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朱熹的《四书》与“五经”

摘要：在经学史上，朱熹是一个转折点，朱熹对四书文字的发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义理系统，这个新的义理系统主旨在于求圣人之心，以提升个人道德。同时，朱熹在此基础上改造了“经”的观念，改造了对五经的认识，汉唐经学求“圣人之法”，而朱熹把经视为“圣人之心”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五经进行了内在化的解读，将五经《四书》化，这样，五经已不能称其为 “经”。

关键词：朱熹 经学 理学

 

宋代之后，经学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皮锡瑞《经学历史》称之为“经学变古时代”[i]这种“变古”，即是一反汉唐以来经学注疏的旧传统，而独辟一条重新理解五经的新路径。这一新路径，大体而言，便在于五经的“四书化”。在汉唐经学旧传统中，经学注疏是为了理解“圣人之法”，而宋明的五经注疏，更侧重于理解“圣人之心”。而这种转折的标志性代表，是朱熹《四书》学建构的完成，以及在《四书》学的基础上注释五经。本文即从经学角度，讨论朱子如何通过发明《四书》的义理系统，以建立对五经之学的新理解。

 

一、《四书》：求“圣人之心”

道统之中孔子既为“先师”，先师之垂教后世者，在五经。然以宋儒观之，先师之教，不在五经之法度，而在五经之义理。但是，五经之义理不在五经之中，而在五经之外，即存在于圣人心中，要先求圣人之心，才能得天下之义理，以此义理，才能治五经。要求圣人之心，以程、朱观之，大要在《四书》。程伊川有语云：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ii]

伊川此语，朱子《近思录》编录之，《读论语孟子法》又叮咛之，《语类》复讨论之，[iii]足见朱子对此语之重视。程子之言，实教人如何通过读《论》、《孟》而推求圣人之心，使读者之心，冥会于圣人之心，则圣人作经之意也因之而明矣。必须注意的是，以《论》、《孟》为本，所明的是“圣人所以作经之意”，而不是经本身。这种通过理解圣人之心来理解经的方式，与今古文经学之通过理解经来理解圣人，恰好完全相反！而其中也揭示出，宋人理解的“经”，已经与汉人完全不同。程子语录有云：“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iv]“圣人作经，本欲明道”，可以代表宋儒对“经”的理解。汉儒将经视为常道，六经之外，何有义理。故汉儒绝不会往上去推求圣人之心，而只会往下来讲求具体的圣人之法，以之通经致用。而宋儒则以为六经本身不是常道，而是圣人借之以明道，道在经之上。故必先明义理以明道，才能够治经。伊川与弟子对答，弟子问：“圣人之经旨，如何穷得？”答曰：“以礼义去推索可也。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短长轻重。”[v]这正是通过《论》、《孟》，先明义理，明“圣人所以作经之意”，再去治经。

朱子继二程而起，又合《大学》、《中庸》于《语》、《孟》而为《四书》，其说愈备。朱子云：

四子，六经之阶梯。[vi]

此几乎一言尽之矣。朱子之为学次第，承程子之言，其《与陈丞相别纸》云：

《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得知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先见义理根原体用之大略，然后徐考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盖诸经条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读《大学》、《论》、《孟》、《中庸》，令胸中开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vii]

通过读《四书》而令人“胸中开明自有主宰”，即程子所谓“先明义理”也。先明义理之效果，朱子《语类》有云：“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字字句句，涵泳切己，看得透澈，一生受用不尽。只怕人不下工，虽多读古人书，无益。书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工夫来。若果看此数书，他书可一见而决矣。”[viii]所谓“古人书”、“他书”，自然包括五经。朱子又说：“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ix]盖因读《四书》而识义理，以此义理则可以读经也。在《四书》中，朱子尤重作为“入德之门”的《大学》，《语类》有云：“《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x]如此之说，则《大学》成为群经之基础。

