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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车别 过去读明末历史的时候，总是会想如果能有岳飞、戚继光这样的人来，就会如何如何。可是随着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就逐渐明白，就算岳飞、戚继光真的到明末，他们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第二个毛文龙、第三个毛文龙，更大的可能是连毛文龙都不如。 我们读到历史上岳家军、戚家军的事迹的时候，总是感佩于其军纪如何严明，战斗力如何强悍，可是往往忘记了这一切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他们至少要有足够的军饷，让士兵不至于被饿死，有足够精良的器械让士兵来与敌人厮杀。 明末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一个字：钱！ 但问题是明朝政府没钱，动不动就发不出军饷，朝廷中的文官成天喊的就是要裁兵、裁兵。财政支出经常就是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割肉补疮，拆东墙补西墙。 但是明末中国真的缺钱么？ 政府是真的缺钱，但民间并不缺钱。别的不说，我们光说涉及辽东明金战争的史事好了，可以频繁的看见一个现象，那就是军队发不出军饷的时候，往往就向商人借钱。 崇祯元年宁远缺饷兵变，就是向商人借了三万两银子，乱兵才把当时的辽东巡抚毕自肃给放了。 “辽东宁远军变，执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毕自肃。先是宁远军乏粮四月，自肃请之户部。户部未发，悍卒因大哗。露刃排幕府，缚自肃及总兵官朱梅、推官苏涵淳、州同知张世荣置谯楼上，捶击交下。自肃伤殊，血被面。兵备道郭广新，至身翼自肃为解。括抚赏及朋椿二万金不厌，益借商民，足五万金始解，自肃草奏引罪，走中左所八月丙申自经死。” 毛文龙自己本身就是在皮岛上通过经商赚钱来贴补军饷。明代的商人远比政府有钱，到了后来灭亡之后，江阴守城八十日，还是徽商程壁出钱提供守城经费。更不必说海商出身的郑芝龙、郑成功“富可超国”了。 一般盐商海商有钱是不必说了，就是做小食品买卖的，资产都可达千万以上。万历年间于慎行在《谷山笔塵》里说 “自古都邑大贾、名侠皆有称号，或以所居或以所业，如汉书所谓东市贾万，城西万章箭、张禁酒、赵放。又如货殖传所载，翁伯贩脂、张氏卖酱、盾氏洒削、浊氏胃脂，其所货至为纤啬，往往鼎食击钟。盖大都人众，所取宏多，故虽负贩之资亦至不赀也。今都城如卖酱、屠沽有千万之资，其名亦与古同，可见古今风俗亦不甚远。” 明代的商人有钱，明朝的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重商抑农，对商业提供种种优惠轻税乃至免税政策，赋税的大头都压在农业之上，这导致商人的财富无法转化为国家的实力。而到了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之后，更加剧了这种情况。这一点在《谷山笔塵》中也有一段议论： “陆贽论两税之弊曰，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什计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物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音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好，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财用不得不阙。此数语者，可谓尽两税之委曲矣。两税之法，即今之条鞭。条鞭以地产为率，而不计其资，故农困而商宽，与陆公所陈，大略相似。” 明代的官员作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常常无所不用其极的为资本家利益奔走呼号。最有名的就是万历时期，万历征收一个矿税，文官群体就鬼哭狼嚎，在奏疏里描绘出种种可怕情形，简直把当时描绘的暗无天日，山崩地裂。而实则在摆脱了当时的利益纷争导致的恶意丑化攻击，哗众取宠的描黑污蔑，在众多人后来的回忆里，万历时期却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时代。 《樵史通俗演义》开头就有一段话 “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皥，真个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泪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即便到了辽事大起的万历末期和天启时期，日子还相当舒服。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回忆说： “予生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廿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文，百般平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 明末于是形成了这样奇特的景象，在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景象；在没有自然灾害的地区，百姓生活富足安康，熙熙攘攘盛世景象；驻扎边境的军队士兵食不果腹，衣不裹体，饥寒交迫，极惨极苦；而在无灾地区，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即便是地位低下的普通平民，都生活奢侈享乐，穿最时髦的衣服，用最时兴的器具，喝酒听戏，快活无比。