侗读过，不加精析，遂惊叹其学贯天人，经纬万事，推与《仪礼》、《礼记》，并立为三。愚则谓，此书所载，止详诸官职，掌其法制、典章，取校于《五经》、《论》、《孟》，殊多不合。夫不合于《五经》、《论》、《孟》，则是非有在矣。天下是非有一定，无两可。以《周礼》为是，将以《五经》、《论》、《孟》为非乎？使其不合于《五经》、《论》、《孟》而所措施者，无伤于国体、无害于民生，即不置是非焉亦可也。乃其猥琐不经，掊克无艺，一由其道丧亡之至如影随形，迂儒犹曰：此《周礼》也，无可议。或且曰：此不善用《周礼》之过，非《周礼》之过。呜呼！震其虚名而忘其实祸，直谓之无是非之心可也。不特此也，吾就其本文详析，□自相谬戾獘害丛生，不可一日行于天下。周公之书决不如此！故断然还其名曰：《周官》。诸不合于《五经》、《论》、《孟》者取而辩之，得若干条。虽然，置其非而存其是，典章法制乃有可观。予非《周官》为是《周官》也可。褐宽博大书。 【天官】 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七曰关市之赋 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关市之赋，厉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礼，岂肯笔之于书以为常法哉？昔文王治岐，关市几而不征。武王有天下，奉行不变，故周公作《无逸》以训诫成王曰：“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无横敛也。复曰：“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期其法祖而无横敛也。使赋及关市，宁非横敛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决也！昔《孟子》言仁政曰：“关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尝悼虐政之害，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使周公时已赋及关市，则已为暴矣。孟子何以有古今之叹哉？举末世之獘政，诬圣人之制作，流毒当世，贻祸无穷。为此言者，古今之罪人也。 人凡征入于玉府 郑司农云：渔人之租税，渔人主收之。按：古者泽梁无禁，文王之政也。用泽以时，入而不禁，《王制》之言也，皆不闻有征。有征自战国始。何以知之？观孟子与齐君言王政而举文王之治岐，则知其时之有征。有征则取之无时，亦无限制。而所谓“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与夫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之令遂荡然矣。故孟子为梁君陈王道又曰：“数罟不入洿池”。今稽人之官，胥至三十人，徒至三百人。马融云：“池囿取鱼处多也”（原文：“池塞苑囿，取鱼处多故也。”——余注），然则人自取足供王国之用，奈何复以征为哉？ 大府凡式贡之余财以供玩好之用。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此明以逸欲导人主，犹为不经。吴澄氏曰：“西旅献獒非出于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谏，以为玩物丧志，况聚财冀其余以为玩好之用，周公肯建官掌此导人主以纵欲如此哉？越裳白雉且却而不受。吾于是知周公之心矣。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 郑注曰：“奄称上士，异其贤。”某按：奄人，自宫之人也，为内小臣，以供宫中之使令，不得预外廷之事。即令贤而有功，其赏赉可矣，安得假以士君子之名而称上士也哉？夫天子之上士，其命三，其受位，其禄视子男秩，非卑矣，以加奄人，不甚羞我士君子乎？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奄人而假以士君子之称，名器之滥极矣噫！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先郑（众）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后郑（玄）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贾公彦曰：“昔武王迁鼎于洛，欲以为都。迨周公摄政，以岐镐处五岳之外，于政不均，故东行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故更以土圭度景，求地中。其度日景之时，并立五表于颍川阳城。置中表。中表南千里，北千里，东西千里，各置一表，表皆八尺。夏日至昼漏半，南表景尺四寸，不及土圭一寸，是地于日为近北，故景长。又中表景得正时，东表日已昳，已得夕景。西表日尚未中，仍得朝时之景。如是，则寒暑阴风，偏而不和，不堪为都。惟中表当夏至昼漏半，其景尺有五寸，与土圭等，故谓之地中。于此地中，建置王国。”愚按：《左传》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史记》载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岳壁，顾瞻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则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继而成之，非以土圭测知为地中而营之也。