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黄昏

十九世纪中叶，西洋摄影术传入中国。短暂的排斥期过后，朝野上下终于不再视照相为“收魂摄魄”的禁忌邪术。晚清皇室成员率先掀起一股照相的热潮，人们走入照相馆，聘请摄影师，用镜头捕捉刹那的永恒；在民间，照相也逐渐成为一项时尚活动。

镜头开始成为记录时代历程的最佳媒介。在这之前，中国历代帝后肖像多出自宫廷御用画师之手，但图像与本人的相似度往往“无法考证”，画师可能甚至未见过本人，只是凭想象创作。自从摄影术传入清宫以后，皇室成员留像逐渐舍绘画而就摄影，因此，人们今日能够见到那时诸多记录皇族贵冑人物肖像与生活场景的照片。

末代皇帝溥仪（中间戴墨镜者）与弟妹八人合影

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是清代入关后第十位皇帝，年号宣统，三岁登基，却只当了3年的皇帝，即因辛亥革命爆发宣布退位。在清室与民国政府签订的《优待条件》协议下，退位后的溥仪仍享有皇帝尊号，得以暂居紫禁城内，直到1924年被逐离。

在清代历朝皇帝肖像中，溥仪留下的肖像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这些影像包含溥仪幼年的朝服照、剪辫后平头照、十六岁时因近视开始配戴眼镜的肖像照、受帝师庄士敦影响模仿外国绅士的西装照、戎装照等。大多数照片里的溥仪平静端庄、温文秀气，但其实他个性活泼，不喜拘束，因此，一些镜头里也可以见到他出席各种游玩休闲活动。这张照片拍摄于1920年代，前排右起，分别是溥仪的七妹韫欢、五妹韫馨、四弟溥任、四妹韫娴、六妹韫娱；后排右起：三妹韫颖、二弟溥杰、二妹韫和。

以末代皇帝溥仪为例，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以影像见证的皇帝。从三岁即位到六岁退位，从成长到大婚，其镜头记录完整。同期，末代皇后婉容与淑妃文绣受到溥仪的影响，也对摄影产生兴趣，并学习照相技巧，据称能够自由取景拍摄。深宫内的皇室女性也褪去神秘感，观众得以在照片里检视宫廷生活的原貌。

隆裕太后与太监在御花园休闲

隆裕太后（1868-1913），叶赫那拉氏，名静芬，慈禧太后三弟桂祥次女。光绪十四年（1888）因慈禧太后的安排被选为皇后，次年与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在谱系上，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侄女，光绪皇帝表姐，比皇帝年长四岁，由于婚姻出自政治考量，帝后相处并不和谐，彼此长期处于“冷战”关系。光绪三十四年（1908）皇帝驾崩，溥仪继位，叶赫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上徽号隆裕。虽贵为皇太后，但隆裕个性优柔寡断，缺乏主见，经常受宠监张德兰左右，言听计从。辛亥革命爆发后，隆裕太后见大势已去，在袁世凯与张德兰的威迫利诱下，接受了民国政府提出的“清室优待条件”，颁布退位诏书，之后抑郁而终，得年四十六岁。这张照片拍摄于清末宣统年间。

晚清政治的关键人物慈禧，也展示了对摄影的偏爱。《辛丑条约》签定以后，慈禧太后为改善对外关系，令驻法大使裕庚的长子勋龄入宫，拍下多幅肖像照。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七百余幅慈禧照片大多由勋龄所拍。这些影像包括慈禧的个人独照、合照与化装观音照。大部分被慈禧当做个人收藏；还有部分被用于形塑个人威仪、馈赠国外元首使节；部分则透过民间照相馆，作为商品贩售。

末代皇后婉容大婚朝服像

婉容（1906-1946），郭布罗氏，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荣源时任内务府大臣，是位开明人士。婉容幼年时期接受良好教育，通晓琴棋书画，她曾就读天津美国教会学校，对西方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喜好西式餐饮与爵士音乐。民国十年（1921），婉容正式获选为皇后，次年完成大婚仪式，婚后入住慈禧生前曾居住的储秀宫。

