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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渡口之上，每个人都在漂泊。没有谁可以永存，连渡口也逃脱不开——它们都将沉入时间的江底。 本报记者严 鹰 渡工的逝水年华 灵江上摆渡的渡工还有10个，53岁的杨冬利是其中最年轻的。他一天可能要在花街-西岑之间来回20余次——这取决于渡客出现的随机性，如今过渡的人越来越少，渡工们很难再有“再等等、多载几个人”的心态，他们会为零星的渡客节省时间立马开渡；如果对岸有人在等渡了，渡工们也愿意多跑一趟空船过来。 灵江上的过渡费是一人2元钱。摆渡方便的是周边村民，两岸村民是免费人群；剩下的是骑电动车的务工者，很多是沿岸造船厂员工。但这些可营收人群现在因为造船业的萧条而“完全不行了”。 十八年前，杨冬利在村里承包摆渡业务。当时，这是一项有油水的生意。而今，他抱怨赔进去的柴油钱。渡工如今依赖每年四万元左右的柴油补贴。杨冬利担忧补贴有变化，想着做满二十年就退休。 准备退休的还有渡工陈德金，他已经64岁了。每个渡工上岗需要培训考取船员适任证书，65岁是渡工最后服务的年限。余下的日子里，陈德金仍在灵江上午渡摆渡。 上午渡连接南岸临海市汛桥镇的利丰村和北岸邵家渡街道峙山村、渡头范村。上午渡可能为“上五渡”误传：意为灵江钓鱼亭为中界——上数第五个渡口。但这个说法，连峙山村85岁的老渡工蒋三妹也不得而知。 历史上，灵江曾经渡口众多，大部分已匿迹无踪；被民间流传知晓的小部分，也仅以当地姓氏先祖善行而被记录在宗谱里。 这份“衰老”职业，曾经是一件称颂的善行，退休的老渡工也被人敬重。蒋三妹的渡工时代是摇撸摆渡。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体力活。渡江的人多，船吃水深，赶上涨落潮和丰水期，渡船常被激流裹挟至下游百米远。快横渡到对岸边了，再凭着渡工的臂力和对水流的熟悉，渡船逆水而上慢慢靠岸。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摆渡是一件单调的事。上午渡渡工翁先贵发动渡船，这艘七年前花18万元打的渡船五六分钟即可到对岸。多数时候，渡口边上一个渡工、一艘船——没有旁人，边上或是杂草和芦苇，渡船在渡埠上磨出一道沟槽。如果是古渡，边上会有一座供人休息的路廊或者小庙，上午渡南岸就是一座娘娘庙，北岸是一古庙，至今香火不断。 今年60岁的翁先贵已经摆渡36年。翁的父亲是村里的老渡工，翁先贵继承了父亲的这份活儿。同时，他还是一个农民。等待摆渡消耗了大量时间，翁先贵却不觉得无聊，他时常守望江水，恍如农夫守望麦田一样平淡。 今天，灵江江水比三十年前要浑浊很多。灵江系感潮河，每天两回的涨落潮江水裹挟泥沙不断冲刷渡埠，渡工则不停地用清水冲刷，一是方便渡客上下船不必脚踩泥泞，二是阻止渡埠淤积。 承载渡口的是江水，沉陷渡口的也将是江水。淤泥沉积，可以结结实实地侵占河道和可供渡船腾挪的空间。抵御淤泥花费了渡工们的巨大耐心：他们各自想办法找可用于冲刷的清水，有的甚至每天带上水泵。翁先贵每天凌晨四点就出渡了，到渡口第一件事是用高压的水管子一点点冲掉潮水留下的泥浆；每次摆渡到岸，渡客下完船，再冲洗一遍。这个过程贯穿至晚上七点收渡。上午渡两山相峙，南岸为“晒鲞岩”，原先这里鱼类繁多，如今江水里连沙都没有，翁先贵说，淤泥上面连弹涂鱼都看不到。 涌泉镇沙渚渡口的渡工是一周姓老人，渡口边上有一座简陋的关帝庙。江水能覆没江岸，也能带来一些新的土地：渚、滩、涂。沙渚是灵江上冲积而成的孤渚，渚上有村，摆渡曾经是出行唯一通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沙渚修了通往北岸的桥，加上历年上游不断修建船厂、码头外移，影响水流，淤泥沉积，北岸河道已沧海桑田，长满芦苇和桑树。 