非惟周公，即武王当日之言，亦以其形胜可都，初非以其为地中也。独《召诰》有土中之说，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为土中者，盖因营洛时，四方民大和会，就工之暇，必相与语及启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均。召公闻之，遂以之人告于成王耳。先儒谓周公于阳城立表，古迹犹存，吾未敢质言其立自周公与否。即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土中之说更加审定而为之，未可知也。若谓必测以土圭而知为地中，则当未测之前，茫然大地，何从遽定？势必使人分驰四出，遍植表圭，需日至以求地中。而且南北之中，以土圭为率，过不及者非中，而景适合者为中，其中犹易晓。东西之中，则或偏于东，或偏于西者，各自有日中。而日中之景，皆可得与土圭等，其中为难见。故知土圭求日中，断断必无之事也。且就此条本文所谓日南、日北、日东、日西者，亦是既得地中，因推之四外，其日景必有长短朝夕之殊，其地即有寒暑阴风之易，贾氏不察，传为五表并建之言。果若是，是周公于求中表之时，更使人四出分驰，并植表圭，其如中表未定，千里之外，岂能一一预拟其处？即中表既定，东西南北各违千里，岂能一息遽闻？又况中表既定，必令四表遥相直对，弗令分毫偏侧，又必令昼漏半时，中外五表遥相呼应，不致有一息之差，而后能知夫景之为短为长、为朝为夕。然试观天下，安有东西南北方二千里无山陵城郭之平地也哉？一尺五寸之土圭，八尺之表，外四表之各去千里者，不皆鸟飞直道，稍有间阻即不得其平。而日中必当午初正之交，为时无几，中表四表呼应不闻，各自为日中，而不能相通于一息之倾。故知五表之说盖怪妄而无据也。然则立表测景，古无其事乎？曰：历家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记》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谓致日，即《尧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事也。所谓土地则《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盖以土圭之长短，为度之准也，岂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国，置槷以县眎以景为规识自出之景与日入之景。盖建国者，既求地以县而得地之平，更测日景以正东西南北，亦非为求地中也。 唐开元十二年，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郎州，晷长七寸九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愚按：此测晷之法即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测日晷之长短，而非求地中；但测南北之晷，而不测东西之晷。有以见测景之法，非因建都而设。而南北之晷，既有长短之分，不必更测东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而晷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则所谓日景千里而一寸，岂足据乎？然则其测之者何为也？曰：节气时刻远近不同，非是无以知之也。 吴氏曰：“先儒闻此为周公营洛邑之事”。夫周公虽营洛，成王未尝居之，至犬戎之难，平王始迁居焉。今指洛邑谓之王畿，岂不戾乎？若但测景求地中而不居，则不得谓之王畿也。且先儒谓阳城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阳城，乃营洛邑乎？洛邑去阳城亦远矣，既求地中而不以为都，何邪？盖作《周官》者见《召诰》有土中之言，故为此说，而先儒因之附会，不知所谓土中者谓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则书载营洛事详矣，岂得不言？今观《洛诰》，特云卜涧水东、瀍水西，何尝如此经之说？学者知成王未尝居洛，自知地中之说为非。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按：《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言：“周室班禄，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适与《武成》合，《王制》言制禄爵亦与《孟子》同，独此文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何其与诸经传无一合邪？其为诬妄不辨自明。就其所言五等爵疆，以开方法计之，方五百里者为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为方百里者一十六，方三百里者为方百里者九，方二百里者为方百里者四。先郑之说，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租税，于本文似顺。然地大者食加丰，地小者食加俭，则为不均。