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本科地方院校“专、兼”人才培养的思考

一、培养“专、兼”人才的迫切原因

1. 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现状

应用型本科地方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行业一线人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非常明显。由于我国东西部发展差异性巨大，产业结构高中端并存，人才需求复杂多样，应用型本科地方院校人才培养虽有很大空间，但准确性并不容易把握。

较为典型的是，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占得优势，部分高校过度突出以细分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方案定制化，课程体系内容狭窄，导致毕业生知识结构系统性和可塑性严重缺失。暂时的高就业率又引发人才质量虚高假象而误导他校效仿。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这种“饮鸩止渴”般的培养模式使毕业生的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另一种典型则是对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认识有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生源成分复杂化，大学生就业意愿差异日益扩大，加之专业优势总是受制于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让学子们从一而终的专业热情大为削弱。面对瞬变的形势，部分高校忽视生源差异，甚至放弃原有的办学优势，简单地以通识教育应对。由于学科专业缺乏扎实的基础和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又模糊不清，致使毕业生缺乏就业竞争优势。

上述“窄而不精”或“泛而不通”现象，造成了应用型人才与社会发展供需之间的严重错位，加剧了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显。现在每年有大量大学生毕业，企业却难以找到适用人才，企业用人成本在不断攀升，毕业生却难以达到岗位要求。据对近期毕业生所在岗位的知识与能力调查显示：2011届本科毕业生，有50%认为专业教育中最需要改进的是实践教学环节不够，20%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不实或内容陈旧；而2007届本科毕业生中更有高达72%认为大学专业教育的不足。数据深刻反映了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况，仅靠优化专业培养方案去打补丁已很难根本改变局面，而必须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着眼，深刻反思。

2.“专、兼”人才培养已是全球化趋势

随着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高度发展，当前发达国家极其重视人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以取得技术应用和创新的竞争优势，可从高等教育模式的变化中验证。

美国高等工程教育在经过重工程技术教育、重基础科学研究、重通识教育阶段之后，20世纪90年代为适应军事和经济发展需要重新进入“回归工程”，转而强调高等工程教育面向全球化的工程实践。教育将科学与技术、技术与非技术融为一体，突出工程的实践性、综合性和创新性，把学生培养成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家，重点提高熟练掌握某一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也为学生进入工程领域和非工程领域做好职业准备。

英国受教育实用主义影响，正强化面向经济、工商业为市场导向型的能力型人才培养模式。它注重学生个人能力的培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直接指向市场上的具体职业，例如教师、医生、工程师、企业管理者等。因此，课程体系围绕市场需求和职业特点，设计了多个课程模块，供学生多种选择。在一个学科群内，相近专业必修模块相同，专业之间转换非常容易，学生可根据兴趣、未来职业意向修读。

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以培养面向工业界的工程师、工程应用人才为主，坚持由校企双师型教师开设部分课程，举行技术讲座，将前沿性科学技术知识、产品研发动向、企业文化、市场需求等介绍给学生，保证了大学里所传授的知识能密切联系经济技术发展，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合格的人才。

瑞典、瑞士、芬兰、挪威等北欧国家则是采用了中间道路，通过高科技领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动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工程教育与国家产业发展结构息息相关。高等工程教育强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学术研究，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多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教育制度的结合体，但是国家教育观渗透到了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即教育活动必须围绕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进行。

从中外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比较可见，我国应用型人才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以“专、兼”能力不足最为典型，它已是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智力保障。曾访问美国LTU（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和瑞典HU（Halmstad University）两所应用型大学学生实习的公司，共性地发现企业安排的实习内容很“杂”，学生必须自觉地综合本专业和其他知识去面对客户的需求，实战性很强。学校通过积累和分析学生反馈的信息，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去适应市场变化。即使LTU那样受底特律汽车制造业浓重的汽车文化和元素影响的高校，70余年来各专业培养目标始终围绕“理论与实践”座右铭坚持培养知识体系完整的学生，毕业生就业面广，适应能力强，有很好的社会口碑。这些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二、我国当前“专、兼”人才培养的视阈

所谓“专、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既有某一行业扎实的专门知识和应用能力，兼有较强的适应性，能综合应用所学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发现、提出和解决相近行业实际问题的人才，其培养模式应最大限度地涵盖毕业生今后工作岗位的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的发展需求，尤其能在环境、科技、人文和经济等复杂因素间寻求平衡，达到优化的决策。因此，“专、兼”人才培养更加侧重于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它与仅狭窄于对象、却脱离社会综合因素的“专才”，或仅侧重学术能力培养、却忽视对象的“通才”有着本质区别。当前我国“专、兼”人才培养应着眼于如下“四位一体”的社会发展要求。