沙渚渡口仅存的意义是相隔200多米的南岸——南岸还有归属沙渚村的两片果山，每年收获时节，村民载着从山上运下的杨梅和橘子摆渡过江。只剩半条水道的灵江在此处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即便是水泥渡埠，牵扯久了也裂出一道大口子。 江上消失的渡口 目前，台州还有35个营运渡口，几乎一半附着在灵江和椒江两岸，剩下包括17个沿海渡口，还有少量水库库区的渡口。每年祭祀时节，库区移民仍有上祖坟的需求，通过摆渡，他们还能回一趟故土。 为了提示渡口的存在，如今每一个渡口都被设置了路牌，立在附近主干道上。此外，候渡亭作了整修，部分渡口还安装上摄像头，便于职能部门实时看到渡口情况。 灵江上的渡口迄今保持24年安全零事故记录，临海市渡口办工作人员钟允剑还会到各个渡口巡查安全。他的车后备箱里放着成摞的渡旗，顺道分发给渡工们。江风猎猎，一条渡旗差不多半年就被风扯碎，每艘渡船仍要一丝不苟换上新渡旗，除此之外，渡船绝对不能航行渡线以外的任何航线，台风期间，渡工还必须日夜守在渡船里，谨防渡船被冲走…… 巡查渡口时，钟允剑会陪渡工们聊聊天，慰藉心情倦怠的渡工。通常，话题会比较家常，诸如“摆渡行善积德”“荫泽子孙”之类的。临海地图上有不少渡口的痕迹：邵家渡、张家渡、罗渡村……这些古渡融入姓氏，成为地名留存久远——这也让现役渡工们备感荣焉；“荫泽子孙”是渡工们所能触及到的人生现实意义。幸运的是，这也确实在不少渡工身上应验了，不少渡工子孙学业有成，工作理想。谈及此，渡工们往往满足。 至少，渡口办的努力让渡口不因渡工缺位而消失。渡工要退休了，渡口办就在船员注册系统里寻找合适的人选，“台州渔民多，总有愿意干的”，如果是因为没赚头不想干了，就协调当地以工资方式保障渡工收益。 但即便如此，渡口仍以大致每年一个的速度减少。这是看似行政撤渡、实则渡口自然淘汰的过程——职能部门根据社会需要和群众反映，判定渡口是否存在需求。例如灵江龙角-石村渡、西管岙渡，因考虑水流湍急等安全因素、当地出行需求改变而在三年前被撤并。近五年多时间，全市营运渡口撤销六个。 一个渡口的结束，意味着找到了替代它的桥或路。“修桥造路而撤渡”，这是渡口办的撤渡理念。但工作人员在巡查渡口的路上，有时候也会中途停车，去看看那些已经撤销路牌的渡口。 撤渡后的龙角-石村渡埠，没有了渡工每天冲刷淤泥，水泥地面斑驳，硬化的江泥以龟裂的方式均匀布满——这里似乎好久没有人来过了。人站在渡口之上，总有漂泊感：没有谁可以永存，连渡口也逃脱不开——它们都将被沉入时间的江底。 灵江最终流入了椒江 退休的临海博物馆原馆长徐三见站在中津古渡原址。遗址现存的是一块石碑，还有一处保留下来的民国老房子。徐三见常与文献打交道。他的印象里，关于渡口的文献记录不多。临海中津古渡是台州现存历史较久远的渡口之一，它被现存的文献追溯至南宋之前。 中津古渡上摆渡的样子，只能存在于徐三见的脑海里——南宋之前，古渡仍是用一种原始的摆渡方式。当时的情形是“招舟待济，寒暑尤病，飓风无时，嚚师牟利，弊船重载，命寄毫发”。而后，在具有能力筑跨江大桥之前，中津“浮桥”至少给渡口带来了变革，成为两岸居民深刻的生活记忆。 徐三见是大石人，大石在临海北边，顺着江就可以到达临海府城。以前，公路设施不完善，南边地区与临海府城的交通通联大多需要乘坐水路“小火轮”。已经整街拆迁的江下街的原住民们都可以回忆起，坐“小火轮”去海门——从临海府城墙兴善门轮渡码头，顺江水到达目的地。 临海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彭连生还能循着记忆，大致指出原先的渡埠位置。他还曾在灵江里游泳。那时，灵江水是清澈的淡水，游泳的人也多——但现在，江水成了浑浊的咸水。