后郑之说，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贡于天子，天子所食之租税，因借土均一易再易三易为言，于本文若不顺。然而地广者食即多，地狭者食即寡，为得其平。要而观之，皆随文穿凿为说，不能取衷于经传者也。又先郑谓公之半，侯伯之三之二，子男之四之三皆为附庸，则附庸多于正封。后郑谓附庸在封疆之外，惟诸侯为牧正师长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且云公无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夫同，方百里之地也。然则附庸封疆与男同矣，男何以亦有附庸乎？贾氏附会其说，谓附庸实不满百里，積集成同，则附庸又何其多邪？皆不根之说也。苏子瞻曰：按郑氏说，武王之时，周地狭小，故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国，故大封诸侯，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时何国不服，而周公之征伐者谁也？东征之役见于《诗》、《书》，岂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载邪？子产有言：“古者大国一同，今晋楚千乘者，无侵小何以至此？”子产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有以也。《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说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吴氏曰：《孟子》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指地则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则止于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则曰：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然则百里者非指田而言之，乃包地而言也。《孟子》之文是矣。今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与《孟子》之言大异，不足信。 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上大夫一人；闾胥，中士一人；比长，五家下士一人。 按：《周官》之制，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各五百里。王城外五十里为近郊，五十里至百里为远郊，即六乡也。《载师》职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百里至二百里为郊甸，即六遂也。《载师》谓之甸地，公邑任之。二百里至三百里为家削，《载师》谓之稍地，大夫乘役任之。三百里至四百里为邦县，《载师》谓之县地，卿之小都任之。四百里至五百里为邦都，《载师》谓之畺地，公之大都任之。此条详六乡官制，每乡五州，六乡凡三十州也。每州五党，一乡凡二十五党，六乡则一百五十党也；每党五族，一乡凡百二十五族，六乡则七百五十族也；每族四闾，一乡凡五百闾，六乡则三千闾也；每闾五比，一乡凡二千五百比，六乡则一万五千比也。嘻！六乡之中，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中士三千，下士一万五千，何官之多也！因稽六遂之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遂有遂大夫、中大夫为之，凡六人；县有县正、下大夫为之，凡三十人；鄙有鄙师，上士为之，凡百五十；酂有酂长，中士为之，凡七百五十；里有里宰，下士为之，凡三千；邻有邻长，不命之士为之，凡万五千。嘻！抑又多矣。更考五官中官之有定数者，卿十七人（冬官不数），中大夫三十二人，下大夫百十三人，上士二百四十五人，中士七百八十六人，下士千四百四十五人，合之六乡六遂，总为三公、三十二卿、中大夫六十八、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上士一千一百四十三、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下士一万九千四百四十五，不命之士万五千，而又有有命官而无定数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用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类，不知当几十百也，而又《冬官》亡闕，其为卿大夫、上中下士，不知又几十百也。有官即有禄，《周官》则以稍地任大夫之采邑，以县地任卿之小都，以畺地任公之大都矣。然以《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视伯，元士视子男”推之，即数王畿犹不足。即如《王制》所谓“天子三公视公侯，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元士视附庸”推之，亦恐未足以给也。又况中士下士如是其多，而府史胥徒之属且不下数万，将何以畀之？