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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语：“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陶渊明用一生演绎这样一句话，并将其推至光辉之顶。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些。他八岁丧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期间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却得以接受良好的儒家思想文化教育。如他在《饮酒》其十六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在他的思想意识里，逐渐渗入了儒家以建功立业作为自己读书目的及最高人生追求的理论基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行为准则在陶渊明的思想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陶公少年时代的物质生活是穷困的，“短褐穿结，革瓢屡空”（《五柳先生传》），“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尽管家境如此，他仍有“不坠青云之志”，并刻苦学习，达到“每有心得，便欣然忘食”的程度。他积极准备，积极入世的态度，使儒家思想于此可见。后其《杂诗》其五中“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便进一步表露了他想建功立业的心迹。
公元393至405年是陶渊明的仕宦时期。在此期间，他先后为官五次，在谈到出仕动机时，他本人声称是因贫而仕，“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连他的好友颜延之也这样看他，“母老子幼，就养勤匾，远惟田生致亲之义，追悟得毛子棒檄之杯”（《陶微士谏》），认为他的出仕与田代田过为养亲事君、毛义为养母不仕一样，是不得已而为之。固然陶公为官有改变穷困的物质生活的因素，但这更是其早年“大济苍生”思想诉求实践的必然发展。陶公一生的仕途艰辛坎坷。他29岁时曾任江州祭酒，不久辞职。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公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图谋篡晋。陶渊明厌烦于此，便产生了归隐之心，适因母孟氏病逝，便回浔阳居丧了。但他“身在江湖，心存魏胭”，居丧期满，他的用世激情再次迸发而出。《孵云》、《荣木》和《时运》等说理意味颇浓的咏怀诗，直率地抒发了他的政治热情，“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不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种自强不息奋起直追的精神风貌催人奋进，感 人至深。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刘裕的参军，希望有所作为，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的“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便表明了他的决心。但第二年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而后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终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解印绶去职，辞官归隐，从此再未出仕。
在陶渊明那个时代，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价值体系思想一直都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仕途无疑是文人义士的一个最明智的选择，做官就意味着个人物质生活和社会理想的初步统一。陶渊明出身于官僚家庭，祖上的功勋伟业，他是极其看重并深以为荣的，社会传统加上家庭背景必然会让他心中的儒家“出仕”思想占据上风。但他生活在晋宋易代的这个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反动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没落贵族家的他，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令等职，受到无理的压制，不仅济世的抱负无以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与官场中人周旋。黑暗的现实使他的理想难以实现，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这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和“违己交病”，在庄老思想和隐逸之风盛行的影响下，他向往着“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生活。
其实，早年的陶渊明始终保持了积极入世的态度。《读史述九章·屈贾》中他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以此看来，陶渊明希望自己能增进德行研修学业，以求能够及时建功立业。但他也秉承了孟子“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道德信条，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根本行事准则。可以说，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深深植根于陶公，少时志希圣贤，学期用世，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感士不遇赋》）。入世为官时，他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期冀“兼济天下”；在壮志难酬归隐田园之后，他又秉持了儒家“独善其身”的节操。
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陶公处于东晋时期的污浊社会，在“大道不行”、“兼济天下”的人生首要愿望无法实现时，他便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安贫乐道”的归隐生活。正如刘宝楠在《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所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陶渊明知富不可求，乃从其所好，回归自然。
《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并津津乐道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论语·述而》）。陶潜弃官后又必须面对贫困，但在他看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名利禄并不是富有，而是人生的负累，尤其是当他出仕这种被他认为自己谋生的手段与他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根本追求发生冲突时，他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的生活，选择了归隐和自由。这种醇德清风，安贫乐道的精神，在《论语》中得到最好的诠释。而他摆脱外物的奴役，事情任性地生活，也正是大家的一贯主张。个体生命自由发展，是精神生活臻至无所系缚，优游自在的境界，正是道家人生哲学的中心问题和中心追求。
他的归隐既是他自料不能见用于时，大济苍生的理想无法实现后独善其身的儒家举动，又是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返璞归真的道家行为。道家思想是自然的理想化思想，追求生活俭朴、思想天真，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的人生境界。这一切与陶公的自然观不谋而合，他的为人处事与诗歌作品，可谓把道家发挥到极致，其自然本性不是矫揉造作，而是情真意切的。缕缕炊烟，凄凄芳草，浓浓香醇，涓涓细流都成为他情不自禁的理由。更那种“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阴，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置，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恰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陶渊明以他这种不受世俗羁绊的真性情表现在自己的诗文之中，加上清新的风格，感动着我们许多人。而他的诗文，“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无一语不天然，清新如甘泉。这一句一语中都表现了陶渊明的真诚，都表现了陶诗的真朴。正如“真”字在陶诗中多次出现，除了“抱朴含真”，还有“养真衡茅下”（《辛丑岁七月赴假江陵夜行涂口》），“真想初在襟”（《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此中有真意”（《饮酒二十首》其五）等。“真”就是陶渊明所追求的真实自由的生活，他的诗歌就是其真生活真性情的艺术表现。顾炎武曾经指出，儒家的《五经》中没有“真”字，“真”是道家的观念。（顾炎武《日知录》）由此可见，陶渊明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
再次，我们提到，陶渊明亲近自然的豁达心态以及善于发现自然之美并乐在其中的高尚情怀为世人开启了一方心灵的净土。他的诗歌创作思想及崇尚和尊重大自然的态度，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点来讲又成为儒家的体现。而他“不慕荣利”、“不为好爵索”、“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完无”这种顺其自然、乐知天命的道家思想在他身上又有鲜明的再现。在他的《自祭文》、《与俨子等疏》与其中年时拟作的《挽歌诗》无不表露出作者的生死观，“死去复何道，托体同山阿”，“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匪中前誉，孰视后歌”，这些自然放达的人生观，在看似信手拈来不事雕琢的诗歌语言中，闪耀着其道家思想天然本色自由的人生光芒。
但他的《感士不遇赋》中，描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一种是“履言思顺”、“怀正至道”、“大济苍生”的人生，一种是“抱朴守静”、“洁己情操”、“击壤自欢”的人生，这两种儒家和道家分别向往的人生在他的隐居生活中时隐时现。正如在一看到黑暗的社会现实时，其内心又不能平静，这种思想在《桃花源记》中也有所体现，虽然里面表露出了“小国寡民”的道家思想，但人际关系非常和谐，而不再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确是互相往来、平等友爱、和谐完美、亲自参加劳动，敢于和世俗作斗争，返璞归真，这些都不无表现出在陶渊明那里儒道两家思想的交叉。
从孔子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遗训中，陶渊明获得了完善道德的精神支柱。在政治失意后，为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与平静，他又从平淡的自然和宁静的田园生活中寻找到超然心远的诗意境界，“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物质生活与道德情操的比争中，他最终达到了“道胜无戚颜”的人生境地，归隐田园，作诗饮酒，安然自得。胸怀天下，关心社稷，崇尚自然的儒家思想，使他做到了淡泊明志，鞠躬尽瘁；小国寡民，清静无为，顺天由命的道家思想，使他做到了宁静致远、抱朴守真。在他看来，自己少壮时为求“猛志”的实现，五次为官，是尽了人事，人事不成，就顺应与自己的学识修养、人格相适应的心性和生活。在这种“自然”之道支配下，他保持了人格的高洁，“养浩然之气”，达到了“独善其身”的儒家规范。
文章结构大而合理，文采斐然，观点论述清楚，对陶公思想之体会多有亲切之处，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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