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温室里的资本主义萌芽》书稿核心是我2007年在天涯论坛上就发表过的长贴连载《明朝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两年前增添修改了一些内容，是一个修改版本。这里选取部分章节内容发在微信上。
第一章 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
一、饥寒交迫的士兵
隆冬腊月，一大群满脸病馁之色、破衣烂衫的人结队站在场地上。不时有人顶不住寒风侵袭，冻僵跌倒在地上。 这不是难民收容所里的场景，而是崇祯年间，时任宣大总督的卢象升在武场上检阅士兵的景象。他在给朝廷的奏疏里说，过去督临军队的时候，还有士兵跪在路边门口向他诉苦哀求。而现在都一个个垂头丧气，连哀讨的人都没有了，因为知道没用。卢象升面对如此情形，也只能流泪以对。 明初，军费主要通过屯田制度解决，这在社会状态军事化的条件下，是可以行得通的。但当国家长期承平，屯田制度早就废弛。内陆不要说，就是边境，原本的屯田也早成民田。更何况明末北方地区连年自然灾害，不必说屯田，就是许多民间田地都因连年干旱，颗粒无收，农民逃亡。这时候军队开支，更只能从国家财政中支出。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就只能连年拖欠军饷。明末军队缺饷记载比比皆是，各个边镇缺饷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五六年甚至更长。士兵领不到军饷，衣食无着。一开始靠典当衣物，典当兵器弓箭来支撑，后来发展到卖子女卖老婆的地步。士兵弱者沿街乞讨，强悍的直接哗变叛乱。 就在明亡前夕，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就要打过来时，担任防守重任的大同总兵姜瓖还在泣血上疏呈报军队缺饷五月的窘迫情状。 一定程度上明朝是被自己的士兵推翻的！李自成军队的核心骨干是明朝发不起军饷而叛乱的边军，清军进关后攻城掠地的主力也依旧是那些因领不到军饷还备受百姓官员辱骂歧视的军队。 明末流寇之乱起点，并非如一些人所习惯认为的那样是什么农民起义。其真正源头是万历末到天启初，溃退而回的部分援辽军队，因政府无钱管理，加上连年灾荒，铤而走险，四处抢劫。以这些人为核心，后来大量饥兵、饥民加入抢劫作乱，如滚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才到不可收拾地步。[1] 杨嗣昌说: “皇祖（万历）末年，水旱凶荒，加以奴虏时动，四路溃兵落草为盗，蔓延二十年来不可收拾”[2]。 明政府拖欠军饷导致兵变记载不绝于书。不仅次要部队军饷无法保证，甚至要害位置精锐部队的军饷也无法完全保证。这其中包括了对后金作战最前线的辽东宁远军和崇祯时期明朝最先进的火器部队——登州训练的新军。 在崇祯登位初期，袁崇焕还没出关上任时，就发生了宁远兵变。兵变之前，辽东巡抚毕自肃就对皇帝报告说辽东军饷不够。没多久驻宁远士兵就因四个月没有发饷而哗变，把巡抚总兵等高级官员抓起来，痛打了一顿，后来还是官方向商人借了三万两银子，才勉强化解这次危机！[3] 如果说宁远兵变造成后果还不是太严重。那登州兵变对明朝打击可说极为沉重。领导这次兵变的孔有德等人虽说因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早心存不满，但真正能让他们领兵叛乱乃至最后投敌，直接原因还是缺饷。 崇祯四年，时任登莱巡抚孙元化是徐光启学生。他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本身在西学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大量火器装备的新式陆军，这个建议得到开明的崇祯皇帝激切赞赏。于是在温体仁等朝中大臣的支持下，孙元化在登州着手训练新军，可以说这是一支寄托着徐光启理想的部队。 孙元化一向主张“以辽人守辽土”。毛文龙被害后，他收留接纳大批原东江将领士兵，并以此作为训练新军基础。为了训练这支新军，明政府可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给这支部队配备了大量最先进火炮，火枪，而且从澳门聘请了几十个葡萄牙的炮兵教师。 中国本土技术专家都云集于此，比如其中的王徵，曾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西儒耳目资》以及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的《远西奇器图说》，他本人也有诸多机械发明，这时也在登州协助训练。 但就是这样的部队还是存在军饷不足的问题。 崇祯四年十月，孙元化命孔有德率几千士兵携带火炮从登州出发支援辽东前线，这支队伍不得不沿途向居民索取粮食补给。 