故吾谓官多则靡禄，靡禄则财匮，财匮则聚敛，聚敛则病民。呜呼！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大学生财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 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上及六十，野自六尺以上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郑司农云：“征之，给公上事也。”愚按：养老之典，王政所先，故西伯善养老而天下归心。其所谓养老者，制田里，教褐畜使。庶人之老，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且谨庠序之养，俾斑白者不提挈，如是而已。养老始于五十者，人生四十位强，四十至五十则强之极，极必衰。故《王制》曰：“五十始衰。”衰则当有以异之，故《王制》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又曰：“五十异粻，六十宿肉。”又曰：“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祭仪》亦曰：“五十不为甸徒。”先王之世，其所以优老者，不一言而足，岂尚使之给公家之事乎？春秋战国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十、六十者，而作《周官》者遂援以为制，多见其伪也。 牧人掌六牲。凡阳祀用騂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毛之。凡时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毁事，用尨可也。 按：《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騂。”此言三代所尚，其色不同也。概言牲而不言其所用，则凡祭牲皆然，故不别异也。就周而言，《郊特牲》云：“郊祭，牲用騂。”是祭天用騂也。《祭法》言：“燔柴太墰，瘗埋太折，用騂犢。”是祭地同用騂也。《周书》成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祭先用騂也。孔子曰：“騂且角，山川其舍诸？”是祭山川用騂也。由是推之，周天子之凡祭无不用騂可知矣。盖牲之所异者，天地之牛角蘭栗，宗庙之牛角握，如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如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乃其差耳。若用騂，必无或异也。此《牧人》之文，因祭有阴阳之目，于牲即有騂黝之别，既为不经，而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大类《月令》四时所乘所驾所衣所服，各随方色而不同，周公之制，岂若是乎？又《曲礼》曰：“天子以牺牛祭”，义曰天子必有养兽之官，牺牷祭牲于是取之，，注家为毛色纯而不杂曰牺，则天子虽外祭，亦用牷而不用尨也。 载师。凡任地，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 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故公刘立国，彻田为粮；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后王遵守未常有过此者。迨乎春秋，兵赋繁兴，国用不足，乃重敛以病民。如鲁之税亩在宣公之时，郑之丘赋在昭公之世，十二之始，经传昭然，则知前此皆十一也。鲁郑之制，即周之制，岂周公之时，已有加于十一哉？今《载师》任地，惟近郊十一，远郊则不及七而一，甸稍县都皆十二，郑注谓轻近重远者多役也。呜呼！吾闻《禹贡》甸服之制，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盖民之纳赋，远者劳而近者逸，故为之别其精粗，以均其力，未闻轻近重远有加于十一也。然则《载师》所言，岂待辨而知为聚敛小人之说乎？ 均人。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 此力役之征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则有天下者，力役故不能无，要当有限制，使民不困，故《孟子》又曰：“君子用其一，缓其二”。使如此《均人》所均，一旬而用民三日，则三时之害者多矣。民力几何？安能尽力于农亩？其不至，民有殍而父子离者几希。惟《王制》云：“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洵圣王之制，万世不易之经也，郑氏本《王制》以训《周官》，谓旬为均，虽救其失，实非《均人》本文之意。陈详道反据《均人》而谓“岁不过三日”非周制，何其谬哉！ 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雠辟诸海外，兄弟之雠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雠不同国，君之雠眂父，师长之雠眂兄弟，主友之雠眂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 按：过而杀人者，注谓其无本意，故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此即《舜典》所谓“眚灾肆赦，宥过无大”。