他归结部分原因是：上游被众多拦水截流后，灵江缺少淡水补充——没有了淡水对冲，海水可以无阻地直通至灵江上游，连同排挤的还有曾经繁多的江鱼。 彭连生致力于文物保护。他曾一个人爬上龙兴寺千佛塔，为塔内不为人知的塔砖铭文进行拓片；府城墙兴善门门额上的字风化几尽，是根据彭连生早些年保留的拓片重新上漆描字的。 作为临海文物保护工作者，彭连生曾经被相关专家咨询，灵江治理能否以河岸硬化的方式处理，其中一个方案是在灵江某段修筑一条拦水坝，阻潮蓄淡。彭连生听完，着急了，“这把沿江景观和自然生态全破坏了，也违背了几千年自然潮涨潮落的规律。” 彭连生有时候还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形：从村中土里挖出来一块陶罐片，居然可追溯到汉代。谁也不清楚灵江埋藏了多少历史，它的沿岸分布着台州古人生活的居住遗迹：每个沿岸村落和周边的环境都似乎充满了传奇，每一块岩石都看上去像是某种东西，每一座小山都饱含了往日的故事。 1981年，黄岩一位叫王智正的医师在涌泉凤凰山麓一带沙场，先后采集到数百件史前文化遗物和古人类遗迹标本石器，这其中包括一件被鉴定为10万年前20岁左右的女性古人类头盖骨前额骨。 这种文物的出现方式在考古界称为“出水”：文物埋藏在江底和泥沙中，随着灵江水涤荡和挖沙运动有幸重见天光。没有证据能确定这位来自10万年前的古人类生活于何处，她可能是灵江上的最古老的居民，头骨也有可能被上游江水顺带而下，来自始丰溪还是永安溪？文物在灵江里“出水”，姑且叫做“灵江人”吧——古人类头骨化石现陈列在台州博物馆。 在涌泉这片平缓的灵江沿岸，常见沙场挖斗和船厂吊架，它们既是挖掘者，又是占据者：它们大都占据在滩涂上，为江泥淤积成为新土地而沾沾自喜。这也是之前水利专家所担心的事，河道萎缩，污染加剧。 彭连生在涌泉待过一段时间，他的经验使他确信：涌泉江边的两岸仍将发现汉晋古墓的遗存。它们或许就在离着不远的一个角落里隐匿着，默默无言凝望着江水悄无生息地流动。 排除人为因素，灵江上的遗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彭连生正在为一块蛤蟆石留影。据《嘉定赤城志》记载，蛤蟆石“在县东南五十里江侧”——沿江镇马头山渡口附近。 这里水流湍急，马上线路基曾沉陷多次。但蛤蟆石总在固定位置岿然不动，江水不断地升降起伏，当地人更容易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成了灵江独特的“不变”与“变”。 落潮时候，灵江上的暗流和岩石对船只来说最为危险，经由海门驶过沿江至临海的船长们可以观察蛤蟆石，将水位和蛙身进行比对，从而算出前方的水位。没有人确切知道，蛤蟆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用作记录的。不过，当地村民流传一句民谣：“蛤蟆离盘，船还会到涌泉”，指的是灵江潮汐，江水落潮，水位恰好过蛤蟆脖下的位置，船还可以撑到涌泉，再下点，船就到不了涌泉。 每一条江河除了长度、宽度和流速，都有自己难以捉摸的个性。彭连生觉得，椒江的水比灵江要缓和，它们的对话原本也只局限于三江口交汇处那一条简练的水线。 灵江到达黄岩三江口，与永宁江交汇，以下河段通称椒江——这里曾经人口繁盛，渡口众多。永宁江曾是感潮江段，大潮水时，海水甚至可以涌入黄岩城关。但自从黄岩在江口设闸，椒江的海潮水再也无法到达永宁江；永宁江也找不到出河口，水流就慵懒了。 仅仅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就让它停滞不前——把滔滔的河流变成了缓缓的内河。事实上，河流注定应该奔流向前，那是它们的本质——江河充满着力量、生命和激情。最起码，江河应该和渡口一样，完成它们的使命。 