当行进到吴桥，士兵为抢掠食物问题和当地居民发生矛盾，孔有德惩罚了一名士兵，将其穿箭游营。结果士兵们开始骚乱闹事，最终演变成兵变，孔有德一半是保命，一半也是自己心头蓄积太多不满，就此顺水推舟，率领士兵攻城夺地，没多久里应外合把登州攻打下来。最后携带着大批明朝最先进火炮装备以及上万士兵投降后金。 此事对明朝打击相当严重，不仅损失大量火炮船只，改变了与后金之间力量对比，而且大批优秀人才也在事变中牺牲。 孙元化本人因严重渎职，罪不可赦被处死。王徵虽被赦免，也罢官回乡，徐光启策划的训练火器新军计划因此搁浅。而这一切后果最直接导火线仍是军队缺饷，士兵生活待遇无法保证。 宁远、登州这样重点照顾的部队尚因缺饷导致兵变，其他部队更不必说。崇祯初，有些官员在谈到大盗蜂起的原因，就直接指出饥军叛乱是最重要的因素。 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列举出来的兵变有一大串：崇祯元年，陕西固原兵变；崇祯二年，陕西阶州兵变；崇祯三年，陕北延西一带兵变；崇祯八年，川军哗变；崇祯九年，宁夏兵变，……。 以上记录还很不完全的。一些原本被招去勤王，保卫京师的军队，也会因为发不出军饷，而变成叛军。 比如，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入侵，直逼京城，崇祯下令各地调集勤王部队支援京师。山西总兵张鸿功和山西巡抚耿如杞奉命带着八千山西官兵赴援，这原是一腔报国忠心。但忠心没得好报，等他们到京师附近，兵部几天之内连续让他们调换驻地。这么做并非出于军事考虑，而是按规定部队等抵达驻地第二天才能领饷，兵部借此逃避发饷。[4] 政府穷困至此，要靠这种手段自欺欺人，也着实令人发叹。不是穷的实在没办法，决不会在京师附近玩这种危险游戏。 不发饷，士兵就要挨饿，总不能活活饿死吧，于是只好在附近抢劫解决问题。后金军队抢劫是其首脑鼓励的，明政府对自己无力控制的军阀抢劫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这种发生眼在皮底下的事，当然不能坐视。 于是本来满怀报国热情，辛苦勤王的山西总兵张鸿功，山西巡抚耿如杞以约束军队不力，被逮下狱。他们带来的这几千名勤王的精锐士兵，看见巡抚和总兵被抓了，一哄而散，逃回山西，成为流寇一部分。 哗变的勤王军队还不是仅此一家。 崇祯二年末，一支军队在甘肃巡抚梅之焕和总兵杨嘉谟的带领下，打算行军六千里去保卫京师。结果是安家粮都没发，行军过程中士兵们苦累不堪，实在忍受不下去，走到安定县时哗变，杀死将官。 此类因缺饷导致的兵变数不胜数。现代一些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叛乱的饥军是造反中坚力量。崇祯三年以后，流寇势力的扩展和勤王军队的哗变有密切关系。 明朝政府并非认识不到拖欠军饷后果的严重性。崇祯也好，户部兵部乃至内阁官员也好，一直都把筹集军饷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但结果却始终没能解决问题，为什么？ 很简单，就是国家没钱，赋税收入总共那么一点，就算全部拿去供应做军饷，也不够用。 崇祯时期增收了剿饷、练饷，但那点钱说实话也只能勉强维持平定内乱以及辽东重点部队作战需要，次要部队基本顾不上。至于实打实地扩充训练新军，更谈不上。增加了赋税尚如此，如果不增加，可以说不用十七年，两三年内明朝就会被缺饷军队变乱彻底颠覆。这时候就根本不是用什么官员，什么将领的问题，再好的官员、再优秀的将领也无法指挥没饭吃的军队打仗。 有一些文人后来参加军队抗击流寇，才领略到明军究竟苦到何等程度。张永祺在《偶然遂记》中记述明军惨苦情形，饭往往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的，有时想要一勺水润润嘴都是奢望。人是这样，马呢？连草料都没有，只能饿得长声嘶叫。他感叹说，身在事外时，义正词严痛骂兵丁骚扰很容易。可等自己加入行伍，才切身了解到其中艰难苦楚，真可以让人痛哭浩叹。[5] 要解决饥兵叛乱问题，就必须给所有部队以充足军饷，而要实现这点，国家必须有足够的钱，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不通过增加赋税，难道效仿后金（以及后来的清军）那样毫无顾忌地抢掠？ 明朝中国幅员、人口如此巨大，就算自然灾害再严重，经济再困难，征收来的赋税少到连发军饷都不够，本身就是极不合理的现象！ 明代文官成天用多疑的态度，防贼的眼光来看待武官和皇帝。一到军官索饷的时候，就认为军饷都是被军官贪污了，是在冒领，索要军饷都是来骗钱的；一到皇帝要求调拨军饷的时候，就认为皇帝内库里有的是钱，只不过皇帝是守财奴，吝啬不肯拿出来用。 皇帝反正被文官的口水喷惯了，受点污蔑已经见怪不怪。可对军队官兵来说，政府不肯给足够物质待遇也就算了，反正饿死是死，战死也是死，左右都是一死。可问题是精神上都饱受屈辱，动不动就被怀疑贪污，军饷没有，为生存去抢一点东西，就被骂得狗血喷头，这事情确实是没办法维持下去了。