《吕刑》所谓“正于五过”之意，其言是也。又云：“凡和难，父之雠辟诸海外”云云，则非周公之训。夫杀人而出于过误，官可以言其情，子弟或可以理遣，故不得言雠，而民可以共成之。此既言“父之雠”，“兄弟之雠”，“君师主友之雠”，则非过也，乃故也。《舜典》曰：“刑故无小”，况杀人之罪乎？叔向据皋陶之刑曰：“昏墨贼杀”。所谓贼者，指杀人不忌者也。今曰君父兄之雠非杀人不忌者乎？奈何其不归诸司寇而反和之邪？据《秋官》朝士职曰：“凡执仇雠者书于士，杀之者无罪”，则知有雠者必无不报，报之不得而以闻于官，则杀人者死，更无辞说。今《调人》和难而使之辟杀人之贼，幸免于戮，是教人杀人也，其何以训？如谓其可疑而赦之邪，《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言雠，则非疑也。如谓贼由权势而罪当原邪，则卿大夫狱讼断以邦法者，大司寇主之，以八辟麗邦法，小司寇议之。调人固掌司万民之难者也，作《周官》者见《曲礼》、《檀弓》于父之雠言不共戴天，弗与共天下，与昆弟交游之雠言弗与共国，遂谓雠可辟而以调人主之，不知雠非不可辟，特不当官使之辟，自辟，则为子弟者纵未能即报，而处心积虑犹（兽下一口作共）伸于一日，官使之辟则玩法纵仇，明示为子弟者不得报也。呜呼！谁无父兄？忍令其抱恨终天，致难于莫可如何之地也哉？且父兄师友之雠，虽古今之通忿，犹一人之私怨也。至于君之雠，乃弑君之贼也。齐田常弑君，孔子鲁人，犹为请讨，如是而亦可和，亦可辟，则礼当不言在官者杀无赦，孔子之《春秋》可以不作矣！彼又见衰，周时弑君者屡见，而讨贼者不多，有如赵盾弑君，左氏传为越境乃免之文，遂指之以为眂父，而岂知其非周公之法哉！又曰：“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是不罪其杀人而罪其弗辟也，进退两无所据也。 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贾疏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当礼乃得为配。奔者不禁，实非正礼。”愚按：“奔者不禁”之言，败礼伤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谓古人六礼不备曰奔。是月，男家贫不能备礼或女家父母不备，难于久待者，官许之奔。愚谓古无六礼不备曰奔之语。《内则》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此言盖为女子设戒，当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为贫民无妻者开捷径也。其所谓奔，确与钻穴踰墙者类，有如此者，国人皆贱之，周公顾制之为礼乎？《内则》所以言此者，女子虽愚，必不乐为人妾，故妻曰娶，妾曰买。奔则与买者同，何其贱也？聘者男先；女奔者，女从男。男先者为妻，女从者为妾，何其丑也？以可贱可丑者立其防，使女子知所以自立。今媒氏言奔者不禁，则是奔亦为礼矣。果尔，吾不知《桑中》之诗何为而刺奔，《蝃蝀》（dì dōng）之诗何为而止奔？岂诗人反恶行礼之人邪？《大车》之篇曰：“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奔果得为礼，何所畏而不敢邪？就如所言男家贫，不备礼，何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女家父母不备，然已居丧，再期年及成人，为日已久矣，何独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若谓女父母新丧，无所倚依，匆遽适人，此末世陋俗，先王时，鳏寡孤独皆有养，必无此事。若谓视丧方闋，年已成人而遽适人，则丧终者嫁娶原不拘中春之令，又何为而遽奔乎？愚捡寻礼意，大约“礼不下庶人”，《昏礼》之备六礼为士以上言之，庶人之能备不能备，圣人亦不之责。媒氏为万民而设，庶人之昏娶必由媒氏曰会，不由媒氏者曰奔。会则为礼，奔则为私。其言中春令会男女，则及时嫁娶，能备六礼者在其中，即贫不能备着亦在其中也。其言奔者不禁，则作《周官》者见周末时俗有男女相诱，如溱洧诗所云者而官不禁，误以为周礼固然，而遂笔之，不知其大乱先王之教也。呜呼！三女奔而密灭，奔果得为礼乎哉？ 又按：三代盛时，井田法行，无不受田之家，庶人无甚富，亦无甚贫者。且《昏约》惟纳徵用束帛俪皮，余礼止用雁，其费则尽有节，不若后世之繁缛。古人树墙下以丧，匹妇蚕之，则束帛有所出。“二之日其同”，言私其豵（zōng），则俪皮有自来，庶人宜无不能备者。即有不备，亦必行媒，而后知名；必授币而后交亲，特以草野檏略，行礼或不能如士之周，然必不因此而遂谓之奔也。《坊记》曰：“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其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奔非自献其身乎？大要奔之为言，皆牵于私意，匆遽趋赴，无复礼仪节次，故军败而走曰奔；诸侯失国，大夫得罪出亡皆曰奔。而女惑于男亦曰奔，奔而为礼，是放僻邪侈者，无非由礼之人。而《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觉圣人之为多事矣！