停泊记忆 完成使命的是椒江沿岸众多渡口，栅浦、道头金、葭沚、黄礁、章安、海门、前所……这些地区曾经繁盛，人口不断东移，完成两岸人口流动使命的渡口被新渡口所替代。2001年，椒江上的渡口终于迎来真正代替它们使命的椒江大桥。 对于设郡历史可溯至秦朝的章安来说，出现一座跨江大桥，的确是一件不小的新鲜事。秦统一六国后，始皇帝设郡县，曾强制迁民浙东南。新淤沉积的土地成为外来漂泊移民定居的理想开发场所。因为人和土地的繁衍，渡口作为两岸通行唯一工具兴盛千年。 在没有桥出现的2000多年历史里，渡口不断被开发，不断被新土地覆没，无以计数的人在渡口漂泊过江。而在渡江的人群里，宋高宗赵构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位。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一生善于逃亡的宋高宗又一次走上逃亡之路。他乘船自宁波往温州躲难，途中停舟章安金鳌山下。次日，得报金兵“迎击乃退”，多日惶恐的宋高宗终于“帝心稍安”，游兴大发。海门城内曾有大圣殿，以渡工为神。相传高宗过渡椒江，渡江后，他嘱咐渡工不要和外人说。渡工恐皇帝不信，投江而死。宋高宗随口呼其为大圣。 12世纪的中国，就那么短短的一瞬间，历史的渡船开进了台州，停泊在一个渡口，又继续往前走了过去。跟随宋高宗轨迹的逃亡者不在少数，但他们大多充满漂泊感，其中就有词人李清照。 德祐二年（1276年），文天祥自元营脱险后，一路来到章安。他哭拜在宋高宗当年驻足的渡口江边，对着椒江夜潮自叹“飘零行路丹心苦”。他最终没有渡江，而是掉转往临海去。离开椒江三年后，文天祥终于来到人生最重要的轨道——伶仃洋，一如他面对椒江时一样。 文天祥留给椒江的比宋高宗要多——“椒江”一词，最早出现于他自叹的诗里。“椒江”也最终代替了“海门”，成为其最后流经小城的名字。但这种“江名作城名”的重复，并不能很好得民心。现在，海门七号码头仍旧是椒江渡口的代名词，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身——清末，椒济寺寺僧为渡，后改义渡，之后经历了多次改造。民国11年（1922年），海门试演征兵戏，以戏金购渡轮；又发起椒江舞台演剧，售票拨充海门轮渡经费。民国28年（1939年）5月，义渡轮遭日军炸毀，翌年春，日军入侵海门，渡船又沉于关外。 战争是渡口中断最大因素。1949年5月，国民党王云沛所部从临海经椒北出渡至大陈岛，撤离时毁坏了所有渡口轮船。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机炸毁大量渡船，台州航运瘫痪，渡运中断。民国34年（1945年），一支日本军队站在马头山渡口之上——战争即将结束，这支日本军队从黄土岭过境临海至宁波，因为渡船被当地百姓撤走而无法渡江。88岁长甸村村民陈兆文最后目睹了日本军队渡江的场面：无数捆扎柴爿串联起来，组成了灵江里一座简易浮桥，人马渡江北撤过境。 1950年11月，因战争中断多年的海门渡口由当时临海县各界代表商议恢复。当时政府牵头组成椒江轮渡管理委员会，海门、北岸方面各出三个代表。作为海门工商联代表，张哲能参与制定管理方案。 对海门渡口，张哲能只有画片式的记忆。他记着，民国时海门渡口江景璀璨，那种画面此生难忘——江边停泊货船，头尾各挂一盏灯，十里灯火，延绵映江。“船都到临海、仙居，要逆水而上，所以船身是橄榄形，线条特别好看”。 但关于渡口的故事，张哲能没什么好讲的。一是散碎，二是跟他曾经见过的人和事相比，渡口只能算是海门兴衰演变的小事情。他见过抗日战争，也见过内战；见证黄楚卿在椒江边上建设电厂，经历海门人从法国神甫李思聪争取回埠头地权；他还经历了自己“右派”改造，见证老城改造，海门城墙被百废待兴的市民拆除，铺成了现在的中山路……对于还差一个月就满95岁的张哲能来说，一生能够看见这么多东西，已经非常满足。