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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明代农业税低，商业税收更低的解释
其实通过上面部分的论述，我们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既然通过科举制度，国家政权实质上已经对所有的阶层开放了大门，既然文官集团以及士大夫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成为了私人工商业集团（用西方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那么他们从自己所在的集团利益出发，在政府内部推行低税的政策以及抵制一切试图增加税收尤其是商业税收的行为，并且利用自己的职权尽可能给工商业者便利也就是必然的。 明代的农业税是可以商量的，增加一点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增加的比较多，文官集团就算会有很大的反对意见，但还属于可以勉强接受的范畴；而商业税就不同了，如果皇帝想要增加一点，那就真如同虎口拔牙，很多时候连考虑都不能考虑。即便如万历皇帝勉强增加的那点商业税收也实在少的可怜，和整个商业繁荣发达的程度根本不成比例。
关于明代文官集团为维护商人利益事例其实很多，从上面部分的论述中所引用的资料就已经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的言论记载。这里不妨补充一些事例
比如“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诏恤京师铺商。会估衙门不许抑减时值，经收衙门不许需索分例。其未发商价，以太仓银次第给补’。隆庆四年六月，‘工部复大学士高供所陈恤商事，言贫商困累，惟多给预支银可以拯之。……诏可’。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更使那些‘操资无算’的富商大贾得以‘无田而免差’”[152]
还有如明代文人张瀚自己得意洋洋叙述他当官时候的一件事情“余筮仕为南京工部郎，兼摄龙江上、下关榷务时，与侍御方克用同事。余语之曰：“古者关市讥而不征，征商非圣朝所宜急。顾缓急在人，讵谓今无善政哉！”方韪余言，相与弛商之什二。自后商贾乐赴，舟楫骈至辐辏，国课较昔反增十之五。以此见人心可以惠感也” 他当南京工部郎，就可以擅做主张，减少原本就已经很低的商税，还自以为得意。说是国家的收入反而增加了，其实稍动脑筋就明白，他不过是用极低税把原本经过其他地区税关的商人吸引过来而已，国家总体上的收入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多了。
再比如崇祯初期当户部尚书的毕自严说：“今日思开节之法，欲开矿而虑得不偿失……欲加关税而关税已增，徒挠商旅。至于间架门摊均属苛细……今日之计，求其积少成多，无愈加派一途’”[203]。
在他看来，增加商业税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所谓“欲加关税而关税已增”，那究竟已经增加了多少，还有多少可以增加的潜力，是全然不顾的，所以弄来弄去，还是只能打农业收入的主意。当然我们不必怀疑象毕自严这样的人的真诚，不必怀疑他对国家的忠心。他之所以这么说话，可能就是他这么真心认为的。但问题就处在类似毕自严这样的文官，由于其自身所属利益格局的关系，潜意识的思维就已经陷入了盲区误区，增加商业税成为了他们思维上的一个死角。
在明史中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无何，武生李璡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恶之，拟旨 下刑部提问，帝不许，同官温体仁遂改轻拟。士升曰：‘此乱本也，当以去就争之。’ 乃疏言：‘自陈启新言事，擢置省闼。比来借端幸进者，实繁有徒，然未有诞肆如 璡者也。其曰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臣不 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论之，富家数亩以对，百计者什六七，千计者什三四，万计 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况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 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 《周礼》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 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 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 为流寇不止。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疏入， 而璡已下法司提问。帝报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67]
李璡的建议不失为当时情况下解决明代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然而这样的建议自然不可能在当时由代表商人富人利益的文官集团控制下的政府中通过。结果仅仅因为李璡提了这么一个建议，这些文官（如当时的内阁成员钱失升）就恨之如骨，灭之后快，就要把他“下刑部提问”，而在崇祯的上疏中更是偷换概念，辩说江南的富人田地都不多，确实江南的那些大富田地真的不错，但问题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大商人，根本用不着那么多的田就积聚了大量资本钱财。崇祯在这些文官集团的控制之下，最后还是迫不得已，把李璡“下法司提问”。
在文官普遍是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的情况下，他们对征收工商业税收自然并没有多少兴趣。正因为如此，我们对黄仁宇所说的如下一些事实
“正常情况下，征收者完成额度是没有困难的。虽然理论上，官员如果超额完成征收任务就有被提升的机会。实际上并非如此。在道德被认为比效率更重要的时代，过早打破税收记录的官员更可能被批评为自私自利、滥用权力，还会给继任者产生不必要的困难。有明一代，没有哪位官员因为试图增加税收而受公众尊敬。从当时的资料来看，绝大多数被分派到钞关的官员仅仅满足于完成定额。实际上，户部尚书周经（1496-1500）在考核官员时对于那些课额多者给予下考。”[32]p303-304
“钞关效率的低下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官员没有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部里的官员仅作为份内之事完成责任，而省级官员却把征收工作看作是本地区的财政负担。”[32]p304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事实上和黄仁宇的观点相反，不是什么农业经济观念，反商业思想，儒家思想使得明代长期实行低商业税的政策，恰恰是明代的文官集团太重视商业，太维护商业了，甚至本身就是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他们才坚决维持低商业税的政策，竭力阻挠一切试图增加商业税的行为！
明代农业税收低、商业税更低以及长时间内税收不升反降的真正奥秘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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