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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上台经过了梦想的兴奋期以后，觉得最沮丧的事情不是文官的内斗，而是财政上的匮乏。任何朝代从由盛而衰的过程中，财政问题都是最关键的问题。经济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前提，无论古今，都是如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与钱有关，明朝末年的战争也同样如此。无论是满清还是农民军，攻城陷地，最后的目的都是来掠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民作乱，是袋中少钱，吃不上饭所致；游牧民族作乱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争取更好地生存。明君贤臣都明白一个道理：经济是决定政府是否能健康生存的基础。明朝太祖朱元璋建朝伊始，就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到成祖时代依然走的是'重农抑商'之路，后虽历经战乱，但农业为本的宗旨未变。明朝在财政上第一次大的危机来自明武宗执政的正德年间，当时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财政上出现了较大的赤字，后经明世宗嘉靖一朝，严嵩任首辅间，只忙于弄权，媚上，党争，视人民疾苦、国家经济于无物，终于令得明朝财政一败涂地。 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中国历史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上台以后，朝政形势才有所好转。张居正不但精于政务，更是明朝史上少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财政问题看得极为清楚。他推行的'一条鞭法'简化税收，用货币来取代实物，不但促进货币的流通，形成商品经济，更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夺；还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张居正执政以来，明朝的赋税增加，国库粮食充盈，足够全国民众十年的消耗，'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可惜的是，贤臣如张居正，却没有能碰上贤君。张居正死后，神宗出于对张居正本人的仇恨，开始毫无理智地破坏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及各项改革，不但张居正被他毫无人性的清算了，连带着张居正建立的种种制度也被全部废弃。 神宗设矿监，意欲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张居正为明朝所做的努力被逐渐消耗殆尽。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不死，这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原社会的悲哀。等到他好不容易死了，他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送了命，再换上比他还不如的天启帝朱由校，张居正苦心孤谙的改革彻底没有了后来人。这里也必须看到，阁臣自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了强人。东林党人自称清流，以党争和倒魏为己任，但他们中间，多空谈道德之士，却没有一个真正能把经济放在首位的干才，这些人虽然有清风傲骨，可是和张居正比起来，头脑认识上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崇祯继任后，财政已经千疮百孔，温、周二位首辅上任后，忙于内斗，对于处理财政问题并无良策。同期的另两个大问题：流民问题与关外问题均与当时财政问题有直接关系。 一条鞭法 流民问题自万历年间就开始出现，到崇祯年间逐渐升级。一条鞭法破坏以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无地可种，但按名册还要交纳各种赋税。于是农民纷纷逃离土地，成为流民，李自成之流也就应运而生。有关这个问题，在后面李自成章节还要提到。这里先不多述。事实上，流民问题存在多年，解决的途径并非没有：如果明朝有一任贤臣有君贵民轻的思想，肯拿出精力财力赈济灾民，或再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当可顺利解决。 可是，面对流民问题崇祯还不得要领的时候，另一个大问题又进入白热化，那就是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同样存在多年，从明朝建朝开始就始终没有解决。出现这个现状与帝国最初的形成有关，明朝天下是从蒙古人手中抢来的，从明朝建关开始，汉家天下与少数民族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年徐达为了追杀元顺帝，将战事扩充到燕山以北，并建山海关作为京师最后的屏障，但无法继续深入，元朝残余势力趁机占领了辽东大部分土地。此后多年间，双方为了抢夺土地资源，掠取财富，多次发生战争，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历任明朝君主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不得不做军备上考虑。 于是就牵扯到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崇祯上台以后，发现他的钱极不够用，主要的一笔大头，就花在了这个军备开支上。而他哥哥和他爷爷留给他的这个烂摊子，不仅仅是溃烂的人事制度，惨遭破坏的土地所有制，还有军事制度上的问题，那就是历经几朝没有解决的欠饷问题。自万历年间后，满清皇朝的前身--后金国的兴起和掠夺性的进攻对明王朝的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土地制度已经破坏，荒地增加，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掠，人民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极度缺乏；同时因为皇室巨大的开销，阁臣间的奢侈用度，地方官吏的对税收的瞒报漏报，张居正年间填得满满的国库很快就空了。与之相对应的是，明王朝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和相当冗积的官僚队伍。此时的明王朝如同一个全身插满吸管的巨人，需要不断的补充给养，才能负重前进，与之相比，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后金军队则是完全轻装上阵。