关于明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奢糜享乐风气，在明人笔记的记载中比比皆是。 老百姓的舒服日子过得太久了，而大部分明朝官员又是人民的利益代表，尤其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在明朝的官员看来，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皇帝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支撑国家运行的赋税能低就低，稍微高一点就违背了他们的理想主义原则，只有开支压低到最小限度的国家才是符合他们理想的国家。对官员们来说，如何保证国家不从人民那里收取更多的财富，如何保证财富尽可能留在地方，留在民间，是他们最大的职责。谁在这方面做的越出色，谁就更受人尊敬仰视。 明明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官员却宁愿将其留于无用之地，而此种做法，还被人颂为美谈。如果看看黄仁宇的晚明财政史，则此类事迹更是数不胜数，有时事情甚至显得极为荒谬，在明人看来却是理所应当的。 其中原因就是明代官员普遍信奉的是这样的原则“宁缓公家之需，而不忍夺民之有。宁稽在己之政，而不忍伤民之心”。 明代不仅商业税之轻近于儿戏，就是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农业税，逃税都是家常便饭，而官员们则把纵容逃税，当成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标志，当成是品德高尚受人尊敬的作风。 《王廷相文集》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记录 “呜呼，蜀中储粮之法，废弛已久。民以逋欠为常，官以姑息为德” “ 蜀民逋税习风久矣，其犹甚者莫如泸州毫顺铜梁，括其一年正额，不下十余万石，所入公家者，止三二分尔” “以鄙邑之田，不登税籍，殆什之四五，永乐以来皆奉明旨，永不起科。此先王旷荡不征之恩，以驰其利于民者乎？” 正因为作为人民，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明朝官员始终想法设法压低赋税，纵容逃税，明朝的财富都在民间流通。所以即便中晚期的皇帝才能再出众，官员再精干，但是却始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明代中晚期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在以前的那些朝代皇帝和政府和官员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的钱是哪里来的，当然也无法想象以前那些朝代动辄使用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这军费是怎么来的？ 于慎行就对此大发感慨： “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准今银数当作十万两也，亦太甚矣。” “长庆元年，王承元移镇，以钱百万缗赏镇州将士。刘总辞镇，以钱百万缗赏幽州将土。百万缗，当为银百万两也。唐之滥费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镇费二百万金，安所措给。” “宋时，每遇南郊庆礼，大赍六军，至以费用浩烦，久虚大礼，此亦五代积习所致也。我朝养军之费，虽不减放前代，而赏赍之格，所损不啻十倍，法可谓善矣。”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 问题根本不在于“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要论经济发达富裕的程度，明代中晚期远远超过了汉唐宋。问题在于以前的朝代，即便是所谓大施仁政，轻赋薄税，那也是对民间财富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大量财富能够集中在国家政权手里，集中在皇帝手里，而在明代中晚期，财富都集中在民间，所以国家稍微遇到点自然灾害，遇到外敌入侵，就捉襟见肘。 明代的官员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苛政猛于虎，得民心者得天下，又加上他们本身的经济地位出身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属性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利益代表，所以成天给皇帝鼓动灌输的就是，赋税不能再重了，再重了人民就要造反了。 难得有温体仁和杨嗣昌这样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人，把赋税加上去，就被千夫所指，骂成是奸臣，是禽兽。而最后东林党和复社背景在幕后操纵，让周延儒上台推行他们的减税政策，直接让明朝政府自杀而死。 