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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叛乱的来源
叛乱者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饥兵，一个是饥民。
①饥兵问题
先来谈饥兵的问题。辽东战事的长期进行，边境的紧张局势，一面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维持规模数量都相当巨大的军队（实际这点军队数量从绝对量上并不算大，但对明朝的财政来说，已经是相当巨大了），另一面，却是通过赋税获得的财政收入中真正属于政府可以动用支配的那部分，即便全部投入作为军饷，都远远不够！
按照崇祯初期上任的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分析，每年的赋税中真正能送到京师归户部掌握的收入只有396万4200两银子（从理论上说，明代的赋税收入总额至少应该在两千万两以上，而且根据万明等学者的分析，崇祯时期，90%以上的赋税都是折成银子交纳，那何以户部收入的银子只有几百万两呢？可能大部分的赋税在地方上就已经被开支掉了），而支出达525万2500两，亏空就将近129万两白银。其实即便把全部户部收入的396万4200都作为军费开支，那也恐怕满足不了需要，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许多部队的军饷都是一拖再拖，甚至有欠饷达五六年之多的。
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对明朝政府因为财政困难而拖欠军饷的情形引用过当时一些官员的记载，天启七年八月，陕西巡抚胡廷宴的疏中说：
“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105]
崇祯年间，卢象升任宣大总督时，在巡视山西边防后给朝廷的报告中说：
“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106] 在另一件奏疏里，又含泪诉说军中情形： “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往时见臣督临，犹跪路跪门，纷纷告讨。此番则皆垂首丧气而己。彼其心岂不甚苦，势岂不甚危，情岂不甚迫？盖知臣无以应之，讨亦如是，不讨亦如是，故付之含泪不言耳。微臣知此，亦不觉泪从心底出也。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三镇可知。”[107]
这样的悲惨情形下，军队的士兵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发生变乱几乎是难以避免。甚至可以说崇祯时期那场最终推翻明朝政府的大叛乱大动荡的发端以及骨干力量就来自于因为政府缺饷而无法管理的边防军队以及援辽军队底层士兵的变乱。比如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探讨明末农民战争起点时间的问题上，就指出明末农民战争的起点，很大程度上并非象一些人所习惯认为的那样是“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发生在澄城县的农民起义”，事实上真正的起点和源头是更早一些时候援辽军队的士兵中一部分溃退回来，因为政府无钱管理，再加上连年灾荒，这些士兵于是铤而走险，走上四处抢劫作乱的道路，这些饥兵是明末农民起义真正的源头所在，以后则是以这些饥兵为核心，大量饥民加入了他们抢劫作乱的队伍，就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才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
“内陆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108] 杨嗣昌在崇祯十年的一个奏疏里说得更加明确：
“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偶（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109]
从这些记载可以清楚的看到，明末崇祯年间北方的大叛乱，发端是饥兵，其后才是饥民的不断加入。而此后由明朝政府拖欠军饷导致兵变的记载几乎不绝于书。不仅一些次要的部队军饷由于政府的财政困难而根本无法保证，甚至是一些要害位置的精锐部队的军饷也无法保证。这其中包括了对满寇作战最前线的辽东宁远军，崇祯时期明朝最先进的精锐火器部队，登州训练的新军
在崇祯登位初期，袁崇焕还没有出关上任的时候，就发生了宁远兵变。在兵变之前，辽东巡抚毕自肃就对皇帝报告说“辽东之结局无期，而给养装备不足，哪里还谈得上‘养分外之精神，致敌忾之果敢！’”结果没多久，“辽东宁远军哗；以军粮四月不得发，因大噪，执巡抚右僉都御史毕自肃。自肃尝为奏请，户部不之发，悍卒露刃排幕府；自肃及总兵官朱梅、推官苏涵置谯楼上，捶击交下，自肃伤殊甚；括抚赏金及朋桩得二万金，不厌，益哗；遂借商民足五万，始解。自肃草奏引罪，走中左所；八月丙申，自经。”[110]
也就是驻宁远的军队士兵因为四个月都没有发饷，结果发生哗变，把巡抚总兵等高级官员都抓了起来，痛打了一顿，后来还是向商人借了五万两银子（有些人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有政府向商人借银子的事情，不妨看看这个事实），才勉强化解了这次危机，而巡抚毕自肃则因这个事件而自杀！