一是“错综”要求。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产品转型升级周期缩短，市场用人需求变化必然加快，知识结构需要适度地“杂”去适应“变”。以民航飞行员为例，人才已由纯粹飞行员向“企业”（航空器）经营者的角色转变，“优秀飞行员+合格职业经理人”成为飞行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工业设计业则需要“艺、工”结合，兼具艺术设计、材料加工、营销、行为学、节能环保等知识与技能人才，传统单一专业的教学模式已无法胜任。二是“协同”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行列，目前各地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中应用型本科院校达300多所，且占比例逐年提高，但高等教育却远未因此而与强大生产力划等号。一则反映了高校办学脱离市场，二则说明我国产业高速发展却反哺教育不足而空置优质资源。因此，必须要找到能吸引校企积极相向而行的途径，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才能把优质种子植入最适应的土壤中。三是“多元”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生源成分复杂化，大学生的趣向差异日益扩大，高等教育要体现“以人为本”须有多元培养渠道和自我学习能力养成的方法，泛指的通识教育并不适合该类型高校学生的具体情况，而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有利于该型高校毕业生的非同质化发展和错位竞争优势。四是“相辅”要求。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学科发展是根本，对高校而言，任何一种育人模式改革，既要激励高校教师把学科能力转化为教学优势，同时也要有利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达到学科与专业的平衡发展，这是高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教学改革自觉性的维系。

三、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保障“专、兼”人才培养

1. 准确把控资源分配与应用，引导“专、兼”人才培养

要真正以“四位一体”的要求培养“专、兼”人才，需要不断完善高等教育体制，但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完善高教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却更加现实和紧迫。

首先是用“体系”来替代“体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市场在办学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具体地是强化高校自主办学、分类指导、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逐步代替行政管理体制下按高校层次配置资源的做法，转而用更加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质量评估、专业认证等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同时要用相对绩效评价（产出/投入）取代绝对绩效评价（产出+投入），提高办学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当前，我国高校的质量评价还不规范，年度质量报告中用以偏概全、主观表述依然严重，评价标准化和公允性欠缺，而用一套标志性学科成果多头套取国家专项经费的现象盛行。这些现象降低了潜心教育教学改革的价值，更是加剧了资源重配、错配，助推了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从领导到一般教师都想尽办法围着资源和指标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内生意愿当然就不强了。

其次是用“限权”来确保“放权”。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只告诉高校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都由办学单位自主决策，教育管理部门则应加强“事中管”和“事后管”，从全局高度，保持高教的整体布局合理。教育部自2012年起简化了专业申报程序，初衷很好，但一些地市教育厅忧虑热门专业一哄而起采取了一刀切限制措施，抑制了部分高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限权”和“放权”倒置。

最后是用“治理”来超越“管理”。“管理”存在主体的主观意志，而“治理”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平等的共同参与、协同管理，使各种积极要素得到充分调动。如美国历史上《莫雷尔法案》（1862年）、《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45年）、《格林特报告》（1955年）、《工程教育的主要议题》（1994年）等就曾被政府引用，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咨询意见，对当时高等教育转换重点发挥了指导作用。我国现在每年由民间教育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纷杂，良莠不齐，易引发人才需求结构的误导，因此亟须政府凭借其拥有的大数据资源和公信力强的优势，主动引导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等，做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参谋。

2. 发挥政策杠杆，以校企“协同育人”促进“专、兼”人才培养

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除了受自然资源影响之外，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科技进步等因素，这些都与高等教育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在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过程中，全面提升了工程技术水平，其重要附加值之一是为“专、兼”人才培养积聚了极好的素材。而大学功能又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智力保障。因此，校企“协同育人”有很强的动因，一旦激活，必将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压力向巨大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又带动应用型本科地方高校学科水平的提升，两者形成良性互动。

但是，目前国内的校企合作却多为短期利益驱动，功利性强，稳定性弱，缺乏战略深度。原因之一是校企合作的意愿不对称。应用型本科地方院校学科水平不平衡，难以形成企业攻克核心技术的后盾。而企业用人时却可轻易地如同订购零部件一般向高校定制，且响应者趋之若鹜，作为逐利单位必然放松其协同育人的自觉性。原因之二是我国现有的激励企业协同育人的机制不扎实。企业因投入教育而减免税等合理诉求无法落实，还要承担大学生在岗实习期间的带教指导、人身安全、知识产权泄漏等成本和风险，支持教育无利可图，即使是政府撮合，也多为无本之源。

因此，要做到校企“协同育人”，提高行业对学校的依存度是硬道理。鉴于该类型高校最具整合全校力量、集中学科优势协同产业技术攻关和创新的能力，2014年上海市教委为提升上海高校服务社会能力，推出了面向地方高校的知识服务平台建设专项。它鼓励学校与行业牵手，着眼于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开展重点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咨询研究。其预期成果必将为校企协同育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让教育投入者有经济回报应固化为一种政策。近年来，各地投入校外大学生实习基地建设的资金力度很大，如果这笔最终还是支付企业接纳学生的资金，因教育专用而作为企业的免缴税利，通过受款主体的变更，不仅能激励企业安置大学生实践的积极性，还能强化企业“协同育人”的责任感。如英国由政府牵头的教学公司，以“项目”形式构建产学研合作的信息平台，通过财政上的利益共享来促使产学有效配对，借助整合和引导，促进产学研合作由自发、分散、短期向紧密、有序、长期运作的转变；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雇主每接纳一名合作教育学生，就可以减免相关税项，接受学生越多，减免税收越多等，都有效地调动了雇主参与教育的积极性。