二 走投无路的灾民在许多人写的关于明亡的文章著作中，都会绘声绘色的写到这样一幕情形“县令催逼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 吴思在叙述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的时候，试图彰显催征赋税逼反良民的恶果：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当时的口语与现在非常接近，这敢不敢的问答是史书记录的原话，并不是我的翻译。”[6] 这景象真是栩栩如生，让人身临其境。此类描绘要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崇祯时期大规模内乱是政府征收赋税过多，催逼不已造成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所以走上了造反道路。如果国家减轻赋税或者不征收赋税，那么就不会有人造反了！ 但是且慢，事实果真如此么？只要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明白，明末陕西河南大量农民走上叛乱道路，根本不是什么催不催征赋税的问题！ 在万历末期以及崇祯时期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爆发了超大规模自然灾害。 在1998年的《中国科学》上有一篇许靖华写的论文《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其中说道 “我和我的同事过去30年来一直在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湖沼地质实验室从事古气候研究。通过与欧洲、亚洲、南美、北美的同行合作研究，我们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观点，我们的数据表明，自大约10Ka以前的冰川融化期以来，存在全球变暖时期和变冷时期的交替。全球温度变化对地区降水有可预见的影响。”“在近4000年以来有4个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也即小冰期）”[7] 而明末所处的17世纪上半叶到中叶正是这样一个向小冰期转变的时代。许靖华说： “远东地区也没能逃过全球变冷的冲击。17世纪明朝末年华中地区又冷又干。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统治期间出现了最恶劣的气候。在40多年里（1601-1644年），历史学家记载了两次‘八年大旱’，即连续八年的严重干旱。在河南，据记载在整整三年里未下过一滴雨”[8] 李隆生在《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一书中对当时全球性危机有比较生动的描写： “17世纪中叶是一个全球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几乎整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部分地区都发生动荡和暴乱。例如1648-1653年法国投石党运动；1642-1660英国发生的大反叛（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33、1634、1637、1645、1648年发生在莫斯科的动乱；1628-1644年中国的农民暴动；1624、1647、1664发生在墨西哥的暴动” “17世纪中叶，普遍发生的全球性危机（十七世纪危机），除了每个事件背后的地区性原因外，一定存在一个共通的因素。……17世纪中叶的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少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发生饥荒、瘟疫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不安” “1630年代末期和1640年代初，日本北方一连串不寻常的凉夏以及其他地方的旱灾、水灾、减少谷物收成，特别是1641-1642年的大饥谨，造成许多人畜死于饥饿与疾病。……到164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9] 明末陕西、河南地区，连年特大型的旱灾，粮食没有收成，百姓都在饿死边缘挣扎，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同一时期，南方也有水灾记录。这样的情况下，难道国家不征收赋税，老百姓就能安分守己地坐在那里等着饿死？