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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类英雄创史观影响，在政坛局势对己发展不利的情况下，人们总是希望政坛上能出现一位对己有利的人物，以扭转局势（对待国内国外政坛都如此）。晚清百日维新前夕就是这样。维新变法是甲午战败以后晚清中国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论是官场固有官宦，还是新进士林之官，都达成了如是共识。但是，历史常态是，固有官宦因涉及固有利益而会左顾右盼、瞻前顾后；而新进之士却因其“新”而没有负担，能够轻装上阵。两者在共识之下的分道扬镳，历史的叙述无不缘于一个利字。
百日维新前夕，维新变法改革运动发展趋势愈来愈对固有官宦不利，朝廷中枢掌握大权、支持维新变法改革的，是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一肩挑的帝师翁同龢（制度使然）。对此，那些固有官宦忧心忡忡。1898年4月，守旧官宦的重要代表人物徐桐上书光绪皇帝，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必须经慈禧太后批准）主持维新改革大业，以分解和牵制朝堂中枢翁同龢的权力。 这些守旧官宦是如何看中张之洞以及张之洞对此又会有什么做法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还得从甲午新败开始说起。 甲午战败之后，清政府三十多年注重军工（借西方之“用”即技术）的洋务神话破灭，维新变法成为官僚上下的共识，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是其中之一。他成为继李鸿章神话倒塌之后清廷重臣的不二人选。张之洞支持创立“强学会”，支持《时务报》，并支持当地开明士绅创办的《湘学报》。在张之洞积极参与和推动下，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广地区蔚然壮大，致使这个原本不谙外部世界、极其保守、曾首先爆发排外民教冲突的内陆省份，一变而走在了维新运动的前列（由落后而赶超，是社会一般事物的极端常态之一）。但是，当维新思想愈来愈触及体制改革根本、强调国家意识、爱国及民权意识而非权力独尊意识的时候，张之洞退缩了。传统史述往往把这种退缩行为定论为圆滑，但在共识的前提下，也许在张之洞看来，这种触及根本的改革既对又不对——缘于传统中国已经固化的对错、是非、正负观念。对的是维新大势所趋，错的是民权思想分解了传统皇朝政府视为宝贝的独裁观念，触及了皇权根本，也触及了他的为官基本原则。于是，他下令撤消报刊上的激进文章，并在《湘报》上连载他的《劝学篇》。《劝学篇》强调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伦理宗旨下的维新变法，并重新拾起了三十多年前发起洋务运动之初的基点思想“中体西用”观（此前60年代末，冯桂芬在《效邠庐抗议》中早已提出）。张之洞此篇连载出台，立即引发了新旧各方轰动。光绪皇帝作为独权的当然代表，对维新变法兼顾三纲五常之说欣赏有加，称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光绪谕令大量印刷此书以颁发给各地官府衙门。至此，张之洞继李鸿章之后的洋务老臣新秀地位得以确立。在19世纪末“瓜分”非常时刻，稳定压倒一切嘛。 那么，对于1898年4月清廷一纸进京谕令，张之洞又会有何种表现呢？湖广是张之洞已经为政十年的人事王国，他在此已独享资源并得心应手。皇朝政府自古对疆僚就有明升实降的吏治策略。对张之洞来说，他也正面临这样的抉择。对于京城之中因维新变法导致的官宦之间矛盾冲突，张之洞通过幕僚、儿子、亲戚“坐京”，已了如指掌。张之洞首先以年老体弱“生病”为由，再而以事务繁忙为理，再三推辞；然而在光绪电诏的多次催令下，张之洞复电说：“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张之洞用既然在生病又忙于省府事务的难于自圆借口（“生病”是历代官场的权谋之一），表达了他面临离开故地进京做官的无奈心情。但就在次月中旬抵达上海准备北上之时，湖南“沙市案”爆发，清廷权衡利弊之后，又谕令张之洞回任去处理“沙市案”。有后代史学者认为，假如张之洞能在1898年5月入朝为官，可能会改变接下来“百日维新”方向，甚至改变戊戌政变局面。但笔者不以为然。在权力或朝政大势之下，任何个体力量是极其微弱的，任何个体人都难于改变权力操控下的发展趋势，就像十年后张之洞临终之前劝摄政王载沣的那样，他无力改变皇族组阁的权力趋势。甚至可以说，张之洞没有入朝为官，正是他的幸运，他（主动）避免了必然被卷入的戊戌政变、清廷“义和团”排外的那场政治事故。 