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自私的基因”

昵称31728201 201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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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一功效主义原理也是经济学、社会生物学等科学的基本预设。关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我们已经说了一点儿。与此相似，新达尔文主义声称生物所“追求”的是最大化其基因复制。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一本著名的科普书，题目叫作The Selfish Gene，《自私的基因》，大意是说，自然选择的单位是基因，生物个体，包括我们自己，都只是基因复制自身的“生存机器”，而基因则是这台机器的“发动机”。从长时段的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只有那些善于保护自己和复制自己的基因留存下来，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自私的”基因留存下来，“成功的基因的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无情的自私。”生物个体作为基因的载体，体现的只能是基因的特性，“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会是自私的”，我们人类既然也是长时段自然选择的结果，理所当然，“我们的本性生来就是自私的”。〔3-4页〕

[英]理查德·道金斯 / 卢允中等译 / 中信出版社 / 2012-9

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各方各面的支持造就了人性自私论的强势。而在当代中国，自私论的泛滥还有社会缘由。本来，自私自利，私和利这两个字，在中国思想传统中，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中国是个君子国，君子喻于义，都是重义不重利的。到了新中国，自私更成为万恶之源，资产阶级最自私，小资产阶级比较自私，共产党大公无私，吃喝住用都由公家提供。到新新中国，中国人更加进步，不仅行为不可自私，自私的念头也要不得，为了尽快实现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全民“狠斗私字一闪念”。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最新中国，观念大逆转，自私不仅从首恶的席位上退了下来，而且报章杂志上的评论似乎都把“人皆自私”当作人所周知的公理。我们普通人，不管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感知怎样思考的，一旦发言论理，也言必称人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仿佛言私言利的欲望压抑了两三千年，突然爆炸开来。

不过，街上人说“人都是自私的嘛”不一定意味着街上人当真都持人性自私论，那也许是一声感叹，感叹自私是人身上固有的一部分，无论怎样克服压制掩藏，总难割除。实际上，我们固然听得到“嗨，谁不为自己着想”却也会听到“人心都是肉长的”。

自私自利的事例，当然举不胜举。然而，生活中也颇不乏善良和友爱，更有人急公好义，甚至有人杀身成仁。这些该怎么用自私论来解释呢？实际上，自私论理论家把他们的大一半努力用来解释怎么会出现利他行为。道金斯声明，《自私的基因》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探讨“自私与利他的生物学本质”，〔2页〕解释为什么尽管成功的基因都是自私的，而我们却会看到“有些基因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滋生出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3页〕

利他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动机实际上是自私，就像表面上看起来太阳环绕地球旋转，实际上是地球在环绕太阳旋转。前面讨论过“看不见的手”，其理路就在说明自利动机怎么一来就产生利他这类表面现象。扩展开来，这就是互惠的利己主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按西洋人的粗俗说法，就是you scratch my back and I scratch yours。达尔文一向思考周全，这位进化论的创始人早就想到演化论会带来怎样解释利他行为的难题并尝试“完全从自然史的角度”加以解决：虽然人像其他生物个体一样从自利开始，然而，“当部落成员的推理能力和料事能力逐渐有所增进之际，每一个人都会认识到，如果他帮助别人，他一般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从这样一个不太崇高的动机出发，他有可能养成帮助旁人的习惯。”达尔文虽然尝试这条思路，但他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后世的生物学家没有超出这条思路，例如，乔治·威廉斯认为：“一个能使他的朋友最大化和使他的敌人最小化的个体将有着进化上的优势，……我认为这种进化上的因素已经强化了人类的利他主义和同情心，同时在伦理学上淡化了对于性以及侵略本能的接受。”沿着类似的思路，博弈论通过计算证明，在重复发生的囚徒困境中，博弈双方采用某种合作策略即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策略，与一味欺骗、背叛相比，对自己更加有利。从前很被批判过一阵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论也属此类。

血亲之间的利他行为难不倒自私基因说。狼爸狼妈如果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保护自己的后代，后代的存活概率就会低于它们的同类，它们身体里的基因流传下去的概率就会较低；如果它们那些喝狼奶长大的子女继承了只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保护后代的基因，这个血统就会逐渐被自然选择淘汰掉。因此，我们见得到的动物，不仅具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也具有保护其后代的本能。实际上，从基因复制的角度看，在自己的生育力降低之后，保护后代比保护自己更加重要。于是，“神圣的母爱”就获得了科学解释。以同样的方式，社会生物学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常会热心帮助亲戚，它甚至能够根据亲缘关联度计算出我们的热心会是几分，据传说，人口遗传学宗师霍尔丹曾说，他会为了救两个亲兄弟或八个叔伯兄弟罔顾自己的安危。

