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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
摘要：一般来讲，“软实力”是20世纪末西方学者为应对世界各民族国家进入全球性竞争时期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实，中国战国时期产生的“文化”概念，早就具有“软实力”的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人文化成”的角度，对“文化”具有“化入人心”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提出了系统的思想理论。
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
人们普遍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是20世纪90年代国外的国际政治理论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全球战略专家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任何思想观念均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的产物。当代“软实力”的观念，是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竞争意识的表达，特别是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急切地维护自己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由于这个概念为各民族国家综合国力的描述、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重要因素，故而很快就被普遍接受。
“文化软实力”则是对“软实力”理论进一步探讨而衍生的一个概念。在国家软实力的构成中，由于文化具有广泛渗透性(包括社会思想、政治制度及人的行为方式等)及柔性力量等重要特征，故而在“软实力”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政治家在描述“软实力”时，往往就是指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张，“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进一步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
应该说，“文化软实力”并不完全是一个新产生的概念。追溯历史，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华民族就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文化软实力思想，拥有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秀资源。我们会发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发现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思想理念，并且将这个理念付诸实践，指导以后历朝的国家重大政治决策，对古代中国的繁荣与强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早的“文化”概念本身就具有“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西方学者“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其实反映了当代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战国时代”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其实，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中，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念。
现在，我们进一步以现代“文化软实力”的观念为视角，追溯其思想渊源，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卓越见识。
二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为了统一天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在这些理论与学说中，关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观念正是春秋战国时代“百虑”、“殊途”中的一种重要观念。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出于诸侯争霸、统一天下的需要而产生了“文化软实力”的观念。
十分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典籍最早将“文”与“化”结合起来，构成与现代“文化软实力”相近的“文化”概念。和现代文化学所指的作为人的物质、精神财富总和的“文化”观念不一样，古代中国的思想家本来就是从一种“软实力”无形力量的角度来看待文化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文化”，其“化”是动词，体现出“文”具有“化入人心”的巨大力量。先秦文献中的“文”，一方面是指与道德观念、政治意识相关的人伦秩序、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亦是指与文字典籍相关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但是，一旦将“文”与“化”联合起来使用，则是指用这些伦理道德、诗书典籍的文化去教化、影响人们。和靠军事力量征服人们不同，文化具有感染、影响人们的精神力量。《周易·贲卦·彖传》最早阐述了这种“软实力”意义的“文化”观念：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王弼解释了这段话中的“人文”：“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疏云：“正义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05页。中国古代学者在这里明确指出，支配世界的权力(“止物”)可以有两种形式：武力胁迫的征服天下和文德之教的化成天下。古人将后者称为“文化”，显然倡导通过文化的力量去“化成天下”，而反对仅仅以武力征服天下的做法。这种将文化的力量与威武的力量对应起来，并且更为推崇文化力量的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说苑》也将“文化”、“武力”作为圣人治天下的两种主要手段：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卷十五，《指武》。
作者显然更加推崇“文化”的方式，因为“文”能够使人心悦而诚服地服从于圣人统治，“武力”只能是在“文化”力量失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使用的手段。
在诸侯争霸、实现天下统一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各派提出了不同的经世方案。战国时代出现的“文化”概念，本就是作为一种能够帮助圣王统一、治理天下的力量和方略，与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或方略相对应。在当时，诸子普遍把军事、政治、经济视为“力”，因为它们均是诸侯实现争霸、统一天下的“硬实力”。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文德之教”、“文明”、“文化”同样具有“服人”的力量，作为“文化”的力量，是一种使天下百姓“中心悦而诚服”的“软实力”，故而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是一种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力量。
