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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有句著名的论断：“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此话当然可以理解为陈氏的夫子自道，不过这种非此即彼过山车似的两极选择，还是足够惊世骇俗。吊诡的是，根据有关记载，监狱在影响作家写作方面，确实不乏例证。 监狱不失为某些人的人生学校，在里面学习乃至写作，也算题中应有之义。美国人威廉·西尼·波特担任银行出纳时盗用公款，逃到了洪都拉斯，回来后被判处五年徒刑。好在他还是个持有许可证的药剂师，因而获准在监狱的医务室工作，于是他开始写作。他托人将作品偷偷带出去，居然出版，后来甚至被誉为短篇的高手而声名远播。 按照某种说法，在监狱中写作的最大好处，是作家不必担心挣钱的问题，也不用为做饭或者洗衣服劳神。这种说法恐怕和普罗大众的印象颇有些出入。不过的确有作家为此提供了佐证材料。著有古罗马帝国三部曲的英国作家罗伯特·格雷弗斯曾经描述他的牢狱生活：“一座老式监狱，在那里，囚犯们不用砸石头，不用择麻絮，不用缝麻袋，付一点点钱，狱卒就会给你提供笔、墨、纸，还有书桌，更别提吃的。”文头提到的陈独秀，在老虎桥监狱里也享受特殊待遇：独占大间牢房，内设大书桌大书架，并有太太照顾他的生活。 如此优裕的生活，自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否则大家直接到监牢里扎堆讨生活就是了。监狱之于知识分子，要紧的意义当然不是享受，而是其他所谓的好处，譬如时间。因水门事件入狱的尼克松总统竞选班子法律顾问高登·利迪便说：“要想当个作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有大把的时间，在牢里，我拥有了全世界所有的时间。”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在西班牙与土耳其战争期间，第一次进了监狱，之后又多次入狱。担任税务官时他因诈骗罪入狱，此后开始写作他的传世之作《唐·吉诃德》。而他在出狱后写的《贝雪莱斯和西吉蒙达历险记》，反而不大知名。 看起来牢狱之灾对有些人而言，未必不是因祸得福，触底反弹的再生之地。这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本土传统诗学中流播久远的“穷而后工”的经典理论。诚然，不会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为了成为作家而甘心被投入囹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忧愁患难固然可以成就一个英雄豪杰，成就一位伟大而深刻的诗人，但也同样可能毁灭一个诗人，一个英雄豪杰。无论是成就或是毁灭，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否经历了忧愁患难，实在是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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