且即《媒氏》本文惟中春不禁，则未尝不知奔之不可恒，而余月禁之也。使果常礼，而可禁乎？ 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郑云：“司，犹察也。无夫家为男女之鳏寡者。”按：《昏仪》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先王于夫妇之道，生则教之有别，死则勉之有守，故节义风行而淫僻不作。世衰道隆，鳏寡复求配偶，礼虽不之禁，要当各如其志，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栢舟》之诗，志之专一，即父母尚不能夺。今乃取无夫家者而会之，是使鳏必再娶，寡必再嫁，人谓可使无怨旷，吾恐节义之风微也。 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 此媒氏听之也。媒氏不有媒氏之官府乎，何为于亡国之社邪？媒氏主男女之昏，即其所以听之，既足以惩奸，复足以儆众。今乃听之于社，无论非听讼之所，不疑于渎神乎？注谓亡国之社，奄其上而栈其下，使无所通，就之以听阴讼，明不当宣露。夫帷薄之仇业形之讼矣，又安有不宣露者哉？ 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王政也。《司市》言“凶荒札丧则市无征”，知非凶荒札丧皆征矣，岂周公之制？ 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 武王克商之后，放牛归马、偃武修文、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复用，则知太平之世有天下者，尚不轻言兵器，矧敢粥之于市乎？故《王制》曰：“戎器不粥于市，兵车不粥于市。”此质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战国时事也。 廛人掌敛市絘布、緫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注云：“布，泉也。絘布，列肆之税布；緫布，守斗斛铨衡者之税也；质布，质人之所罚犯质剂者；罚布，罚犯市令者；廛布，邸舍之税。”愚按：此廛人所掌言利析秋毫矣！民无所措手足矣！其何以堪乎？ 凡屠者，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皮角筋骨，屠者之所赢以资生者也，而亦敛之。噫！敲民骨、取民髓，是不留一毛之利于民，民何乐乎有生？ 肆长敛其緫布。 疏云：“罚无肆立持者之布”。嗟乎！敛布已非矣，无肆立持之人，负贩之徒也，何罪而不免罚乎？桑孔不如是之暴也。《易·大传》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是观之，先王之世，即市道之交亦坦坦夷夷，无虞无诈，何其盛也。《周官》于市，司市，下大夫二，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质人、廛人皆中士二，下士四，府史胥徒凡二百。胥师、贾师皆二十，肆则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则一人。司稽五，肆则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长，肆一人。一市中，官与庶人在官者，不下数百，纷纷扰扰，刑敛商民。嘻！市有虎矣！ 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息。 操奇赢，权子母，此商贾贱丈夫之所为也。王者以天下为家，而锱铢取息于民无论，足为民病也，其如国体何？噫！王莽计赢以受息，安石青苗而败宋，其祸盖本于此！ 司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 一商也，市征之，关征之，门复征之。一门也，出征之，入又征之。商苦于频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然则，非特商困也。 司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贿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 关市之赋，愚已言其弊于大宰职矣，已读司关职云“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掩卷而叹曰：呜呼！此何异御人于国门而夺之者乎？商人逐锥刀之末，得寸则其寸，得尺则其尺，岂乐输税于官？惟我行宽大之政，几而不征，则天下之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熙熙穰穰于兹称盛，奈何征税以困商？商困而思辟税，或有不出于关者，即举起货，罚其人，是不以商视商，而以盗贼视商。以盗贼视商而已，即以盗贼之行待商也。呜呼！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按：《周官》于六乡，惟见军法，无田制。此遂人惟见田制，无军法。说者谓乡遂互见，是也。考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注谓“此造都鄙法”。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皆与乡遂不同。