张之洞虽然没有入朝为官，但对清廷认为的“百日维新”那场皇家事务而非国家事务的朝政改革方向（后来的“民国”称谓正是反其道而来），他时刻保持着一双洞察的眼光。他的心腹、幕僚、亲戚遍布京城各衙门，成为史料所说的他的“坐京”。“百日维新开始，光绪任命的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锐参与的这‘军机四卿’中，刘光弟、杨锐均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刘、杨均为张之洞托陈宝箴出面向光绪举荐，尤其是杨锐，为张的‘第一亲厚之弟子’，且长期为其幕僚。”（引自雷颐《从甲午到辛亥》） 张之洞视喜好高论的康有为为有可能影响其仕途的危险分子，为避免被其拖下水，他特别嘱咐杨锐：“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显然，在百日维新权力争斗的风口浪尖中，张之洞隐秘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而只把皇朝政府喜欢听的“三纲五常”示之于外，以让它耳顺。1898年9月中旬，“就在慈禧发动政变前夕，张之洞得知有人向朝廷奏请要他进京‘入枢’主政的消息，急忙电告钱恂（张的‘坐京’之一）：‘如拟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引自同上书）。至此，张之洞力避卷入京城政治斗争漩涡的心态毕露无遗。近代史学者雷颐说：“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就是把握时机的‘艺术’”。张之洞把握了政治时机，可惜，刚刚就任“军机四卿”之一才三个多月的张之洞心腹杨锐，则成为了慈禧太后开历史倒车“剪彩”的祭台牺牲品。 当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夺权训政的消息传到武汉，张之洞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致电慈禧太后要求严惩维新党人，二是急电京城有关人士，为杨锐辩护，说杨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捕，实系无辜受累”。 传统封建独裁者对于体制内官员的惩处，往往会快刀斩乱麻，否则会时久生变、时久生麻烦。独裁体制滋生不了“公审”制度。三国时代的曹操、袁绍官渡之战，历时多年，最终，曹操以弱胜强打败袁绍之后，在袁府档案中，翻出了无数的曹操下属与袁绍的密信往来文案。如何处置“变节”者，历来就是独裁者深感头痛的大麻烦。清末慈禧也是这样，日久生变，“六君子”会拖出无数个惺惺相惜同道者，反而会败露出独裁体制的虚弱性。 张之洞很投机地抓住了政治时机，却把杨锐推上了清廷镇压维新派的祭台，把“滥保匪人”的恶名留给了湖南巡抚陈宝箴（遭革职永不叙用）。但无人知道他这个维新变法同道人内心的悲痛。“1902年当他再署理两江总督来到南京时，又到曾与杨把酒畅谈古今诗文、经史百家的地方，捐资修楼，名为‘豁蒙楼’。世人都以为‘豁蒙楼’命名出于杜诗，而不知其实是张感概旧事，为杨锐而建。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杨锐曾在张面前将杜甫长诗《八哀》背诵无遗，并反复吟诵其中‘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最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张之洞当即大为感动，印象深刻，故修此楼怀念故人。”（引自同上书） 戊戌变法改革是19世纪末晚清中国的希望，但它只成为了玻璃罩内的苍蝇。20世纪初“新政”改革，其内容及形式虽几乎就是之前戊戌改革的翻版——封建统治者咋就这么喜欢“拾遗”呢？但正如慈禧彻底否定百日维新那样，其性质确实已经完全不同了。它只带给中国其后半个世纪的战乱。 雷颐先生这样评价维新变法时期的张之洞：张“虽然与荣禄拉上了关系，荣还主动告诉他要给慈禧的‘训政大典’发‘贺折’，但他毕竟又有开明、求新的名声，特别是曾与康、梁关系密切，杨锐、陈宝箴等均是他的属下，所以他又成为保守派攻击的目标。几个月前曾保奏过他的徐桐现在又上书慈禧，指责他变节、成为康梁的同路人，要求严惩。”（同上书） 晚清张之洞是一个在专制皇权下时刻注意保全自己的多面人物，也是整个晚清阶段为数不多的政坛不倒翁。这样 “如履薄冰”、“痛且快乐着”的人物，是数千年封建专制政体这把雕刻刀雕琢出来的寥寥几个（被这种政权视为）“完美”的作品之一。保全自己即为己而非为国为政，是数千年封建官吏处身官场的终极秘诀，但真正像晚清张之洞那样的“成功”者，则极为少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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