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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相出卖司法主权 1871年9月13日，天津山西会馆灯火通明。谈判桌旁端坐着刚刚北上接任直隶总督不久的李鸿章，另一头是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在这里，洋务运动方兴未艾的大清国与明治维新肇始不远的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仔细研究这一条约就能发现：中日这两个先后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东方古国在当年还不能完全了解西方条约体系的国际秩序，在第八条里，双方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等于两国互相出卖了司法主权，授予了对方领事裁判的特权。其实在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清朝官员对“领事裁判”这一条毫无异议，认为外国领事如果能替自己管束“奸民”，何乐而不为呢？在近代主权国家兴起之前的国际秩序里，这种对领事裁判的心态并不罕见。 早在对法宣战之前的1882年，李鸿章就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进行过交涉。陪同李鸿章出席的是马建忠与罗丰禄。与同日本互相出卖司法主权而不以为意的李鸿章不同，这两位都是真正的外交专家。 马建忠与罗丰禄均于1880年回国，进入李鸿章幕府。在两人的辅助下，李鸿章与宝海的协议较之此后的条约远为平和，然而茹费理上台组阁之后，宝海很快被法国政府召回国内，就在李鸿章与宝海交涉的这段时间里，法国趁机向越南增兵，并试探出中国不愿开战的底牌。与洋人打过多年交道的薛福成愤恨地说：“洋人办事之狡狠，往往如此，似尚不在政府之易与不易也”，看准了法国人的侵略意图，就算没有内阁的交替也不会把扩张的脚步停下。 1883年，法国撕毁李鸿章与宝海订立的协议之后，改派驻日公使脱利古与李鸿章谈判。此时清廷尚未与法国宣战，但前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脱利古直接要求清廷断绝与越南的关系。与清流派口中软弱的形象不同，李鸿章对这条要求断然否决，他表示中国并不想与法国“失和”，但“越为中华属国已数千百年”，这是事实，法国不能强迫清廷否认。只要法国不能与中国妥善协商此事，“无论所办如何，华终不能认”。面对毫无诚意的谈判对手，李鸿章始终严肃对待，清廷这次也学乖了，趁机加强了前线战备。 对大义名分的坚持超越现实利益考量 1883年12月，法国悍然进攻驻越清军，中国朝野一片哗然，慈禧太后大为震怒，下诏向越南派兵，战争终于打响。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的“主和”头衔早已深入人心，但其实“主战”与“主和”未必彻底矛盾。李鸿章最希望的求和，是在前线让法国人吃到苦头之后再与之和谈，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这其实也是朝野的共识。他在开战之初也尽力筹划，准备一展身手，他的嫡系淮军也开拔到了前线，然而法军的推进速度之快超出了所有清廷大员的预料。越南北圻重镇北宁、太原和兴化相继失守，法军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清廷罢免恭亲王奕訢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领班大臣的职务，五名军机大臣全部罢免或降职，改由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劻掌控中枢，并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 1884年4月，开战四个月有余的时候，李鸿章收到了法国海军中校舰长福禄诺的信，提出四点条件：一、中法订立西南各省通商章程；二、中国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之权力；三、中国应速将驻法公使曾纪泽调开；四、法国欲索兵费，中国如真心和好，法国可放弃索取。第一条是西方人一贯的通商请求，第三条和第四条显得莫名其妙，看上去就像凑字数的废话，只有第二条是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正是这一条今人看来无关痛痒的条款在当年引起了轩然大波。 法国侵占了越南，中国人大惊失色是为何？