如果说宁远兵变不久就被平息，造成后果还不是太严重。那么登州兵变对明朝的打击就可以说极为沉重。领导这次兵变的孔有德等人虽说因为毛文龙的被杀，早就心存不满，早有反心，但真正能让他把反叛落实成行动，真正能让他领着一支部队和他一起叛乱乃至最后投敌，其直接原因还是部队缺饷。
叙述登州兵变，首先介绍一下这次兵变的背景。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大量火器装备的新式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112] 这个建议自然得到开明的崇祯皇帝激切赞赏，于是在徐光启温体仁等朝中大臣的支持下，徐光启的门生孙元化就在登州着手训练新军。《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一书中说“徐光启建议，为对付后金军队，须在北京附近、关内和关外三个地方，集中训练精兵两万，由孙元化负责联络、调配和统一指挥。当时在孙元化手下已有一批经过训练，善于使用西方火器的枪炮手。因而，这是一支符合徐光启理想，用先进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部队，也是徐光启的希望所在”[91]p120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见[113]p117）
孙元化一向主张的是“以辽人守辽土”。毛文龙被杀害后，他收留接纳了大批原皮岛的将领士兵，并以此作为训练新军的基础。为了训练这支新军，明朝政府可以说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给这支部队配备了大量最先进的火炮，火枪，而且从澳门聘请了几十个葡萄牙的炮兵教师，中国本土的大量技术专家都云集于此，比如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西儒耳目资》以及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远西奇器图说》，本人也有诸多机械技术发明的王徵也在登州协助训练新军（关于王徵的情况可见[113]p173，以及[114]p747-p752）
但就是这样的一支明朝重点训练培养的部队也还是存在军饷不足的问题。
崇祯四年十月，孙元化命令孔有德率领几千士兵携带重型火炮从登州出发支援辽东前线，结果这支部队因为军饷不足，不得不沿途向居民索取粮食补给，当行进到吴桥，士兵和当地居民发生矛盾，孔有德惩罚了一名士兵，将其穿箭游营。结果士兵们开始骚乱闹事，最终演变成兵变，孔有德自毛文龙被杀后，本就心怀不满，这个时候，也就顺水推舟，率领兵变的士兵攻城夺地，滥杀无辜，最后携带着大批明朝最先进的火炮装备以及上万士兵投降了后金。这个事件对明朝的打击是相当的严重，不仅损失大量火炮船只，改变了与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大批优秀人才也在这个事变中牺牲。而孙元化本人也因为这一事件中严重渎职，罪不可赦，而被处死。徐光启策划的训练火器新军的计划也因此搁浅。而这一切后果最直接的导火线仍旧是军队缺饷，士兵生活待遇无法获得保证。
宁远登州这样的精锐部队尚且会因为缺饷导致兵变，其他的部队就更不必说。樊树志的《晚明史》中说“在最初的造反者队伍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大批哗变的士兵。即所谓逃卒、叛卒。从万历年间辽东战事爆发以来，军饷就逐年拖欠，而且越来越严重。截至天启七年为止，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积欠饷银达二百四十四万多两，常有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发饷的事，到崇祯初年不少地方欠饷达三十六个月。士兵们纷纷‘稽饷而哗’，‘亡命山谷间，倡饥民为乱’。户部侍郎南居益在崇祯二年谈到‘大盗蜂起’的原因时说‘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2]p901
仅仅《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列举出来的兵变就一大串。
不妨摘录一下 “ 崇祯元年十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奏固原兵变。参加兵变的士卒劫取了固原州库的财物，接着转攻泾阳、富平、三原，官军游击李英也被俘虏。”[101]p30 “崇祯二年四月，阶州士兵周大旺也率众起义”[101]p31 “崇祯三年十一月，陕北延西一带由于缺饷四年，本地极目黄沙，一物不产，粮食贵得好比珍珠，饥军们实在被逼得无路可走，在神一元领导下举行起义，参加的有二千多人。起义后，连续攻克新安边、宁塞营、柳树涧三堡，杀参将陈三槐，随即占领保安县”[同上] 此外如“崇祯八年，川军哗变，总兵邓玘被火焚死；崇祯九年，宁夏饥卒因缺饷而哗变，巡抚王揖被杀。”[101]p17
甚至连支援京师的勤王部队都因为缺饷而发生兵变叛乱，崇祯二年十月，满寇入侵，进犯关内，直逼京师，崇祯下令各地调集勤王部队支援京师。“山西总兵张鸿功遵照兵部的檄调，带领晋兵五千入援，山西巡抚耿如杞也自告奋勇，领着抚标营和太原营三千多名官兵赶赴畿辅勤王。”[101]p132