就会老老实实的做个良民，不从事抢劫活动了？ 这只能是一厢情愿！那样大的灾荒面前，国家不征收任何赋税，饥民照样会铤而走险，走上四处抢劫甚至杀人的道路上去。 更何况明政府对灾荒地区赋税是减免的，无灾地区拖欠赋税都家常便饭。北方地区的赋税负担本就远比南方要轻得多，而赋税最重的江南恰恰没有叛乱。 灾民们造反作乱真正原因是因为饥荒，而非催逼赋税。吴思叙述的天启六年白水王二杀知县的事件非常生动，但实际上是把发生在不同时间地点的事件剪裁拼凑在一起，可以说玩了一把小小的时空穿越。 首先杀知县的时间是1627年，也即天启七年，而非天启六年。事件的主角郑彦夫，而非王二。后果也并未造成所谓的农民起义。白水县的王二造反是在崇祯二年，和澄城杀知县事件并无关系。 按陕西巡抚张维枢报告张斗耀确因催征赋税被郑彦夫等人所杀，但事件很快平息，当地人并未因此造反[10]。《澄城县志》倒有继任知县颇得民心的记载： “杜国渐，南宫人，旧志贡士，天启七年任澄城知县，催征不扰，缓急宜民，当时务为宽平，后愈追思”[11] 至于白水县王二聚众造反，和天启七年澄城县催征赋税毫无关系。作为澄城县知县的张斗耀管得再宽，也催不到白水县的王二头上去。 按《白水县志》记载“崇祯二年洛河北民王二、种光道聚众为盗，参政刘应遇击散之，王二被斩”[12]。作乱起因，则是 崇祯元年“雨旸不时，陨霜杀禾，民饥，此盗起之时”[13]崇祯二年五月陕西廵按御史吴焕的奏疏称“盗起于去年七月，白水王二一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正月以后则边贼与土贼相半”[14]。总之王二作乱时间在崇祯元年七月到崇祯二年之间，一年不到就被剿灭。各类严肃史料也并无其闯到澄城杀知县的记载。 明末清初文秉写的《烈皇小识》，基本的时间地点人物全都搞错，把崇祯二年的王二造反移花接木到天启七年（吴先生又把天启七年弄错成了天启六年），把白水县移到了澄城县，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增强戏剧效果。至于绘声绘色描绘的什么知县催逼赋税，某人登高一呼谁敢杀知县啊，然后众人响应云云。真是详细生动，当事人说什么话都一清二楚，仿佛作者现场亲眼目睹一般，这只能是把历史当小说来写了。而吴思先生又不加详察，全盘照搬，沿袭了其错误。 《鹿樵纪闻》中的记载也存在把地点和事件搞错的问题： “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由是府谷王嘉胤亦聚众于黄龙山；他若汉南王大用、阶州周大旺等所在蜂起.”[15] 不过造反起因还是对的，“秦中大饥，赤地千里”，这才是农民起来作乱杀人抢劫的真实原因。当一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灾荒时，大量百姓变成衣食无着的饥民，这些饥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要想不被饿死，必置法律道德不顾，肆意抢劫杀人。不要说在古代，就是现代，如政府不能及时救济，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 崇祯元年十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公[16]描绘了陕西“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白昼剽掠，弱肉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17]的凄惨景象。 崇祯二年马懋才报告朝廷时说臣的家乡延安府，去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采山间蓬草剥食。到十月后，蓬草吃尽，则剥树皮而食。到年终，树皮又尽，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乡民中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18] 要想不让灾民造反，唯一办法只能调集大量物资进行赈灾。否则即便免税（实际上明政府只要接到报告，视灾情轻重确实会减税直至全免），该反的照样反！[19] 当然那些就赋税问题抨击崇祯皇帝的论者也说要赈灾，比如吴思说“到了这种关头，官府应该做的是救济和赈灾，绝不应该继续加税压榨。而崇祯所做的正是加税，而且催逼严厉”。[20] 可惜吴先生似未想过赈灾的钱从哪来？难道从天上掉下来？国家赋税收入少的连军饷都发不出，拿什么钱去赈灾？崇祯什么时候催逼过灾区的税了？ 崇祯手里的钱就这么多，一部分钱拿去赈灾，士兵的军饷就相应少一部分，结果只能是更多士兵因饥饿而造反（这样的例子是太多了）！造反的军队和造反的饥民之间哪个威胁更大，恐怕是谁都能算的清楚的！ 崇祯并非不想赈灾，事实上他比谁都想，但过低的赋税收入使得赈灾成了一相情愿的空谈，不具备任何现实性。 