这里凸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不能直接探研五经，而要通过《四书》求圣人之心，才能明五经之义呢？这不得不再次回到五经与宋代政治的关系问题。《河南程氏遗书》载二程弟子苏季明问学之事云：“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xi]治经确乎为“传道居业之实”，但竟至于“空言无益”，苏氏之惑揭示出当时经学的两个深重的危机：一是整个政治社会生活的运作，已经脱离了经学的主导。两汉之世，独尊儒术，治一经而有一经之用，凡《洪范》察变，《禹贡》行河，《春秋》决狱，《诗经》进谏，人所共知，虽经书中之郊祀、封禅诸政教大典，经师或有论辩，但皆直接作用于现实，而非空言。而汉唐之间，《春秋》之义不彰，三代典礼，尤其是《周官》、《仪礼》，也可以讨论国典，巩固门阀，其时虽有佛老之言杂厕《易》、《论》之间，然无碍于典礼之实用。及至北宋，政治社会迁变，经书已不能主导当时政教大典与社会生活，与现实相脱离，故治经反成“空言无益”之事。二是经师不在其位，汉立五经博士，官吏多出儒门，故治经而能尽其用。至宋以科举取士，读书人既增多，而得位者少，不得其位而治五经，难免有经学空言之叹。此亦宋世以后道、学、政分途之背景。也就是说，当世表面上仍然尊经，但事实上在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已经不再遵循五经的指导。五经之道，本来经过政治建构，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纪。而熟习五经，即是探研纲常伦纪之本原。以此言之，治经确实是“传道居业之实”。但是，时代正在越来越进入一个“后经学时代”，政治社会与经学互相脱离，而经学之汉唐注疏，越来越成为不切实用的“古代知识”。讲习五经及其注疏，基本上无预于政治社会，而且无关乎世道人心。当此之时，五经本岌岌可危，何况国门之外，蛮族环峙，人心之内，佛老大行。因此，面对心外之经学无用，心内之佛老泛滥，宋学之重心，转向讨论个体德性。因为只有个体德性，才是切己之论，而非无用空谈，而且只有个体德性的重建，才可能在内排斥佛老，发而重建经学。

因此，宋儒发明《四书》，目的在于重建个体道德，而又以《大学》为重。《大学》首发“明明德”，朱子有云：“学者须是为己。圣人教人，只在《大学》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则如今端己敛容，亦为己也；读书穷理，亦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实，亦为己也。圣人教人持敬，只是须着从这里说起。其实若知为己后，即自然着敬。”[xii]总体而言，程、朱将《四书》视为重建个体道德之最佳教材，而特重“为己之学”。《论语·宪问》载孔子之言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朱注引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又自加按云：“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xiii]朱子将此语视为孔子论学最为“切而要”之言，正是因为朱子之视为学，先成己，后成物，其于为政，先修己，后治人，故将政治社会之改良，世道人心之挽救，全系于个人道德的重建之上，而发明《四书》大义，也是为了重建新的道德。也就是说，要培养一个好人，才能去读经，去做事。

 

二、五经：建立在“四书”之上

朱子通过注解《四书》，为一般人走向圣贤指明了道路。但是，学不止于《四书》，还有五经。读五经，也要注重为己之学，注重“切己”，此为宋儒之迥然有别于汉儒者。五经本为圣人之法，读五经指向的是政治，即构建共同体生活，而非个体道德。而程、朱求“为己之学”，故必将五经义理转化为个体身心问题。朱子论读书之法云：“今世儒者，能守经者，理会讲解而已；看史传者，计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会身己，从自家身己做去。不理会自身己，说甚别人长短。”[xiv] 朱子批评时人讲经，但能讲解而已，不理会身心，从而认为要从自己的“身己”做起，此为读经之新法。而《语类》另外一言更加明确：

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xv]

此意即回到个体身心，通过个体身心的体验来消化五经义理。朱子甚至说：“人惟有私意，圣贤所以留千言万语，以扫涤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恻隐、羞恶之心。六经不作可也，里面着一点私意不得。”[xvi]如此说，则圣人之立法，全是针对个人道德而言也。朱子又云：

而今读《大学》，须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过。少间自理会得，不待解说。如《语》、《孟》、《六经》，亦须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与人对说一般，如何不长进。圣贤便可得而至也。[xvii]

某患学者读书不求经旨，谈说空妙，故欲令先通晓文义，就文求意；下梢头往往又只守定册子上言语，却看得不切己。须是将切己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xviii]