3. 鼓励特色办学，推动“专、兼”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专、兼”人才培养的最终主体还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方向应当非常明确。落实到每个专业，要求在培养目标上明确指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达成要求，以及主干学科、在同专业中的行业特质及就业适用面、毕业生适用岗位及人才类型等要素，在兼顾一般性专业教学要求同时，重点凸现本校的特色。在成才观念上，既强调大学生毕业即能上岗，更强调毕业生职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把人才培养从过度突出就业为导向转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专业可有行业指向，但培养方案必须着眼于产业技术升级对人才的要求。在培养途径上，用大工程观视野构筑专业群大平台，专业方向适时适度分叉，通过“厚基础+宽口径+重特色”的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注重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纵横交错，为学生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提供广博的知识基础和智力储备。注重大学生职场思维培养，尤其是加强专业考量与社会因素综合协调能力的训练。在培养手段上，注重既面向专业又非囿于专业的教学，通过校企协同育人，聘请行业双师型教师授课、联合带教实习等措施，用PBL和CBL教学把学生带到工程技术应用与创新的前沿，拓展视野，潜移默化中逐步融会贯通。在质量保障上，政府应积极鼓励地方高校取得专业认证，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办学目标，通过职场对毕业生的检验和反馈，不断自我完善，持续改进。

四、“专、兼”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1. 培养方案设计着眼纵、横贯通

“专、兼”人才培养，可按学科类别搭建公共课平台，安排在第1、2、3学期，约占总学分的45%—55%（含实践环节，下同）；按相近专业搭建学科基础课平台，一般安排在第4、5学期，约占总学分的20％—25％；按专业方向设置专业课平台，以安排在第6、7、8学期为主，约占总学分的25％—30％。所有平台设置必修和选修课程、理论和实践环节，通过修读各课程组内不少于规定学分的课程，学生可以向自己意愿的专业方向发展，既可纵深夯实，亦可横向拓展，或修读辅修学位。这样有利于学生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兴趣，调动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成效并多元发展。

为便于学生在专业之间的转换，学科基础课程模块中除明确标识今后修读某一专业所必修的核心课程外，修读其他课程则相对弹性，不拘泥于课程本身的纵深程度，而更注重课程体系本身的系统性，为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拟工程环境组织教学元素

教学元素组织力求把“学校+企业、教学+科研、理论+实践、知识+能力、常规+创新、专术+通识、实训+就业”贯穿于课程内容的设计之中。

根据不同专业的校企合作条件，要求各类课程加大基于工程问题的教学和案例教学，及早地在高等数学、物理、力学等公共平台课程中引入工程实例，如函数“连续”性概念在航空航天问题中空气介质区分中的应用、力学在列车受电弓接触滑板中张力控制中的应用等，寓概念于实例中，要求学生举一反三；改造部分基础实验，将一些物理、力学、电子与电工、测试等课程实验和实验课程从教具转移到科研设备上，在拟工程环境中学习检测方法、误差分析，增强实战性；设计开发一批创新实验和实践类公选课，将学科竞赛项目适度改造后，面向跨学科或跨专业学生团队选做，通过协同合作，感悟知识互补的优势；加强设计性项目的训练，要求本科生80%以上毕业设计题目必须是设计性的，鼓励教师吸纳学生参加在科研攻关、政府决策咨询、行业评价标准制定等前沿性项目，学习与了解研究方法分析决策中的节能、环保等约束条件，而开放性实验报告最能体现学生的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参加中外校际交换生项目，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通过毕业设计等环节，提高大学生工程设计水平、专业与综合因素平衡能力和实际制作的技术与技能。

3. 从时空资源确保“专、兼”培养方案可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目前正在试行“1学年3学期5学段”制，即2个常规学期（又分为9周×4的学段）+1个暑期学期（1个学段），大多数课程按知识节点拆解为16×n学时施教。“短”的好处是增强了课程模块的灵活搭配，便于学生集中精力学好课程，分段考核；课程教师讲授最擅长的章节，尤其是兼职教师上讲台授课成为可行；提高教学资源利用率，以往不得不安排在寒暑期进行的课程设计、实习、实训模块等环节，可像一般课程安排在短学期内进行，错峰并高效地用好校内外有限的实践环节资源，目前全校已有超过60%的学生参加了合作教育，得益于企业岗位的轮转；在学段内错失选读的课程或重修课程，则可以在暑假学修读；确保教师集中精力教学，提供了教师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国内外访学、企业见习等活动的时间保障，促进了学科发展和教学质量的同步提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对教育定义：培养自由的人和创造性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这就是最后的目的。它应当具有普世的价值。“专、兼”人才培养虽然侧重专业教育尚无法摆脱功利痕迹，却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它不仅有利于缓解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有利于提高我国应用型人才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体现人的价值，达到学业、职业、事业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