末代帝后婉容受皇帝溥仪喜爱照相的影响，也留下许多照片。当时帝制虽已结束，民国政府仍给予清室优待，“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溥仪的婚礼也还是照搬清帝大婚的礼仪，正式的婚礼长达五天。照片里婉容体态窈窕，温柔秀丽，透着身为皇后的独特气质。早年的婉容，生活多彩多姿，她与溥仪的合照也显露出不少愉快时光，但到了后期，帝后关系日渐生疏，生活的空虚使婉容开始沉溺鸦片，终致无法自拔。

末代皇妃文绣

文绣（1909-1953），额尔德特氏，满洲镶黄旗人。文绣幼年时即曾进学读书，并取名傅玉芳，学业成绩优秀，颇具才情。这张照片拍摄于民国十一年（1922），溥仪大婚，选定婉容为后，文绣为淑妃，进宫后入住长春宫。然而，文绣与溥仪帝后之间相处并不融洽，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被迫出宫，其后寓居天津期间，淑妃与溥仪感情更形隔阂。民国二十年（1931），时年22岁的文绣在妹妹文珊的支持与鼓励下，主动向溥仪提出离婚。这是中国后宫制度绝无仅有的大事，当时一度引起全国轰动，也反映出文绣摆脱传统体制、争取个人权益的勇气与胆量。

婉容与她的英文老师

在溥仪档案资料中，保留着不少末代皇后婉容写给溥仪的英文书信，落款常署名“伊丽莎白”（Elizabeth），这是溥仪给她取的英文名字，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名字相同。婉容接触英文可能始于她早年天津生活时期，在时任内务府大臣的父亲荣源支持下，就读教会学校，但是她具体以何种方式学习英文并不清楚。不过进宫以后，她确实聘请过两位外籍女教师教导其学习英语。

这两位女教师，一位名叫师盈，目前仅知她是一位美国在华“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牧师的女儿，但她个人生平与宫中活动情况不详，这或许与她在宫中教职时间短暂有关；另一位女教师即照片中人，名叫任萨姆（1902-1988），美国籍，北京出生，原名伊莎贝·英格朗（Isabel Ingram），其父亲是一名“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传教士。任萨姆于1922年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毕业后返抵中国，出任婉容的英文老师。她与婉容关系密切，常见公众场合与婉容合照的身影。

摄影术传入紫禁城的时候，已经是中国帝制历史的黄昏，但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些照片里，宫殿建筑仍是金玉交辉、巍峨堂皇，皇家苑囿泉清石秀、饶富意致，它们曾是皇帝登基听政、大婚册封、读书休憩的场合，是臣工百僚佐君理事的所在。清末各色人物如过江之鲫，这些宫殿楼阁是不变的永恒。它们走过明清两代数百年，饱经风霜雨雪，目睹皇朝兴衰，见证时代变迁、政局递嬗与沧桑世事。

帝师庄士敦与溥仪、溥杰（溥仪弟弟）、润麒（溥仪内弟）在养性斋楼上，照片中可见持网球拍的侍童

庄士敦，英国苏格兰人，早年在爱丁堡大学念书，后入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光绪二十四年（1898）来华，先后出任香港总督秘书、英国租借地威海卫行政长官等。他精通汉语，在中国内陆多处游历，对中国文学史地、儒释思想皆有深入了解，堪称“中国通”。民国八年（1919），庄士敦以其特殊政治背景与深厚的汉学造诣，在李鸿章次子李经迈的推荐下，成为溥仪的宫廷英文教师，自此与溥仪结下不解之缘。对适值思想成长的溥仪而言，庄士敦的一言一动、思想作风，甚至穿着打扮，皆成为学习模仿的对象。

庄士敦积极教导溥仪吸收西方新知，鼓励其出国留学，并为溥仪取了亨利（Henry）的英文名字。对溥仪而言，这位亦师亦友的外国帝师，是难得的宫中伙伴，他曾赏予庄士敦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紫禁城内乘轿，更提供养性斋及西山樱桃沟，作为其个人书斋与避暑别墅。溥仪被逐出宫禁后，庄士敦结束了帝师工作，民国十九年（1930）返回英国，总计在华长达三十余年。他的一生，有关近代中国政治与风土民情的论著甚丰，其《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书尤为出名。

当帝制时代的“权威外衣”渐渐褪下，新旧思维、中西文化、传统现代的相互冲击，形塑了新时代各种风貌。这些变化既反映在摄影术上，也反映在镜头记录的宫廷内外——帝制结束后，民国政府仍待自幼长于深宫的溥仪以君主之礼。溥仪保有“皇帝”尊号的身份，但开始接受英国人庄士敦的指授，启蒙西方科学和史地知识。末代帝后与中外宫廷教师的合影，反映出“后紫禁城时期”的另一种生活面貌。