按今天的人看来，当年的国人对于“宗藩”之类虚无缥缈的头号不惜与法国开战，而宗藩朝贡又是厚往薄来，毫无经济收益，简直是愚不可及。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太能懂当年国人的政治伦理，以至于为了解释《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影响时也不得不从现实利益出发，认为此条约导致“中国西南边疆门户洞开”等。换言之，失去藩国安南，无非就是失去了一块西南边境的缓冲带而已。实际上，直到今天，日语、韩语中都还存留着一个来自汉语的专有名词，叫“大义名分”，当年的中国人对大义名分的坚持经常是超越了国与国的现实利益考量。平日里宗藩朝贡，承认中华皇帝的权威。非常时期，中国必须为藩属国主持公道，兴灭继绝，为藩国存其国，为宗藩王室存其祀，只可惜君临天下的实力已经雨打风吹去。 经过李鸿章与福禄诺的商定，1884年5月11日，《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在天津签订。这一条约最核心的内容是中国必须将在越南北圻的中国军队即行撤回，对所有法越已定和后定条约不得过问。要知道，早在1883年8月25日，法国就强迫越南接受了第一次《顺化条约》，这一纸条约直接规定，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越南的外交事务，包括与中国的关系，由法国掌管。也就是说，在李鸿章与福禄诺订约之时，越南全境已经全部落入法国人之手，此时中国如果对法越一切条约不再过问，无疑是承认了安南宗藩的沦丧。订约后不久，李鸿章致信抗法前线的云贵总督岑毓英称：“此次议款之速，实因桂、滇各军溃退，越事已无可为”，纵然十分不情愿，但前线军事的失败已经直接葬送了李鸿章和清廷据理力争的底气。就在与李鸿章签约后不久，法国人再度发难，强令越南订立新约，史称第二次《顺化条约》，从此越南王室彻底被架空，法国成为越南对外关系的代表。 本已熄灭的战火死灰复燃 然这次合约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隐患，那就是中国军队的撤军期限。法国原本要求清军在三个月内撤回国内，但李鸿章始终不予接受。李鸿章此举看似不可理喻，其实有他自己的考量。当年的晚清政坛上，活跃着一派自称“清流”的政治势力。在中法战争期间，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等清流派大臣指斥时政，频发“清议”，震动朝野。这些清流大员中，能独当一面的办事人才的确不多，但他们的舆论能力却不容小觑。国内清流把持舆论，主战言论甚嚣尘上之际，任何的撤军行动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无法预料的蝴蝶效应。李鸿章只能一方面敷衍法国人，反复声称尽快撤军，但就是不订立具体期限，同时又暗中授意各营统帅做好撤军准备，意图分批撤军，细水长流，将撤军的风声消弭于无形。在战场上，悄然撤军往往是为了迷惑敌军，而李鸿章的此举却是为了应付国内的政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结果，法国人强行进入中国军营接收，清军被迫开火，本已熄灭的战火死灰复燃。此时是1884年6月底，距离李鸿章签订合约不过一月有余。 此外，李鸿章的老对手日本也蠢蠢欲动。1884年12月，福建水师已经全军覆没，李鸿章的爱将刘铭传正在台湾岛上与法国大军苦战。就在中法两军在越南前线厮杀之时，支持朝鲜王廷中的亲日“开化党”发动政变，暗杀亲华老臣，被驻扎在朝鲜的清军青年官员袁世凯果断提兵镇压，然而日本已经毫不掩饰自己剑拔弩张的企图。法国与日本在幕府末年就有很好的外交关系，一旦两国结盟对抗中国，中国将顾此失彼，毫无招架之力。南北强敌交侵，仿佛古书上“中国不绝若线”的劫难再度来临，清廷抵抗的决心再次遭到了打击。就在这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广西前线竟然传来了大捷的消息。 1885年初，法国人已经逼近中越边境。前线清军使用激将法，佯攻法军驻守的文渊城后从容撤退，成功地将恼羞成怒的法军带进了早已坚壁清野的镇南关伏击圈。经过老将冯子材等人的奋战，创造了日后被称为“镇南关大捷”的奇迹。此战中，清军坚守有利地形，凭借山势伏击法军，在大雾之中，冯子材带领大队官兵冲入法军阵中，与法军肉搏，各路清军援军也冒着法军榴霰弹的猛烈炮火不计代价地增援，终于将法军击退，清军趁势收复越北重镇谅山。法军在越南北圻东京湾地区的最高指挥官波里也将军给国内拍去电报，报告了前线军事形势的恶化，以及法军撤离谅山的消息。这封著名的“谅山电报”不知怎么回事让法国媒体探听到了，立刻登报，并且配上惊悚标题，称法军在越南遇到了灾难性的失败。法国股票立刻狂跌，引爆了内阁的政治危机，史称东京事件，直接导致了主战的茹费理内阁狼狈倒台，也直接改变了中国在和谈中的地位。 