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偏偏崇祯的运气又不好，他在位的几年间不断出现天灾，这直接造成了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人祸加上天灾，使财政上的困难达到建朝以来最严重的地步，而崇祯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在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确保必要的军事开支。对于崇祯来说，这又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他的爷爷、父亲、兄长留给他的又一个不得不背负的债务。明朝从万历后期开始，军饷问题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各级军队战斗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内因，就是军饷拖扣。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很少有像明朝这样既绝对倚赖军队，又恶意拖欠军饷的政府，拖欠期最长的竟然有十几年之久。这种情形到崇祯年间则愈演愈烈，因为如此，军队首脑为保持自给，只能暗中默许士兵在百姓身上明抢豪夺，明军所至之处，烧杀抢掠之恶行，比流寇更甚。于是政府遗留给军队的问题又被转嫁给了民众。 崇祯年间的三大社会问题彼此在一起，纠缠不清，产生了恶性的连锁反应，那就是：关外问题没有解决，导致战事不断，军备开支增加；土地流失，农民无地可种，税收无以为济，使流民人数增多；天灾不断，人心流离失所，资源破坏严重。这些也是明朝自万历以来横征暴敛，残民以逞，忽视经济的恶果。其实任何有识之士都会明白，在这个时候，发展生产，降低捐税，抑制土地流失，让农业生产恢复正常才是正路。大明一朝，是农耕社会的代表，农耕社会里以农业为重，这个道理，朱元璋明白，张居正也明白，可是，万历不明白，崇祯比他们更好不了哪去。残杀阁臣，刻薄寡恩，这是史书上对于崇祯的评价，但史书往往忽略了一点：他其实是一点建设能力也没有的庸人！对于在他一朝出现的这三个问题，特别是如何把经济搞入正轨的问题，他表现出来的弱智还真差不多可以赶上他哥哥天启了。当农耕社会的农业被破坏殆尽时，当庞大的军费开支无以为济时，在这个节骨眼上，崇祯做了一个极其低能的决定。 他使出了他爷爷的招数，动用强蛮手段：推行毫无理性的'三饷加派'的制度。而提出这一制度并大力鼓吹的人，正是崇祯后期继温体仁、周延儒以后最信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是各有名目的，辽饷是针对辽东后金军的，剿饷是针对流民起事的，而练饷，名义是练兵之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军费。这三饷从里到外，体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眼前的经费难题，可惜的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加派'，加派就是在其他赋税之外强行再征收这一部分。这样把政府遗留问题直接转加给老百姓，所以一经推出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但老百姓反对，各级官吏因为有摊派任务，也叫苦连连。对这些意见，崇祯的态度就是：不听话者撤，再严重者斩！三饷加派对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的腐败与战斗力低下并未能解决，过度的强征暴敛还把普通民众与基层官吏推上绝路，官吏不得不贪，人民不得不反，崇祯在政府财政问题上除了强蛮手段外，似乎一筹莫展。明朝的财政如此紧张，但崇祯是真的没钱吗？错！其实他有钱。 他的私银并不比万历少。一个月后，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在他的国库里搜出了白银三十七百万两，把李闯王都吓了一跳。这个情况，当时阁臣多数也都心知肚明。所以针对欠饷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袁崇焕到杨嗣昌、孙承宗、洪承畴，历届军事首脑们都曾无数次请示过崇祯，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暗示崇祯动私银救急，但是崇祯对此并无反应，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断然否认。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大军攻下太原等地，直奔京师。这天早上，内阁群臣早早的来到了殿内，以首辅陈演、魏藻德为首的大臣请求崇祯拿出'内帑'（就是皇上的私有财产）扩充军费。新年伊始，文官集团就撕下了脸，把目标瞄准了自己的小金库，以最敏感的问题刺激皇上，令崇祯极为反感，肚里不知骂了多少句'丢他娘'，但迫于形势，他只摆出一副苦瓜脸，大吐苦水，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小腆记年附考》）即使在最后关头，皇帝也不舍得哪出这笔钱，。除了用于自己观赏，崇祯从来没有拿出来做一次赏赐或是救急之用，群臣心中的滋味，自然可知。 两个月后，李自成军队继续挺进，崇祯想调吴三桂进京勤王，就此事问于吴三桂之父吴襄，吴襄言称，三桂手下有兵三万，崇祯问需军饷多少，吴襄答：一百万两。崇祯竟然不应。因为舍不得这一百万两银子，勤王之事作罢，也错过了一次保护京城的大好时机一方面是不断加饷，一方面是死抠着搜刮来的私房钱不放，这时的崇祯已经没有了一点中兴帝王的风范，其人品和天启、万历没什么两样了。即使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此人还如此吝啬自家的钱财。这种德行，用'朕非亡国之君'来遮掩，实在苍白无力。后人对些颇多感慨，晚明大文人杨士聪如此评价：'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畸零碎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于？先帝（朱由检）圣明，岂不真见及此，徒以来年之征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矣。'（杨士聪《甲申核真录》）财政问题不能合理的解决，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在这样的大动荡面前，更考验着统治者个人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与综合素质。才智不及中人的崇祯，在一连串的失误与挫败感面前，终于导致了他人格上发生裂变，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变成了性格决定命运的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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