可以说东林党和复社是明朝灭亡的第一罪人，张溥、刘宗周、黄道周这类东林复社的知识分子领袖对明朝灭亡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 明朝百姓造反、士兵造反，原因不是赋税太重，恰恰是赋税太轻，导致国家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无力救济灾民，于是灾民只能靠抢劫叛乱来活命；在抵御外侵的时，无力发出军饷，军队士兵只能靠抢劫叛乱来活命。 在史料当中，关于明军缺饷的记载比比皆是，而且都是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袁崇焕就在崇祯二年的一份奏疏里说： “练兵必先足饷，吾不能足彼饷，彼安肯为吾兵。是兵以饷有也。今九边兵饷无处不缺，缺非一二月，居恒不得一饱” 就在这一年的己巳之变里，都有忠心耿耿从外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因为缺饷，士兵为免于饿死，不得不抢掠民间，结果带兵的官员将领被下狱定罪。军队溃散回去，成为乱兵叛兵。 明朝其实是被自己的士兵推翻的！李自成军队的核心骨干是明朝发不起军饷而叛乱的边军，清军进关后攻城掠地的主力也依旧是明朝那些因为领不到军饷还备受百姓官员辱骂歧视的军队。 明朝的官员不明白，当国家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遇到外来侵略，这个时候就应该转入紧急状态，国家经济也应该进入战时运行轨道，而不能再按照和平时期那一套，死守着法律来。 在文官看来，军队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为国家服务是应该的。既然是国家机器，所以就应该用最大的警惕来对待，防止其力量超过必要的限度，而对人民利益造成损害。 所以他们成天都是用多疑的态度，用防贼的眼光来看待武官和皇帝。一到军官索饷的时候，就认为军饷都是被军官贪污了，是在冒领，索要军饷都是来骗钱的；一到皇帝要求调拨军饷的时候，就认为皇帝内库里有的是钱，只不过皇帝是守财奴，吝啬不肯拿出来用。 明朝的皇帝反正是被文官的口水喷惯了，受点污蔑也就算了。可对军队的官兵来说，文官政府不肯给足够的物质待遇，也就罢了，反正饿死是死，战死也是死，左右都是一死。可问题是在精神上都是饱受屈辱，动不动就被怀疑是贪污军饷，军饷没有，为了生存去抢一点东西，就被骂得狗血喷头，这事情确实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明末有一些文人参加了军队抗击李自成等叛军，这个时候他们自己才领略到当明朝的士兵究竟苦到了什么一种程度。张永祺在《偶然遂记》中说“与各兵不临食者数日，甚至求勺水润口不可得，刍空豆尽，营马长嘶。呜呼，身在事外，痛恨兵丁驿骚。及入行伍，备悉艰难苦楚，可为痛哭浩叹也” 后金为什么能以区区辽东对抗明朝举国之力，并不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有多大本事，而仅仅是因为在后金，一切经济活动都无条件服从于军事需要，他们使用的就是最残暴、最野蛮、最落后、最原始的手段，但却是有效的手段。能把一切人力物力资源都调用起来，让军队至少能吃饱肚子，能有足够的装备。 明朝政府当时如果能暂时抛开一切顾虑，以军队为依靠力量，一切都无条件服从军事需要，谁违抗就格杀勿论。用这种方法调集全国力量，去打后金，后金只能化为齑粉，连渣都剩不下。 崇祯皇帝上任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除掉魏忠贤，而是发动一场针对文官系统的政变，以军队为依靠力量，用军队暴力去无条件征集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财富，再用这些社会财富笼络住军队，让他这个皇帝成为军队利益集团的代表，建立起铁腕军事专制，然后用征调来的财富赈济灾区，抵御外侵。明朝完全是可能渡过这一场难关的。等到渡过这场难关之后，再重新设法建立起文官政治，延续明末社会进步的势头，也为时不晚。 清朝统治者对百姓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却稳固住了自己的统治。而明朝的君臣处处把百姓疾苦放在第一位，却最终遭受亡国厄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平寇志》里记载的李自成军队里刘宗敏对牛金星等人说的一句话：“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 刘宗敏的意思是如果不让军队抢劫，民心是有了，但军队没有军饷就要叛乱，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反之如果让军队抢劫，或许会丧失民心，激发民变，但民变至少还有军队可以镇压，那民变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可惜的是崇祯当政时毕竟是一个天真的满怀纯洁理想和高尚抱负的十七岁少年，他相信法律，相信制度，相信那些被称为正人君子的知识分子，他倾尽信任，最后却得来的是国事每况愈下。 他毕竟是个聪明人，及时任用了杨嗣昌、温体仁，国家还是可以支撑下去的，继续杨嗣昌的政策，再熬个二十年（清朝入关后推行的是比杨嗣昌疯狂十倍的掠夺政策，足足苦熬了四十年还多！），也能顶过难关。但这两个人又被群狼一样的正人君子，人民代表的文官疯狂要噬围攻，说政策是错误的，否则为什么形势没有立即好转。等到温体仁被排挤下去了，杨嗣昌死了，加税的政策终止了，政府彻底没钱了。明朝等于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勒紧了催命索，国家只能彻底崩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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