结果他们达到京师附近之后，“兵部在三天之内将他们连调三地，由通州调平再调良乡”，为什么兵部要这么做呢？并不是出于什么军事上的考虑，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没有钱来发军饷，所以“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逃避发饷（因为军令规定，部队达到驻地第二天才发饷）”[2]p901。一个国家的政府穷困到了这个地步，要靠这种手段欺骗愚弄自己的军队，也着实令人发叹。不是实在穷的没有办法，实在找不出钱来，大概也决不会在京师附近这样对待勤王的部队，玩这种危险的游戏。 不发饷，士兵就要挨饿，于是只好在附近抢劫来解决问题。后金的士兵抢劫是其头目公开鼓励提倡的做法，一些明朝政府无力控制的军阀（虽然名义上挂着明军的招牌）抢劫，明朝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这种发生眼皮底下的军队抢劫行为，当然就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辛苦来勤王的山西总兵张鸿功，山西巡抚耿如杞以渎职不能约束军队的罪责，被逮捕下狱，而他们率领来的这几千名勤王的精锐士兵，看见巡抚和总兵都被抓了，于是“哄然奔散，逃归山西，成为造反大军的重要来源”[2]p901。 因为政府发不出军饷，而哗变叛乱的勤王军队还不是仅此一家 顾诚的叙述颇为详细 “甘肃巡抚梅之焕和甘镇总兵杨嘉谟统领的军队，在崇祯三年正月走到安定县（今甘肃定西）时也发生哗变。据参加者的口述，这次兵变的原因是，入卫行程远达六千里路，没有发给安家粮食；统兵官员迫于朝廷严旨，一个劲地赶着士兵们快走。士兵们负载的盔甲、铳炮又重，困苦不堪，‘几日人马俱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于是在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格杀出面阻拦的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夺取了营中饷银，‘介马西驰’，自行返回驻地”[101]p33
正如樊树志所说“这些带有武器经过军训而又无以为生的人群逃归乡里，便于饥民相结合，成为造反大军的中坚力量”[2]p901-p902
顾诚也有类似的分析“勤王兵的哗变，不仅打乱了明廷的军事部署，牵扯了地方官员的精力，而且参加兵变的士卒往往不敢归伍，其中不少人飘泊无着，连群结夥地投入农民起义。……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有作战经验，对于提高农民军的战斗力是有重大意义的。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在陕西的扩展和大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同陕、晋勤王兵的几次哗变有着密切关系。”[101]p33-p34
明朝政府并非认识不到拖欠军饷，导致兵变叛乱后果的严重性，事实上从皇帝到大臣都知道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可以说崇祯也好，其他户部兵部乃至内阁的官员也好，一直都是把筹集军饷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但是结果却始终没有能真正彻底军饷问题，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国家没钱，赋税收入总共那么一点，就算全部拿去供应做军饷，也是不够用。就算在崇祯中期增收了剿饷和练饷，那点钱说实话也只能勉强维持处于平定内乱前线以及辽东前线的重点部队的作战需要，至于其他次要部队还是基本顾不上，至于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扩充训练新的军队，那就更谈不上了。增加了赋税尚且如此，如果不增加赋税的话，可以说用不着十七年，只要两三年的时间，明朝就会被缺饷的军队变乱彻底颠覆。这时候就根本不是什么使用什么将领的问题，再优秀的将领的也无法带领一支没有饭吃的军队打仗。
可以这么说，要想解决饥兵叛乱问题，就必须给所有的部队以充足的军饷，而要实现这一点，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不通过增加赋税，难道还去抢？以明朝的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国，征收来的赋税，居然少到连发军饷都不够，这本身就是极反常的现象，本身就是极端不合理的现象！不要扯什么腐败！不要不动脑筋的用这种最滥调的理由来解释问题！腐败在任何朝代任何时代都有，中国有腐败，外国同样有腐败，有腐败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有清廉存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万历崇祯时期中国的腐败现象就比别的时代更严重，比同期的西方国家，同期的日本更严重！崇祯时期问题的关键只有一个，不是赋税征收的太多，恰恰相反是赋税征收的太少。所有那些指责崇祯征收赋税太多的人只能说被习惯性的偏见冲昏了头脑！
从解决饥兵问题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到上面这样的结论。那么对叛乱的另一大来源饥民问题的分析，又能得出什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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