五经之义理，本不能切己求之。如《诗经·关雎》言刺康王晏起或美后妃之德，《春秋公羊传》通三统、张三世诸微旨，《仪礼》、《周官》之制度，皆有利于政治共同体之构建，而非个体道德之修养。其施诸邦国，以塑造共同体德性则可，而面对个人，提高个人修养则不可。而宋儒强调为己之学，则将塑造政治的学问，当成塑造道德的学问来讲。宋儒所做的这种转化，是将五经《四书》化，解读成为“圣人之心”的体现。盖依古文经学，尤其是郑君家法之见，六经本为历代圣王之法的集合，而宋儒将内圣视为外王的条件，那么历代圣王有其完美之法，必因其有完美之圣心，故治经，便在于“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在这个层面上，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可以通过读经，读出圣王之道，读出圣王的道德来。因此，读书人可以从这个层面上，去体验千载之前的圣王之道，而最终的目的是“学做圣人”。在宋学思想中强调“为己之学”，经学一旦“切己”，五经的性质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经学—政治”转向“经学—个体”。宋代理学革命性地开启了一个新的传统：让五经之学可以直接面对所有个体。

程、朱乃至宋学之言《四书》、五经关系，朱子“四子，六经之阶梯”，一言尽之矣。然事又有不必然者。“四书”之阶梯通向的是什么样的“六经”，便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表面上，如果将《四书》视为五经之阶梯，则治《四书》，只是工具，目的在于治五经。学圣人之学，只是手段，目的在于解圣人之法。但是，程朱一旦胸中先有《四书》之义理，则其视五经，皆《四书》义理之表述而已，也就是将五经《四书》化。《近思录》录程伊川谓方道辅曰：

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之蔽，人人皆是。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xix]

经作为圣人之法，其重要表现在载道。在一个治经变成“空言无益”的时代，治经实面临两难困境，求经中之义则无裨于世道，求经中之道，则经转而无用。以程朱之间，求经中之道，有赖于《四书》义理，只有通过《四书》义理为基础，才能读出五经之道。那么，五经之道，其实只不过是《四书》义理之衍生物。汉儒将五经理解为圣人之法，法者可以具体化，而可以行诸政治社会。宋儒既认为“古礼难行”，治经“空言无益”，五经之法不能直接面对现实，故将五经理解为圣人之道，道者抽象化，只能资以为个人道德修养。

是故朱子之解群经，皆将其纳入《四书》义理系统之中，也即做“内在化”的解读。使群经都成为个人修德之书，使人读群经皆能成其“为己之学”。我们可以看看朱子对每一部经的性质的概括性认识。

朱子于《诗》，核心观念即孔子“思无邪”之语，《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朱注曰：“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xx]此为朱子《诗集传》之大纲。而朱子对弟子论读《诗》之法，亦云：“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须是打迭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那心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xxi]熟读涵泳于《诗》，而读出“道理”，以之“洗心”，此亦为己之学也，而与汉儒读《诗》而为政大异。典型例子，即《诗经·关雎》之义，朱子《诗集传》云：“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愚谓此言为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盖德如雎鸠，挚而有别，则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见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侧，琴瑟钟鼓，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则诗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见其全体也。独其声气之和有不可得而闻者，虽若可恨，然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xxii]如此读《诗》，则纯为修己之法，可以平性情，穷义理，而不可以治家国，论政治矣。是故朱子之《诗》义理化的结果，《诗》由政教天下之大典，转而成儒者修身的宝训。

朱子于《书》无注，然《语类》讲《书》，其说深有意味。朱子教弟子读《书》之法云：“二《典》、三《谟》其言奥雅，学者未遽晓会，后面《盘》、《诰》等篇又难看。且如《商书》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说得极切。其所以治心修身处，虽为人主言，然初无贵贱之别，宜取细读，极好。”[xxiii]以朱子之见，读《书》，主要读“其所以治心修身处”，因为此处没有贵贱之别，平常人读之，也能见圣王之心。朱子问弟子可学：“《尚书》如何看？”可学曰：“须要考历代之变。”朱子曰：“世变难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xxiv]弟子言“考历代之变”，是古文经学之惯常态度。而朱子言“求圣人之心”，则是典型的理学风格。朱子弟子蔡沈推朱子之意作《书集传》，其序有云：“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xxv]蔡沈之说，袭自朱子，是《书》由历代圣王之政典，转为儒者观圣王之心的遗训。