清末包衣选秀中待选“秀女”合影

清宫中，除大量的太监，也有为数众多的宫女服侍皇族后妃。太监全是汉人，宫女则主要是旗人。她们是从内务府上三旗包衣（正白、正黄与镶黄）中挑选而出的。虽然在宫里被称作“秀女”，实际不过是专门供差使的侍女，大多是来自穷苦旗人家的女孩。宫女约十三岁入宫当差，四五年后遣返回家。服侍勤奋的可能被主子留下，继续在宫中当差。例如老宫女张玉春，长年留在宫中，先后侍奉过慈禧、隆裕与端康皇贵太妃三人，深受皇室家属的信任与礼遇。 

宫中选“秀女”是由内务府负责，每位待选女子获发一套蓝布长衫，以及一面约五六寸长、两寸宽的木牌，系在长衫右方第一纽扣上，牌上写着“某某佐领（或管领）某某之女”。中选的留下，由负责的妈妈或太监带走，落选的交还木牌回家，其中或额外选出几名，赏予亲王府或后妃娘家当使女。中选的宫女，先派一位“妇差”作姑姑，进行严格教导，经过三个月以上，学习成套规矩，即可派任当差。

内殿总管太监邵兴禄

二十世纪民国时期，全世界大概仅有中国仍存在着太监制度。除皇宫外，王府贝勒家中同样也有太监若干人从事杂役工作。民国初年，宫中太监数量约剩下八九百人。这些太监大多来自直隶地区，主要由于家境穷困，为生计所迫，包括著名的李莲英、崔玉贵，以及照片中伺候溥仪的养心殿御前太监邵兴禄。清宫中，太监制度亦等级森严，总管、首领、御前等太监的地位尊崇，拥有特殊待遇，绸缎锦袍，除有权役使低阶小太监外，更利用宫中权势舞弊，甚至窃取文物。建福宫火灾后，溥仪愤而下令裁撤宫中太监，就与太监大肆盗卖文物有关。裁撤太监行动曾轰动一时，外国人甚至赞许溥仪的决断，但流落宫外的太监却一度成为当时北京城社会治安的隐患。

时代变迁，当年紫禁城内的影响也开始逐渐公诸于世：1925年，民国政府接收前清内府的文物，成立故宫博物院，正式开放展览，昔日的宫廷收藏，私于皇室一姓一族者，得以为全民共有共享。

新军操练，保定一镇军官序立

所谓“新军”，是相对于清代旧式八旗、绿营与湘淮等军种的称呼，是清末光绪年间至宣统年间，仿照外国军制，采用西式操练，购置外国武器装备，以及聘请洋教习所建立的新式军种。清朝末年，政权更迭、人事交替、社会变迁，在紫禁城已近旧时代的“黄昏”的同时，新生事物在全国各地涌现。照片拍摄于光绪三十一年（1904），当时日俄战争爆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扩大北洋新军，在全国建立新军共三十六镇，他率先在直隶地区编成北洋陆军常备军三镇，分驻迁安、马厂与保定三地。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被清政府用以记录兴业图强的诸多重要作为。光绪三十一年，朝廷派遣兵部尚书长庚会同徐世昌等人进行成军考验。宣统二年（1910），朝廷针对已成军的北洋陆军各镇进行校阅，借以检查各镇军事实力与战备情况。上述检验校阅过程，各军事单位皆一一拍摄照片，并制成精美图册供太后与皇帝御览。光绪三十一年成军考验留有《北洋陆军保定一镇暨京镇兵操照片》《北洋陆军迁安马厂两镇兵操片》，可直观反映清末新军之操练、装备与传统旧式军种的差异。

201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展陈一批百年前紫禁城的照片，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为主。这些丰富的旧照影像覆盖“皇室贵冑”、“末代帝后”、“帝后教师与中外友人”、“宫殿苑囿”，以及“时代革新”、“清末民初社会百态”等多个主题，呈现了一个历史深处的紫禁城。

（注：文中图说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百年回眸》故宫影像特展。）

文／曾鼎  图片编辑／丁大伟  文字编辑／孙杨

美术编辑／虎妹  新媒体编辑／马茹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