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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浩浩荡荡的一连串运动，人们对杨绛的印象，可能会永远固化为“娇滴滴的名门淑女”。只有在经历了那么多劫难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貌似娇弱的女子居然可以如此坚忍。
他们在中关园只分配到一套小小的房子。钱锺书将新居命名为“容安居”，取陶渊明名句“审容膝之易安”之意，意思是即使是一间小小的斗室，也足以容身了。杨绛深知夫君的心，特意在门前小院亲手植上五棵垂柳，这是以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自许了，蒋和森还特意为他们画了一幅五柳先生和夫人举案齐眉的图。这对夫妻，只想在纷乱的世界中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可惜那个年代很快揭开了风雨飘摇的序幕，继“洗澡”之后，紧接着就是反右、“大跃进”，然后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词语可能已经相当隔膜了。那时候知识分子几乎人人自危。流行揭发和批斗的年代里，若想避免被揭发和批斗，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将矛头对准其他人。一时间，到处都在“大鸣大放”，朋友反目、兄弟操戈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在这样的风气中，杨绛和钱锺书始终一言不发。不少人动员他们“鸣放”，可他们就是不愿“奉旨鸣放”，不喜欢跟着起哄。杨绛知道钱锺书有时口无遮拦，便嘱咐他，饭少出去吃，话少讲，不要随波逐流。他们有自己的处世原则，钱锺书的名言是：“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如果我们无法拥有言论的自由，我们至少还拥有沉默的自由。）”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许久以后，这种沉默竟然成了某些人攻讦他们的借口。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指责他们不该明哲保身，而是应该发声抗议。这未免太过苛求了，知人也得论世，在那样的高压之下，能够保持沉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沉默，至少意味着不作恶，不配合，他们用沉默捍卫了自己的良心，也用沉默表达了无声的抗议。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斗士，斗士也不符合钱杨夫妇的性格。他们是狷者，不求有所为，但始终保持着有所不为的底线，他们从来没有揭发、出卖过任何人。这样的沉默，即是风骨。反右运动中，不少劝他们夫妇发言的人都被划为右派，冯钟璞事后问杨绛：“杨先生，你为什么有先见之明？”杨绛淡然地回答说：“我毫无先见之明，只是不喜欢跟着起哄而已。”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看起来娇娇弱弱的杨绛一次又一次让人刮目相看。第一次让人刮目相看，是在 1958 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像她这样的“娇小姐”，自然会被当成“资产阶级白旗”拔掉。文学所组织知识分子深入民间接受改造，也就是“下乡”。杨绛是文学所第一批下乡的，据叶廷芳描述，那时的她“个儿中等，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步履轻盈、端庄”“没有一般知识分子女性常有的矜持，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这样一个斯斯文文的女性到了乡下，经受的是前所未有的考验。杨绛戏谑地形容为“过五关斩六将”，“五关”分别是劳动关、居住关、饮食关、方便关和卫生关。对于生性爱洁的她来说，最难过的就是方便关，乡下人用来方便的缸子多半装得太满，上面的薄板又滑又脆，踩上去，令人战战兢兢，生怕跌进缸里去。有一次，她吃坏了肚子，半夜一个人跑出去，谁知道大门锁了，她只得学家中的猫，找个远远的地方挖了个坑，解决了问题后再掩上土，用落叶铺平。奇怪的是，老乡们都爱和她接近，愿意跟她说心里话，因为她总是笑眯眯的，愿意听大家说话。有个乡下的老妈妈，见了她就抚摸着她的脸说：“噢唷，才十来天，已经没原先光了。”看她如此受老乡欢迎，同行的人都叫她“友好使者”。下乡两个月，杨绛的主管领导回所汇报说，“杨季康在乡下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连钱锺书听了都颇为惊奇。这次下乡，老乡们的口碑可以证明，杨绛并不是个只会享受的娇滴滴的资产阶级女性。她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能吃苦。1966年，杨绛和钱锺书先后被当成资产阶级毒草给“揪”出来了。他们的存款被冻结，工资遭停发，不时被押上台去批斗示众。批斗时挂在胸前的牌子还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制作，做好了再用楷书写上自己一条条罪名，然后挂在胸前，各自鉴赏，有种恍然如梦的错觉。后来，他们被分配了两个新的工作，钱锺书负责扫院子，杨绛则负责扫女厕所。她找来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准备了一些去污粉之类，把两个肮脏的瓷坑、一个污垢重重的洗手盆和厕所的门窗、墙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大家都说她收拾的厕所干净，连水箱的拉绳上都没有一点灰尘。