朱子于《礼》无注，惟有后学根据他所定大纲而编的《仪礼经传通解》。而《语类》言礼，巨细辨析颇精。然朱子对礼之根本观点，则在“礼者，天理之节文也。”[xxvi]但凡从理论上而非在具体问题中言“礼”，朱子皆以“天理”说“礼”。“礼”为具体之制度，“天理”为抽象之名词，以理说礼，则又将国家政典与个人仪轨，转化为对道德理论的探讨。

朱子于《春秋》无注，然《语类》所载，既言“惟伊川以为‘经世之大法’，得其旨矣”。[xxvii]又云《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xxviii]“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也是如此。”[xxix]则是将《春秋》由一王大法，转为孔子褒贬史事，存天理遏人欲之教谕矣。朱子对《春秋》看得极高，但却无注，其讲学也极少涉及。《孟子·离娄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朱注引尹氏云：“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朱注自加按语云：“此又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xxx]这就是说，朱子不但以孔子作《春秋》，而且以为孔子之事，最重要者莫过于《春秋》。但是，朱子自己却未曾注《春秋》，其原因，竟是因为他没有“鲁史旧文”，不能相对比看孔子的笔削新义！他曾对弟子说：

某尝谓《春秋》难看，平生所以不敢说着。如何知得上面那个是鲁史旧文，那个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时，便只依鲁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xxxi]

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xxxii]

朱子之所以会遇到此前的汉唐《春秋》学家未曾遇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汉唐《春秋》学家注解《春秋》，是追究孔子的微言大义，一王大法，而这恰是朱子所不关心的，朱子所关心的是孔子删削过程中所体现的“圣人之心”。要探究这圣人之心，便必须看到孔子所用以删削的“鲁史旧文”原材料，一旦这原材料已经丢失，便无法看到孔子哪里删，哪里削，为什么这样删削，因此便无法通过《春秋》去看孔子的圣人之心。

朱子之论五经与《四书》的共同性，有云：

经书中所言只是这一个道理，都重三迭四说在里，只是许多头面出来。如《语》、《孟》所载，也只是这许多话。一个圣贤出来说一番了，一个圣贤又出来从头说一番。如《书》中尧之所说，也只是这个；舜之所说，也只是这个；以至于禹、汤、文、武所说，也只是这个。又如《诗》中周公所赞颂文、武之盛德，亦只是这个；便若桀纣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这个道理。若使别撰得出来，古人须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这个道理。[xxxiii]

总之，朱子讲注群经，务明群经之义理，使人人读经，皆能进德修身，盖朱子以五经为圣人之法，是圣人之心的产物，故为圣人之用。因此，要发掘出《四书》圣人之学，以推求圣人之心，然后在理解“圣人之心”的基础上去理解“圣人之法”。如此一来，则群经只不过是《四书》义理的具体表述而已。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四书》中已经有了完备的义理，五经还有什么价值？将五经建立在以《四书》为阶梯的基础之上，便有削弱五经自身价值的危险。上引伊川之语明言：“《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以不治而明矣。”朱子《语类》亦云：

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解，皆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xxxiv]

又云：

要之，经之于理，亦犹传之于经。传，所以解经也，既通其经，则传亦可无；经，所以明理也，若晓得理，则经虽无，亦可。[xxxv]

当宋儒把经由法度抽象为义理，由先王之法凌空为先王之道，五经只不过成为《四书》的辅助。识义理，本旨在于求经义，读《四书》，本旨在于通五经。然而经一旦成为抽象之“道”，则反不如《四书》所言之平白易晓，于是《四书》凌于五经，手段变成目的，而所谓“四子，六经之阶梯”，也成为一句空言而已。可以说，宋代理学，乃至整个理学本身，对五经进行了《四书》化的解读，当他们研究五经的目的变成探求“圣人之心”，无意中瓦解了对五经“圣人之法”的信念。

 

三、余论

在朱子的时代，五经赖以成立的种种思想预设（如圣人口传微言大义）已经不复存在。朱子企图重新探讨、建立回归五经的种种基础，于是追索到“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是圣人制作之心。而在这种追索中，不但没有重建对五经之法的信念，反而因为强调学问要切己，要造就新圣贤，而将旧五经变成已陈刍狗，从而瓦解了五经本身。宋学之要，在语录，不在经注，在修身与躬行，不在著书与立法。正因为宋明儒家对五经进行《四书》化的解读，明亡之后，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口号，才会带来巨大的革命性力量。宋明儒者通过解读《四书》以求“理”，顾炎武则一反其说，认为“理学”不在《四书》之中，而在五经之中。故其《与施愚山书》云：“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人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xxxvi]