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幸运。 冰冷的江水溶解一切不幸。这其中包括光绪年间一条覆没江底、名叫“海门”的轮船。民国34年（1945年），一架水陆两用飞机迫降在葭沚渡口附近滩涂。这架异常庞大的飞机靠近葭沚渡口时，机尾露出的血红太阳旗标志让围观的人群惊慌失措，立刻掉转而跑。日本海军中将山县正乡在机内自尽，搁浅在滩涂的飞机被沿岸居民拆解一空，只剩下搬不走的机架被潮水淹没，陷入滩涂下落不明。 1987年1月25日，是台州交通史里特殊的一天。一艘从椒江开往章安黄礁的末班渡船，出渡一小时后因超载遇浪沉没。有些老人尚能回忆起当天的情景：下午五六点钟，多辆载着遗体的军车驶进人民医院的大操场。那个场面让人一言难尽：冬日天黑早，地处闹市区的医院大楼前，露天停放着近百具遗体。上报事故死亡人数是97人。 1988年，台州渡口安全管理体制在全省率先探索成立。 潮起潮落，始终有守望者 台州市渡口办仅隔着海门轮渡。海门轮渡目前是台州客运量最大的渡口，每年渡运量300万人次左右——尽管这可能不及大桥修建前的一半。轮渡亏空运行，坚持的目的是方便群众出行，以及缓和、分担椒江大桥目前饱和的车流量。 从1981年开始，海门轮渡9号渡船船长徐仙木一直开着这条航线渡船。这条航线从海门开往前所，大致是1800米的距离，两条渡船对向发出，10分钟完成一班，全天50班。第一班是早晨五点半，晚上九点半出发末班船。 三声汽笛后，载着五名渡客的末班船一点点离开码头，缓缓驶向江北。夜色下的椒江十分静谧，江的东面不远处——两岸小圆山、牛头颈对峙，把守海关，又称“海门关”。再往外是老鼠屿。 海门自古海盗、倭寇多。清同治年间，郡守刘璈归罪于“老鼠”把关不祥：他将老鼠屿更名为麒麟山，并修了风水塔。“那时候，人觉得修塔能把老鼠镇住。如果塔倒了，老鼠就会跑出来。”张哲能记着：塔还是倒塌了——被雷电击毁的，时间是民国26年（1937年）。 渡船上可以望见“海门双塔”——小圆山塔和牛头颈塔。夜色里，塔的影子模糊。牛头颈塔也是刘太守重修的，100年过去，塔的边上多了一座红色的灯塔。那里之前设为军事区，撤防后，被藤科植物占据。灯塔仍在使用，红光闪烁划过黑黝黝的椒江，照耀着静默深流的江水。 江水一路东流，融进了浑黄的海水——流经临海府城、流经无数承载轨迹的渡口、流经泥泞的海门关。最后在海门双塔以及台州发电厂两柱高大烟囱注视下，终于注入宽广无垠的东海。 渡船很快摆脱椒江水流的牵掣，靠岸了。渡埠边上，一艘比渡船庞大很多倍的油轮停泊着。徐仙木今年63周岁，刚刚办理完退休手续，并用仅剩不多的时间带下一任年轻船长，30岁的洪周伟。 徐仙木这辈子只开过渡船——他从未离开过摆渡“两头一线”的航线。徐仙木并不指望自己真正成为大海中搏浪的船长。他说，那艘停泊的油轮其实是一艘新船，三四年前，新船试水后就再没有动过。徐仙木出过一次海，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他驾驶渡船，出了海门关，沿着江侧，最后慢慢开往在这里看不见的修理厂。 （感谢张哲能、徐三见、彭连生对本文史料校订，感谢台州市港航局、台州市渡口办、临海港航处、海门轮渡公司王建伟、椒江交通局陆晓明对报道的支持。参考文献：嘉定《赤城志》304页、《椒江市交通志》《民国临海县志》卷之四十一、《新建中津桥碑》/唐仲友、《临海抗日战争纪实》（下册）、《台州地区志》《临海水利志》24页、《台州交通志》211页、《海门港史》《台州府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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