互惠的利己论能够解释大量的互助活动。而且，把互惠利己说倒转过来，同时就解释了报复——“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其实，即使不了解高深的理论，谁都知道，我们有时候的确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或有可能得到好处才帮助别人。谁都知道，舍利求名有时是一种“间接互惠”。谁都知道，血浓于水，家长“护犊子”仍可以归在自利范畴之下。

总之，依互惠利己说，我们平常所说的道德，我们平常具有的道德，其实根源于我们的自私。这一思路不涉及像孟子那样的恻隐之心或亚当·斯密那样的同情心，这对建构理论来说是个优点――利己之心本身能产生利他的后果，不需要另设一个平行的原则，而凡是设定一双对称平行原则的理论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解释力。

道金斯像陆林汉绘

然而，仁爱似乎并不尽于互惠的利己，还有一类“纯粹的利他行为”：默不则声的奉献，在发生海难时让别人上救生艇而自己留在行将沉没的船上，总之，那些怎么看都看不出对自己或自己的后代有好处的利他行为。神圣的母爱不都是护犊子，也曾有母亲支持儿女舍身就义。我再举个有争议的例子――一个巴勒斯坦青年身上绑了炸药去施行自杀性袭击。你可以认为这种行为错误、愚蠢、罪恶，但要把它解释成自私可不容易。基因理论帮不上什么忙，这个青年没留下也不会再留下任何基因。博弈论也用不到这里——他从此再没有重复博弈的机会了。“养成了帮助他人的习惯”这样的解释在这里也显得过于软弱。达尔文对自己的这一思路不满意，这是有道理的：这位部落成员凭什么认为他帮了别人会得到别人帮助？凭以往的经验？但在尚无这种经验之前，第一次利他行为从何而来？“即使一个人人无私的部落能胜过一个人人自私的部落，但难以看到一个部落一开始是如何达到人人无私的境界的。”如果没有一开始的利他行为，威廉斯所说的“强化了利他主义”也就落了空——你得先有点什么，才谈得上强化。我们尤难想象，在平日琐琐碎碎的事情上，大自然教给我们依自私的原则行事，凡事斤斤计较，而在生死存亡的根本大事上，自然却变得糊涂起来，听任我们依恻隐之心之类的“坏习惯”去舍己救人。引进宗教信仰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问，如果人本性自利，而不是利真主，那么为真主献身的宗教感情是怎么产生的呢？

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宗教信仰，这些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视作派生的东西而不是源始现象？

好吧，让我们设想社会生物学成功地发现了某种机制，可以解释自利如何导致所有这些，亦即，表明恻隐之心、仁爱、友爱都对我们自己更加有利，但这样一来，我们又需要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那么多邪恶和“过度的自私”。上面说，把互惠倒转过来可以解释报复，现在，困难则在于解释过度报复，那种同归于尽类型的报复——报复者自己再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被基因调教好的人应当自私得恰当好处，他怎么会过度自私？弗洛伊德以及一些功效主义者把过度自私视作急功近利，即不能为长远利益克服近期利益，然而，人怎么会发展出不顾长远自私的动机、感情等等呢？再说，我们要跟着凯恩斯问：长远有多远？

道金斯与其他社会生物学家从基因自私人类个体自私出发，难免认为需要费力解释的是人类的利他行为，其实，“自私的基因”需要费心解释的，何止无私、友爱、慈善？别忘了，人类还有那么多“不必要”的贪婪、邪恶、残暴。一群非洲狮撕扯斑马的场面也许有点儿血腥，但也只是“有点儿”而已——镜头中，别的斑马在几步外悠然吃草，它们知道狮子只是要饱餐一顿，并无残暴滥杀的本性。人就不同了，系着红臂章的年轻人在车站广场把一批一批的“坏人”暴打至死，远远近近的路人各个胆战心惊，哪怕他们知道自己对满足这些年轻人的自利毫不相干。间斑寇蛛织网捕虫也许体现了一段机心，但没有哪只蜘蛛曾织下天罗地网，把成千上万敢说句真话的读书人尽收网中，让一整个民族从此断绝了独立思考和真率。生物学该怎么解释人对他人的羞辱？哪种动物会羞辱同类？人的仁慈大度很难用自私来解释，人的贪婪、残暴、阴险又何尝能用自私解释清楚？

社会生物学连同博弈论把眼光集中在自私与合作或利他上，有其道理，这道理同时也是其局限。我们在伦理生活中所关心的，当然远不止于自私与合作。人性中有很多比自私自利严重得多的缺陷，比如人的贪婪、阴险，比如专制者的残暴。很多邪恶并不来自利己的动机，事实上也并无利己之效。没听谁说列宁、希特勒自私自利。跟残暴狠毒大奸大恶比，自私不过是些小奸小恶，琐琐碎碎抠抠缩缩怪烦人的。反过来，合作也不是惟一的善好，有时它根本不是善好，“实际上，人们相互之间最残忍的、最不人道的对立行为，都是标榜为深度‘合作的’那些人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