夫都鄙与乡遂不同者，何也？《周官》之法，六乡始于五家之比，六遂始于五家之邻，其与都鄙，则不著民家之数，故井牧田野独行于都鄙，而不行于乡遂，盖井田以九为数，行于都鄙则民室可以相通。行于乡遂则一比一邻同井，而夫不足；二比二邻同井，而夫又有余。故《遂人》别立乡遂之田而为十夫有沟之法。按《孟子》言：“周制，必曰百亩而彻。”又曰：“乡田同井”。言余夫必曰“二十五亩”，何分乡遂？何分都鄙？今《周官》遂人之辨土，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此即与都鄙不易、一易、再易者同，无足异也。即都鄙之“不易者家百亩，一易者家二百亩，再易者家三百亩”，虽与《孟子》言不合，然因田之肥瘠以为授之多寡，在《孟子》或言其略，而《司徒》则尽其详，亦无足异也。独此乡遂之授田，上地百亩之外，益以莱五十亩，余夫之授田皆同于正夫，不思六乡之地为方百里者四，方百里者为田九百万亩（见《王制》），六乡合得亩三千六百万，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欲田止二千四百万亩。六乡民七万五千家，如《遂人》法，通上中下地，三夫授田六百五十亩，当去一千六百二十五万，止余七百七十五万亩而已。余夫或有或无，或多或寡，通计一家一人授田如正夫，亦当去田如正夫之数。给予分余之田，尚少八百五十万亩。是不必计及六乡之内尚有官田、士田、宅田之类，而已见其制之诬罔矣。郑氏为之说曰：“上地有莱，所以饶远。六乡余夫，以力出耕公邑”，其意亦若知六乡田不給，六遂地广而远，故土地加莱，所以饶之。乡田不足給，余夫遂有公邑使之出耕，不思军法田制业云：“乡遂互见”矣，奈何以独饶于遂邪？谓之余夫必未成夫者，且乡之比、闾、族、党、州、乡与遂之邻、里、酂、鄙、县、遂秩然，如不相通，幼弱之余夫，岂反出耕于遂邪？况遂地虽有方百里者十二，而公邑任焉。以近郊远郊之例推之，大约以其近于乡之五十里为六遂，而外五十里为公邑，是六遂虽差，广于六乡（约方百里者五），而正夫、余夫之田犹不足。彼公邑自有公邑之民，其田亦止自给。即有余，亦及于六遂耳，何能远及六乡哉！故予皆不之信，一以《孟子》之言为断。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按：《考工记》“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与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观之，则《匠人》为可据也。夫周人百亩而彻，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分之九夫，而取其十一，自畿内至诸侯之国，莫不皆然。匠人所治，始于田首之遂，终于同间之浍，皆以九为数，与井田之制相符。遂人所治，自夫间之遂，至万夫之州，皆以十为数，实与井田之制不合。盖《周官》与《考工》各自成书，《遂人》之制，即袭《匠人》为文，而故变九为十，以示其特异。郑氏不察，注《遂人》指为六遂之沟洫，注《匠人》指为畿内采地之沟洫。且《匠人》注有云“周畿内用贡法，邦国用助法。”朱子因谓周之彻，乡遂用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牵二书之不合者以傅成其说，皆不即有周田制以定其归。愚谓周承殷后，其田即殷之田，沟洫即殷之沟洫，盖殷末，暴君污吏慢其经界，武周起而修之，以复井田之旧观。《小司徒》职亦曰“经土地而井牧其野，九夫为井”云云，则畿内之田安有非井授者？夫岂独于乡遂之地悉更井田之旧而为十夫之制也？《遂人》十夫有沟，大戾！《小司徒》之法，郑氏属之乡遂，而以《匠人》为都鄙哉？故《小司徒》亦注为造都鄙法。玩《周官》本文，何尝云造都鄙哉？又《小司徒》注云：“造都鄙，经立其五沟五涂之界。”《遂人》注复谓“畿内都鄙，遂人尽主其地。”若是，则并都鄙亦十夫矣。其说不自相戾邪？且《匠人》之法，自遂而沟、而洫、而浍，以达于川。《遂人》之注亦自遂而沟、而洫、而浍，以至于川，安见《遂人》之为乡遂而《匠人》之为都鄙？今取两法以考于井田，实有合有不合，则《匠人》之文，即谓《小司徒》相发可也。遂人遂有司徒之属，又安可为据哉？或者以为乡遂用贡，都鄙用助本于《孟子》“野九一而助，国中十一使自赋”之言，夫滕地五十里，止畿内四百分之一，孟子就井田已坏之后，分别野与国中之便者而为之制。如谓野为都鄙，国中为乡遂，试问：五十里之国，何有而克备王畿之制邪？奈何据此而谓乡遂用贡，都鄙用助耶！陈及之知其失，谓周制井田通乎天下，无外内之异。是矣。又云：《匠人》九夫，以方言之；《遂人》十夫，以直度之，其实一制也。是亦重违《周官》而未能定其归耳。或曰：“夏田五十，殷七十，周百亩，多寡殊矣”。今谓周之田即殷之田，沟洫即殷之沟洫。果有据乎？曰：帝王之兴，首立度量。三代授田，异者尺步广狭不同，故数有多寡，非七十而有加于五十，百亩有加于七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则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悉为纷更，势且至于塞沟洫为田亩，破田亩为沟洫，督责迫促，疲劳怨雠，普天之下，无一得所之民矣！汤武圣人，岂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谓也。曰：三代尺步不同亦有据乎？稽之于古，舜之即位而巡狩也，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也，首谨权量。