十年动乱对人最大的折磨不是扣发工资等，而是精神上的侮辱。骄傲了大半生的钱锺书一天被人剃了个“十字头”，他就顶着这个怪头回到家里。幸好杨绛心灵手巧，索性把“十字头”剃成个光头。她自己也被剃光了半个头，成了“阴阳头”。钱锺书比她还着急：这可怎么出门啊，总不能也剃个光头吧。杨绛安慰他说不要紧，她素来有急智，这时灵机一动，想起女儿曾剪下两条大辫子，便找了出来，用钱锺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她做成了一顶简易的假发，第二天就戴着出了门。假发戴着不透风，发色也有些发黄，可总算聊胜于无。现在的人说起杨绛来，爱用优雅、知性等词语来形容她，谁又能够想到，这位优雅的女子也曾被迫扫过女厕所、剃过阴阳头呢！可是那又怎么样？她扫女厕所，就会将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她被剃了“阴阳头”，就自己动手做顶假发。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尊严扫地的时代，她却尽其所能，尽量维持着不多的体面。有“文革”中见过她的老人回忆说，那个时候的杨绛，出门时还是打扮得端端正正的，嘴上还抹着口红呢。周围的世界越灰暗，就衬托得她唇上那一抹口红越发鲜亮动人。外文所的后辈朱虹回忆说，杨绛先生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气质也很端庄，朱虹用“漂亮”来形容杨先生：她的那种漂亮，是整个诗书气蕴的外在显示，“不用说干校阶段了，她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见到我们，拿把糖过来，让我们补身体；不管多脏多累，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她天生有种大家气派——100 岁了还这样”。
温润是杨绛性格的底色，可要误以为她是个“面人儿”，那就大错特错了。“文革”中，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群众想压服她认错，她却拒不“认罪”。 如此不服管教，惹怒了群众，台下一片厉喝：“谁是你的同志？”杨绛不服气，干脆就称“你们”，还跺着脚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革命群众岂是好惹的，于是惩罚她游街示众。递给她一面锣，一根棒，要她走几步就敲一下锣，并喊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想一下，一个知识分子女性，经受这样的折辱，哪里受得了。但作为当事人的杨绛却并不羞愧，她觉得自己没什么丢脸的。游街的时候，她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着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既滑稽又精彩。这一幕被很多人认为展现了她性格中“金刚怒目”的一面，可杨绛秉性温厚，即使在“怒目”时，也保持着难得的幽默感。多年后，她在文章中写道：“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她当然是个有体面的人，外在的体面来自内心的笃定。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底线，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三反”、反右、“文革”……每一次，她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做法，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随遇而安。这件事让人们对杨绛的认识更加深了一层，她在外文所有个徒弟叫董衡巽，他用一句话概括了杨绛的个性：“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绝大多数时候，杨绛采取的方式并不激烈，而是温和而富有智慧的。上台受批斗时，她特意把戴着的高帽子压得低一点，这样就能一边挨批，一边睡觉。她的译作《堂吉诃德》被没收后，她也并不当面和革命小将们起冲突，而是激起他们的同情心，以保护自己的译著。动乱中多少家庭破裂，但他们一家的感情却更融洽了。杨绛和钱锺书总是一同上班，一同下班，走在路上肩并肩，手挽手，被誉为“模范夫妻”。钱瑗也是个好孩子，坚决不肯和父母划清界限，并且想尽一切办法维护着双亲。苦难是可以孕育出芬芳的，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中就用“敲开的胡桃”作比喻，胡桃被强力敲开时的惨烈，和敲开后散发出来的芳香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书中的戴西不曾遇到这样的人生，人们也就无法体会她性格里的坚强和醇美。胡桃的比喻虽然华美，但未免有些惨烈，用水来形容杨绛似乎更为恰当。她常常说自己是一滴清水，但我们说更像一泓清溪，清澈、澄净，善利万物而不争；水看似明净，却能消融一切污垢，看似柔弱，却能磨穿最坚硬的石头。清溪流过山林，流过尘世，它流动的姿态不断在变化，却始终没有改变去往的方向。浊世滔滔，清溪在走完它的旅程后，依旧洁净如初，一如历经磨难后的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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