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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曾宪通先生选编、中西书局2014年10月出版的《容庚杂著集》（以下简称“杂著集”），是深入了解容庚先生个人的学术、生活，以及先生与近现代学术史上多位著名学者交往的重要资料汇编。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涵括先生学术专著二十余种，即文字类八种、金石类十一种、书画丛帖类五种、论文集一种。其中论文集《颂斋述林》（以下简称“述林”）是在原先由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的同名著作的基础上增益而成的，分甲（专著目）、乙（杂文目）两编。至此，容庚先生的“杂文集”便有了五个版本，即天津版（即《容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台湾版（即《颂斋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香港版和北京版（这两版均名为《述林》）、上海版。前四版所收杂文均在40篇左右，而中西书局版的《杂著集》“所收各类原始文本共100余号，计160余篇（含书信）。按内容分为‘传谱类’、‘序跋类’、‘评述类’、‘书信类’四个部分”（见曾宪通先生撰“前言”）。部分篇目为首次发表，如《我的自我鉴定》手稿（《杂著集》，25—26页，下文随文括注之页码，均指此书），是容老内心思想的真实记录。其他如《容庚著作印行表》（27—30页）、《颂斋鬻书约》（89页）、致萧项平（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讨论容老的论文集篇目的去取问题（424—427页），以及写给容肇祖、容琬等人的家信（435—437页）等。
1941年吴江徐熹所写，1970年容庚自题《论语》名句 若从发表《雕虫小言》（1920）算起，容庚先生的学术生涯超过六十年，漫长而精彩，著作等身，在文史、考古、书画、古文字、青铜器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下面结合《杂著集》所录容庚先生的各类文章，从三个方面略谈笔者读后的感受。 第一，忠诚学术，矢志不渝。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容庚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对学问的孜孜追求。1922年先生北上，先投考朝阳大学，后入北大国学门读研究生，1925年7月，先生著《金文编》由天津贻安堂印行。同年9月广东大学来聘，当时考虑到北平的学术资源更丰富，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就没有选择归里赴任。容庚先生于1926年受聘燕京大学，次年任《燕京学报》编委会主任。1929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33年初，先生开始了另一部名山之著《商周彝器通考》（以下简称“通考”）的编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北方大部分的高校、研究所和科研人员纷纷避乱南迁。此时的容庚，家庭负担沉重、经济窘迫，更重要的是，他多年辛苦收集的大量文物、书籍、拓片等重要数据无法安全、妥善地转移和保存，正在进行的《通考》一书的撰写工作，也让他无法弃之不顾。出于种种考虑，先生选择了留在日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任教，直到1946年。在这期间，《通考》、《颂斋吉金续录》、《西清彝器补遗》、《颂斋读书记》等重要著作相继完成，为我国文物工作的保护与研究，做出了不容磨灭的贡献。在抗战烽火燃烧的岁月里，容庚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编写抗日救亡宣传册子、发动募捐、主编进步通俗刊物等（16页），这都无疑表明，先生并非是个“不问窗外事，只读圣贤书”、不知爱国救国的书呆子，相反，他始终抱有正确的革命主张，“未有不牺牲之民族而可以立国者，未有无抵抗之民族而可以立国者，弟绝对主张抗日”（《答张荫麟书》，378页）。只不过在利弊权衡之后，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赓续中华学术、保护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生先后任教于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直至逝世。其弟容肇祖曾说：“容庚一生追求学术的成就，走向社会以后，几十年如一日。”（《容庚传》，21页）从容庚先生与郭沫若讨论《金文编》序的去留事宜来看，也可见其一斑。1957年5月2日，先生致函郭沫若，就《金文编》重版（第三版）时原序的去留问题，向郭征求意见（409页）。先生主张应保留罗（振玉）、王（国维）二序（1939年商务第二版曾删去初版的罗、邓〔尔雅〕二序，保留了王、马〔衡〕、沈〔曾植〕三序）。罗、王两位对容庚先生的学术生涯，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1922年，罗氏充分肯定了《金文编》的学术价值，并将其引荐给马衡，先生因此得以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读研究生（《颂斋自订年谱》，32页）。同年，先生与王国维开始学术通信（《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38页），直到王氏自沉前一天，王、容二人还有过一次长谈（33页）。王氏辞世不久，先生于《燕京学报》发表《王国维先生考古学上之贡献》（亦收入《杂著集》，188—204页）一文，以表纪念。1957年5月14日郭致容函，认为“罗王二序……我意均可不必列入。罗序所言已成定谳；王序简略，无关宏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40页）。郭氏的建议，除了学术以外，或许还抱有政治因素的考虑。罗、王二人皆晚清遗老，政治观念守旧，尤其是罗氏，“清社既屋，眷念故主，随诸遗老后，谋复辟以行帝制，晚节末路，为世所嗤”（张舜徽《罗振玉学术论著集·总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页）。在当时的形势下，郭氏建议删去罗、王二序，是很正常的事情。1959年，《金文编》作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九号，由科学出版社印行，保留了马、王二序。可见，容庚先生对原序的去留，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最重要的仍然是学术本身。
