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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权力的不对等，所以就出现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庶民点灯”的怪诞之事。——这本是历史的印记，也是一种悖论。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这些历史的糟粕本应该投进垃圾堆，成为一种永久的历史定格。可是放眼当下，这种思维似魔法师的变幻之术般在生活和社会中仍然依稀可见，不是偶发的星星点灯，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不过，这种存在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演绎，而是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欲盖弥彰进行遮羞布似的展演。 之所以出现这种“死水世界”的相悖，首先得分别探寻州官心理和庶民心思。在吏治行天下的时代，州官乃一方之霸主。不管是弹丸之地，还是浩瀚无疆的沃野，因为是这里的主人，所以“我的地盘我做主”成为支配州官处世生活的思想主导。正是怀着这种心理，面对自己治下的子民自然是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相待。我是这里的主人，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包括阳光雨露都属于我的私有之物。既然这样，我可以呼风唤雨，我可以一手遮天。因为万物的生死荣辱都被扼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兴时，施舍于民，让臣民感恩戴德；衰时，盘剥收刮，置臣民于水深火热。自己的喜怒无常让庶民时时遭殃。 因皇天后土的荫蔽，在俸禄释放出的诱人磁力的吸引下，为戴上顶戴花翎而殚精竭虑者似过江之鲫。尽管没有聚光灯的映照，但朝南开的衙门的森严已经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雄踞于此，掌握着“生死权”。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于对正义和公理的捍卫，必须说着冠冕堂皇的话，以博得子民叩首高呼“青天大老爷”的美名。可是，随着夜幕降临，灯火阑珊之时，一群群白天光鲜亮丽，一副刚直不阿的“正人君子”在八抬大轿前呼后拥的簇拥之下进入灯红酒绿之所。在云雾缭绕处，燕语呢喃。白天的一副好皮囊被撕下后呈现的是狰狞与肮脏。这样，在漆黑夜幕的遮蔽下一个个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开始走街串巷，“飞入寻常百姓家”。因为夜以继日的劳作，当曙光初现，面对高悬的明镜时，他们因为过于劳累只能借代表权力和威严的公堂稍事休息，为“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大戏的展演卯足精气神。 由于州官权力的至高无上，神圣而不可侵犯，这就给州官所辖之地的子民造成强大的心理暗示。而因为长时间受到统治阶级愚民思想的教化和愚弄，让他们骨髓里残存的自我存在的意识在岁月风雨的涤荡中也已消失殆尽。人有三六九等，既然上天已经做出如此的安排，既然命中注定成为劳力者，就只能认命，只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劳心者的辖制与奴役。因为君权神授，自己既然成为万能之神的弃儿，就只能无怨无悔地接受命中注定的安排。当思想上自我矮化之后，表现在行动上时就是：受到鞭刑之后还会磕头似捣蒜般地大喊——多谢不杀之恩；受到训斥与辱骂之时依然会点头哈腰——多谢大人的点化和教诲。“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出生，高贵与卑微在一个人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骨髓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之所以渐渐出现分野，主要源于人们主观的臆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虽达不到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力，但掷地有声的呐喊与拷问足以撼人心魄。可是，因为统治者长时间以煮青蛙的方式驯化国民，让他们的棱角慢慢磨平，血液中叛逆的因子渐渐没有了活力。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变成了一道隐形的紧箍。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雨腥风就达到垂拱而治的目的。 无为而治需要内外因的护佑。没有绞尽脑汁的设计，仅仅有心甘情愿的臣服无法实现；反之，即使有有意栽花的经营，如果没有逆来顺受的子民的前呼后拥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劳心者一旦占领思想的制高点，以“君临天下”的“大智慧大情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于臣民，劳力者原有的国家公民意识慢慢被湮没，取而代之的是子民、臣民思维的作祟。当国民都变成了温顺的羔羊，乱象环生自然就不可能出现，治世之功无需夸饰即可显现。于是就有了岳阳楼的胜景，钱塘江的繁华，滕王阁的盛况，琅琊山的和谐融洽。一幅幅官民同乐的盛世让劳心者得意于自己的治功，让劳力者享受太平盛世的安居乐业的惬意，一片祥和。此番胜景，万众各司所需，相安同乐，万世开太平，岂不幸甚。 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子民臣民占据了主导，而没有公民的一席之地，它会百代不衰，万世长青。温文尔雅的温顺有可能是韬光养晦，也可能是缺钙而无法直立行走。从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的角度审视，每一个没有失去知觉者都希望在这个歆享太平的时代能够出现更多昂首阔步、健步如飞的公民，而不是畏畏缩缩的点头哈腰磕头作揖患软骨病的奴才、奴婢。——陈士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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