清流派对淮军的抹黑 法军固然在镇南关遭到了打击，然装备落后，只靠官兵一腔热血搏命的中国军队显然承受了更加惨重的损失。刘永福手下仅剩五百余人，前线军饷也转运不济。李鸿章对前线的事态显然是清楚的。镇南关大战时，广西巡抚潘鼎新正是李鸿章的嫡系。潘鼎新一向被视为投降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史书中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主帅脱逃”的卑琐形象。其实，镇南关前线的老将冯子材给张之洞寄的电报中明明白白写到，在镇南关开战前六天，潘鼎新还亲自到关前视察，并没有临阵脱逃。实际上潘鼎新当时是与刘铭传齐名的淮军宿将，打过不少恶仗，懂得用兵之道……镇南关战役全程奋战的淮军将领王孝祺一直湮没无闻，实际上，在当年的记载中，王孝棋是与冯子材齐名的前线功臣，在镇南关前王孝棋率部猛攻西岭，麾下官兵“袒臂裸体，冲入敌阵”，在法军的榴霰弹炮击之下承受了惨重的伤亡，王孝祺战马中弹而死，仍然换马奋战，直至法军败退为止。 可见，镇南关的胜利，李鸿章的手下实际上是出了力的，但李鸿章本人仍然遭到张之洞为首的清流派的攻讦。被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政敌倾力攻击，李鸿章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他深知前线的官兵疲惫已极，已是强弩之末，其势已不能穿鲁缟，早就不堪再战。他迫切地希望挟镇南关战胜之威，与法国签订比较有利的和谈条约。当时，法国的海军占领了澎湖，切断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通道，中国的海军已经毫无战斗力，法军军舰如果一路北上再临大沽口，清廷也是毫无办法，毕竟当年距离北洋海军成军还有三年之遥。 说来讽刺的是，在镇南关战胜之后，首先代表中国提出对法国乘胜求和的倡议者却不是中国人。早在1885年初，清政府授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以及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交涉全权，并对议和的过程严格保密。这两个英国人看到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后，新政府态度尚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唯恐久拖生变，于是金登干赶忙来到巴黎与法方协商。经慈禧太后批准后，清军“乘胜即收”。1885年4月20日，法方代表来到天津与李鸿章开始了正式和约的谈判。这时，距离他结束与伊藤博文就朝鲜政变的谈判才过去仅仅两天，刚刚小心翼翼补好一个窟窿的帝国裱糊匠又开始了新的修补工作。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方代表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其内容竟然与一年多前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如出一辙，中国失去越南的宗主权已成定局，漫天要价的法国人此时还色厉内荏地要求中国赔偿，这种无理的要求也自然遭到了拒绝。 谈判之初，全国舆论都对李鸿章寄予厚望，就连老对手张之洞都特意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称：“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然李鸿章有多少转圜的余地呢？面对张之洞的热切期望，李鸿章无奈地回信，“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所谓“由内主持”，自然指的是身居内廷的慈禧太后。而所谓“专倚二赤”，则指的是赫德和金登干两个赤发洋人。李鸿章失落地向老对手剖白心迹，抱怨清廷“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公徒责望，似未深知”。清廷要战，他去布置，清廷要和，他去谈判，在很多时候，他已经尽可能地进行了积极的努力。李鸿章虽有帝国裱糊匠之名，难道裱糊匠还能替房屋的主人做主不成？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文/罗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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