宋明理学大盛之世，而经学寝微。对五经之态度，以求圣人之心为目的而不以通圣人之法为追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先有义理再治经学之法，开宋明儒者疑经改经之风气。盖既有义理在先，则于经中所言不合义理者，辄疑为伪，于是师心自用，改经删经，遂致五经零落，经学不明。其次，程朱汲汲求《四书》义理，乃言“六经可以不治而明”，“理得，则无俟于经”，而其格物穷理，尚措意于五经。至于其数传之后，及心学之兴，则舍五经而求圣人之学，束书不观，徒据《四书》，发为语录，乃至清谈孔孟，终于宗庙丘墟。

汉人的五经之学与宋人的四书之学，其旨归皆在于重新安排人间秩序，然其重建秩序之法，则判然有别。在五经之学中，核心问题是通过塑造政治制度，重建新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塑造好的共同体（家、国、天下），才有好的个体，因此，经师的责任，在于重新解释五经，以为当世立法。而四书之学的核心问题是个体的德性启蒙，只有塑造好的个体，个人的内圣充分发展，才能够形成好的共同体，因此，儒生的责任，在于更好地解释《四书》，寻找培养德性之路。四书之学的核心问题，说到底是认识到“圣人可学而至”，从而探究如何“学做圣人”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现代学者中颇有反思，如蒙文通所言：“汉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与社会事业者少。宋儒则反是，于刑、政、兵、赋之事，谓‘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论史于钱、谷、兵、刑之故，亦谓‘则有司存’，而谆谆于社会教养之道。”[xxxvii]熊十力亦曰：“宋明诸大师，于义理方面孔子哲学方面。虽有创获，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却孔子广大与活泼的意思，故乃有体而无用，于物理、人事，少有发明，于社会政治唯诵说古昔。”[xxxviii]熊、蒙二氏皆精于理学，蒙氏并钻研经学，而二氏之论，大抵不谋而合。宋明学问重建儒家之心性本体，使人于内在心性修养有无限提升之可能，于社会教化，也颇有建设礼乐教化人民之功绩，但在重新塑造政治制度方面，则因其对五经系统的《四书》化解释，而不能直接吸取五经中政治重建的资源。在现代学术中，《四书》之学哲学化，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而五经仍然没有被充分重视。因此，有必要将五经进一步“去《四书》化”，而重建新的五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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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0页。

[ii] [北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2页。

[iii]《语类》云：“问伊川说‘读书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一条。曰：‘此条，程先生说读书，最为亲切。今人不会读书是如何？只缘不曾求圣人之意，才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里面，胡说乱说。故教它就圣人意上求，看如何。’”（[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十九，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63页。）

[iv] [北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二先生语二上》，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13页。

[v] [北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205页。

[v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3450页。

[vii] [南宋]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180页。

[vii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十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420页。

[ix]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639页。

[x]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十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422页。

[xi] [北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二先生语一》，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第2页。

[xi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十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433页。

[xiii] [南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论语集注》卷第七，《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194页。

[xiv]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89页。

[xv][xv]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十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345页。

[xv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十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345页。

[xvi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十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423页。

[xvii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823页。

[xix] [南宋]朱熹编，王澔、陆晖校点：《近思录》卷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第180页。

[xx] [南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论语集注》卷第一，《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74页。

[xx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八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60页。

[xxii] [南宋]朱熹著，朱杰人校点：《诗集传》卷第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403页。

[xxii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631页。

[xxiv]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632页。

[xxv] [南宋]蔡沈著，严文儒校点：《书集传》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外编》第1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xxvi]《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句朱注。（[南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论语集注》卷第六，《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167页。）

[xxvi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70页。

[xxvii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67页。

[xxix]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68页。

[xxx] [南宋] 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孟子集注》卷第八，《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360页。

[xxx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三十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204页。

[xxxi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31页。

[xxxiii]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31页。

[xxxiv]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十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350页。

[xxxv] [南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一百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3422页。

[xxxvi]顾炎武著，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页。

[xxxvii]蒙文通：《宋明之社会设计》，《儒学五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xxxviii]熊十力：《十力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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