儒家学派孟子曾把那种依赖军事方面的“硬实力”来实现争霸的政治路线称为“霸道”，将依赖、实践“文化”、“文德之教”等“软实力”的政治路线称为“王道”。法家学派就是推崇“霸道”的学派，认为治理国家、统一天下所依赖的就是“力”。商鞅认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商君书·慎法》。“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商君书·靳令》。法家所推崇的“力”是包括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在内的“硬实力”。所以，法家学派重视耕战，提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认为鼓励耕战是提高国家硬实力的根本途径。法家还特别重视“刑赏”、“权势”，认为这些也是君主、国家所应掌握的“硬实力”。
对“文化软实力”最为推崇的，是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推崇“王道”，强调“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它虽然是一种“软”的力量，但又是一种“无敌于天下”的巨大力量。孟子将“以力敌人者”称为“霸道”，行“霸道”者对外靠军事力量，对内靠严刑峻法。孟子认为推行“霸道”虽能暂时获得统治国家的权力，但绝不可能得天下。他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他强调只有推行“王道”者才能得天下，因为行“王道”者推崇“文化”，具体而言就是讲仁政、重德治、行“文德之教”，和“以力服人”的“霸道”不一样，这是一种“以德服人”的“王道”，它是使天下百姓“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的“软”力量。孟子反复强调这种能够深入人心、感召天下的仁道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远远要超过军事、政治等硬实力，所以他提出“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尽心下》。、“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文化”、“仁政”是“得民心”的软实力，而“得民心者”必能得天下。
儒家所推崇的这种“人文化成”的文化软实力，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呢?这些要素如何才能够形成“无敌于天下”的软实力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一些考察。
其一，以仁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入人心的道德渗透力和感化力。儒家倡导君主必须施行德治、仁政。所谓“仁政”，对内而言，能够做到民有恒产、轻徭薄赋、救济贫困、减轻刑罚、保护工商等；对外而言，则是要做到勤修文德、讲信修睦、以和为贵、以善服人、协和万邦等。能否行仁政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君主能否保存、扩充自己内在的仁心。孟子道：“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仁德只是一种道德价值观念，为什么统治者们只要认同、推行这种仁政的理念，就可以“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呢?因为这种仁德价值观念和“人心”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仁德的价值观念具有对“人心”的内在凝聚力：“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另一方面，仁德的价值观念具有外在感召力，能得到天下的帮助和归顺，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认为，仁道是一种能够得到普遍赞同、欣赏的价值观念，能得到外界的普遍声援、帮助，故而能够产生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使天下臣服和归顺，这是任何有形的外在力量不能比拟的。
其二，以礼乐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具有使国家和社会组织内的人民和谐相处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儒家所说的“文”、“文化”的软实力不仅是指仁德方面的精神力量，同时还包括礼乐制度的组织力量。仁德与礼乐是一个内外一体的和谐整体，相当于现代政治学所讲的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价值形态一体化。“礼”是古代中国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等方面的制度体系和行为方式，所以，“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礼作为一整套人人遵守的制度规范，能够使组织内的人们和谐相处而不生怨恨，从而产生极强的社会组织力和凝聚力，即所谓的“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礼记·礼器》。礼之所以具有这样强的力量，是因为它不仅使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量得以落实，同时还广泛地渗透在法律、政治、教育、军事、宗教等一切社会活动中，并发挥着规范化、组织化的作用，即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由于礼能够使国家、社会、家庭保持和谐、有序的秩序，故而具有很强的组织力，这也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乐”是辅助礼的一种手段，它使人们从内心认同礼、服从礼，从而更加强化了这一制度体系的凝聚力，即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记》。礼乐是人内在仁德的外在化、制度化，它具有使人们无怨、不争的功能，从而强化了社会、国家的组织力、凝聚力，是一种不同于军事、政治力量的软实力。
其三，以教化为途径施展文化软实力，具有强大的精神调控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力。“文化”能够对个人、社会、国家、天下产生调控力、影响力，总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而对儒家来说，“教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古代“文化”的含义和“教化”非常接近，均是指通过传播仁德的价值观念、礼乐的文化体系而影响个人、社会与国家。儒家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亦充分体现在他们对“教”、“教化”的重视上。《礼记·学记》中，儒家这样看待教化：“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教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居于这么重要的地位?其关键是教化能够充分实现“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的特点。对内而言，通过教化能够“化民成俗”，使百姓自觉自愿地追求仁德价值、德行礼乐规范，最终使得社会和谐、国泰民安；对外而言，通过教化而建立的和谐社会、政治秩序，要比依赖政治强制、刑罚暴力、军事威胁更能得民心，更能维持国家、天下的和平稳定。“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孟子总是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离不开文化通过教化而具有的精神调控力和影响力。
儒家所推崇的文化力量就是由上述三个方面构成的。这三种力量均不是以军事、经济、政治为代表的“硬实力”，而是体现为对人心产生感召力、凝聚力、渗透力、影响力的“软实力”，是一种不靠强制，而靠感化的文化力量，也就是《易传》所说的“人文化成”的力量。当然，能够统一天下并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总是既有“王道”，又有“霸道”，即所谓“王道”与“霸道”并用之。就是说，这些不同观点“其言虽殊，辟犹水火”，但往往是“相灭亦相生也”。不仅要依靠对人心产生感召力、凝聚力、渗透力、影响力的“软实力”，也同样离不开军事、经济、政治的“硬实力”。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政权不具“文化软实力”，就不能够统一天下并实现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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