对那些因为灾荒而作乱的寇贼，崇祯是希望通过招抚赈济的手段加以解决。他在召对陕西参政刘应遇时说“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抚，不可纯剿”[21] 崇祯四年，他还从相当紧张的国家财政中拿出十万两银子赈济陕西灾民，在诏书中说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22] 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奏： “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正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23] 结果很显然，就是叛乱者有心接受招抚，国家也根本无力安置，不想被饿死，只能继续抢劫。如派军队制止，势必又成叛乱！ [1]《杨鹤对诏狱供状》中说“内陆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众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2年出版，第27页 [2]《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2册第618页。因杨文弱集为杨嗣昌子孙入清后编撰，为免文字狱，奴虏之类的称呼被改成“边烽”，此处按明人习惯复原。 [3]《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甲寅 [4]《绥寇纪略》卷一“耿所统皆沿边劲卒，已至都下矣，兵部调守通，明日又调守昌，又明日又调守良乡。功令，兵到日不准开粮，次日列营汛地，乃给之。西兵连调三日，三日不得粮，既馁且怒，遂沿山东一带劫掠。耿以不戢军士逮问，耿既逮，五千人哄然尽散，溃归山西，而晋中流贼起矣。”，《中国野史集成》第29册第5页 [5]张永祺《偶然遂纪略》，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甲申史籍三种校本》第12页 [6]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94页 [7]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国科学（D辑）》1998年第4期 [8]同上 [9]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 : 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台北第1版，第151到153页 [10]《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二，天启七年三月戊子 [11]《乾隆澄城县志》卷十，《地方志集成》第22册第144页 [12]《白水县志》民国梁善长辑修，《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五二九号》，成文有限出版公司印行，第49页 [13]《白水县志》民国梁善长辑修，第44页 [14]《崇祯长编》卷二十二 崇祯二年五月乙酉 [15]《鹿樵纪闻》卷下 闯献发难，《野史集成》第31册第612页 [16]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称李应期似误，《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八月“命御史李应公巡按陕西”；《崇祯长编》崇祯元年十二月“陕西廵按御史李应公病免”。《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二月记载李应期为福建道御史，和李应公似非同一人。李应期廵按陕西在崇祯三年正月，顾诚可能误以两人为同一人 [17]孙承泽《山书》卷一，《四库禁毁丛刊》第71册 [1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 [19]晚明，即便无灾地区拖欠不交赋税都是家常便饭，官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第91页 [21]《绥寇纪略》卷一，《野史集成》第29册第7页。另外谈迁《国榷》崇祯四年正月庚子有类似记载“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第5554页 [22]谈迁《国榷》卷九一，第5553页 [23]《绥寇纪略》卷一，《中国野史集成》第29册第28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