1957年郭沫若致容庚信，討論三版《金文編》事宜 第二，重视文字学的应用研究，关心汉字的前途。曾宪通先生对容庚先生在文字改革方面的成就，做过如此评价，“先生以一个古文字专家的学识和眼光从事汉字简化的工作，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值得后人深思”（见《杂著集·前言》，6页）。《杂著集》收录了五篇与之有关的文字，包括（1）《简体字典序》（1936年，96—97页）、（2）《轮廓字序》（1952年，98—99页）、（3）《我对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意见》（1955年，247—254页）、（4）《汉字简化不容翻案》（1957年，255—258页）、（5）《致〈光明日报〉记者书》（未刊，440—441页）。容庚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同事、同样是杰出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1911—1966），也曾对文字改革的问题发表过不少看法。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梦甲室存文》（“陈梦家著作集”之一，以下简称“存文”）收入了《介绍王了一先生汉字改革》（1942.2）、《略论文字学》（1957.2）、《慎重一点“改革”汉字》（1957.5）、《关于汉字的前途》（1957.5）等多篇与此有关的论文。陈梦家的基本看法，包括“改革汉字的困难太多，不如不改革的好”、“要革它而代之以拼音文字，我想这样的主张不是不对，而是太早”、“简化汉字要有步骤，有原则。不要图快，不要随便简”（见《存文》230、241、247页）等等。相较而言，容庚先生也支持汉字改革、汉字简化，同时所谈的问题则更加细致，比如从合并偏旁的角度简化汉字之前，应该先进行部首的改革，像“又鳥（鸡）、馬戶（驴）”之类便是不成功的例子（96页）；又如改革要制定全面的计划而不能临时起意，笔画繁多的字可以用新造字来代替，要使用同一的写法而不宜把印刷用字和手写用字分开（250页）；不能以古书翻印的需要为由而否定简体，而应该以变化的眼光对待汉字字形，承认汉字简化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正确做法（258页）等。先生的这番见解，既正确地指出了汉字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也理性地、建设性地提出了汉字改革的具体程序和措施。后来的汉字使用的事实表明，先生的各项主张无疑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语言、文字都是交际工具，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前者最重要的辅助性工具。自古以来，汉民族共同语指的是书面语，民众的口语是有方言差别的。容庚先生指出，《周易》、《尚书》所记录的语言是否就是当时的口语，是颇值得怀疑的；《论语》、《孟子》、《史记》等书的语言，很可能只是当时作为标准语的文言音。战国以后的“书同文”政策，只是对各国所用汉字写法的统一，“用通语来替代了方言，这应该是我国语言文字学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440页）先生对通语与方言、文言与口语、语言与文字等辩证统一的看法，也都是真知灼见。
第三，收集、刊布基本资料，重视目录学工作。容庚先生说过：“我国向少通检一类的工具书籍，为了研究某一问题，治学的人，平日专靠博闻强记，方法是不够的。”（《历代名画著录目序》111页），“目录之学，为治学之阶梯”（《略评〈书画书录解题〉》，319页）。先生认为，编辑、出版基本资料，不仅可以供自己研究，更加可以方便他人，远比仅仅自己拿来著书立说来得有意义；同样地，论著目录为他人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避免了学者们各自闭门造车而白白地浪费精力。众所周知，先生涉猎广泛，学术领域以金石文字、书画、考古、青铜器为中心，旁及汉语史、古代文学等，而文编、目录方面的著作也是蔚为大观。《金文编》（1925年初版）、《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秦汉金文录》（1931）、《颂斋吉金图录》（1933）、《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金文续编》（1935）、《海外吉金图录》（1935）、《善斋彝器图录》（1936）、《颂斋吉金续录》（1938）等，是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方面极为重要的基本资料，而1941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印行的《通考》是汇集了资料与研究两方面成就的巨著。于省吾先生对该书的序中说：“此书之作，分章辑述，究极原委，甄录载籍，参以己见，撢遂賾，理纷拏，辨群言之得失，成斯学之钤键，洵为空前之韧作，稽古之宝典矣。”评价并非过誉。像容媛《金石书录目》（史语所单刊1936年）、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等，也是在先生的影响下编成的。书画方面，容庚先生所撰《颂斋书画录》（1936）、《伏庐书画录》（1936）、《从帖目》（1980—1986）、《历代著录画目续编》（2007）等目录学论著，无一不是嘉惠学林、泽被深广之作。
中华版《容庚学术著作全集》收入先生包括专著、讲义、书目、图录、文集等在内的论著20余种，内容宏富，洋洋大观。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卷帙略显庞大，同时内容精深，不易掌握。如果想要在短期内了解容庚先生的治学旨趣、学思历程、学术道路、生活点滴等诸多方面，《杂著集》无疑是更好的选择。白璧微瑕，该书也偶有小误，如：（1）32页10行，“发现”依原文应作“发见”，同页18行“《甲骨文字之发现〔见〕及其考释》载《国学季刊》第四期”应删去，因为容先生此文发表于1923年，该年已有记录。《颂斋自订年谱》还收于2004年分别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容庚容肇祖学记》（223页）和《容庚文集》（661—668页），可见原文亦误。（2）188页倒6行，“广仓学窘”，“窘”为“宭”字之误。但总体而言，不论是编排设计、图版选择、文字编辑，还是书的内容本身，都是可读性很强的上乘之作。
（《容庚杂著集》，曾宪通编，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10月第一版，定价42元）
作者简介：郑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紫江青年学者”，主要从事汉语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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