故《大传》云：“圣人治天下，其立权度量与改正朔、易服色，皆得与民变革者也。”既可变革，则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哉？且《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所谓古，指殷时言；所谓今，即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应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短于殷尺一尺六寸。故殷之百亩，为周之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等而下之，殷之七十亩为周之百亩有奇明矣。夏之尺步虽不可考，然殷已广于周矣，夏之广于殷不从而见哉？曰：闻彻法，八家同井，今谓分之九夫，何也？曰：夏时贡法，一井九区，区五十亩，分之九夫，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殷之助则一井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外八家各受一区，俱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税其私田。至周之彻，则井九百亩，分之九夫，岁取其所获之十一。盖彻之为义，取于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法也。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岁为常，是通乎殷。赵岐《孟子注》谓：“周制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不已知一井之为九夫乎？故《孟子》所谓“八家同井而同养公田者”，殷制也。《小司徒》及《匠人》所谓九夫为井者，周制也。郑注《小司徒》云：“九夫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则亦知周井非八家矣。曰：如子言，则周无公田也矣，《诗》何以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乎？曰：民田非自有，而悉受于公，则私田者，公□也。□虽不有公田，而就私田十取其一，则公田在私田中也。古者君以足民为心，故省耕省敛而行其补助，民以急公为念，故愿天雨于公田，而遂及其私。于此，想见君民一体，百姓足，孰与不足之意。所谓上下相通，无公田之名，而有公田之实，彻之所以善也。使彻而亦有公田，《孟子》既引此诗，不当云惟助为有公田矣。然则《孟子》何以云：“虽周亦助乎？”曰时井田已废，彻久不行，孟子勉滕文以复古，因举其最善之助以为言，而又恐其疑非祖制，而行不力也，故就《诗》言而曰“虽周亦助”以坚之，亦断章取义之意也。闻彻法通力合作、计亩均收者非乎？孟子曰：“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七人、次六人、下五人，则知力有勤惰，即获有多寡。若通力均收，惰同勤获，是使勤者徒勤，而惰者幸安于惰矣，其何以劝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 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 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如之于玉府，颁其余于万民。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 丱人掌金玉石锡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 角人掌以时征齿角凡骨物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 羽人掌以时征羽翮之政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 掌葛掌以时征絺绤之材于山农。凡葛征，徵草贡之材于泽农，以当邦赋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征令。 掌茶掌以时以聚荼，征野疏材之物。 掌蜃掌敛互物蜃物。 按：山林川泽，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时而入则物或易尽，为之设禁以守之，特数有司之事耳，曷为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则凡山泽之所出足资国用者，官取之可矣，曷为而赋于民乎？嗟乎！虞衡主之，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复物物分敛之数十百官吏，结网罗、置陷阱于山泽之中，民生其间，真一步不可行、一物无所有，累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岂其然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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