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教归真》：《墨子.七患》第五|顾如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墨子老师说：“邦国有七种祸患。 七患者何？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 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内外城池壕沟不敷守御，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 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寇边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 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於无用，财宝虚於侍客，三患也。先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导致）民力被无用的事情耗尽，财宝被侍奉宾客用空，这是第三种祸患。 仕者待禄，游者忧反，君脩法1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做官的人指望俸禄，游说的人担心报复，国君不守法讨伐臣下，臣下畏惧而不敢拂逆君命，这是第四种祸患。 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国君自以为聪明，而不过问事情；自以为安稳强盛，而不作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而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 所言不忠，所忠不信2，六患也。 （对国君）所说的话不忠诚，而所忠诚的人（对国君）不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 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家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不足以从事；（导致）赏赐不能使人感到欢喜，责罚不能使人感到震慑，这是第七种祸患。 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治国若存在这七患，必定亡国；守城若存在这七患，敌人来冦，则邦国必定倾毁。 七患之所当3，国必有殃”。七患祸及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然遭殃”。

注释：

1 脩法：此处不能简单通假为修订。

2 所言不忠，所忠不信：此句“言”不能校改为“信”。

3 当：《说文》“田相值也”。此处用的是“值”，用作“对应”。

释义：

墨家议论文多在开篇提出观点，进行辩论。《七患》篇也以墨子所言七患开篇，然后加以论述。本段语言较浅易读，只有三个训诂需要辨清。

「游者忧反」。《脩身》篇等反复提及「反之身者也」。反，即返回、反作用。此处“游”字指代游说者。游说者担心遭到王公大人们报复，不敢游说而已。联系前后文，「仕者待禄，游者忧反，君脩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是恐惧程度递增的次序。怎么能“校改”为“游学者结党”呢？

「君脩法讨臣」。其中“脩”不可以通“修”。墨家以“去辟”修身，以除害治国，喜欢使用这个“脩”字。脩，《说文》“脩，脯也”。是一种去其多余（害），留其精华的操作。此处「脩法」，也就是不顾及全部法律、法则等。也就是违法。而“修”字，为儒家所喜。《说文》“修，饰也”。装饰、整理。脩，是“去（损）”；修，是“饰（益）”。《经上》曰：“士损己益所为也”。《墨子》书很多“脩”字不可以简单通假，否则就丢失了墨学的语境。而且从墨家称君王「脩法」——违法看，墨家在《法仪》篇所主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得一证。

「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其中“言”也不可以改为“信”。如果校改为：“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则导致“所言”与“所忠”句式不对称。例如译文：所信任的不忠，忠诚的又不被信任。如果认同前句，后句的“所”字就被丢掉了。如果认同后句，那么前句的“被”又去哪里了呢？所以儒者所作校改根本就读不通。为什么墨家能说：国君忠诚于某些人？《节用中》「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其中就有「爱民谨忠」表述。

另，也许有人问：《亲士》曰「事无辞也」，即对任事者不要多加言辞；《七患》曰「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其中包含君王要“问事”表述，是不是相互矛盾呢？非也，墨家主张不去干扰任事者，同时又主张要对任事者加以监督。《经上》「举：告以文名，举彼实也。故使人督之」。《尚同》「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不但国君要加强对臣下的监督，上位者也要对下位者透明。就墨家意识而言，君王主要不是决策者，而是监督者、执法者。治墨必须以《墨子》书原文为准，不可擅改；必须以墨学本身意识进行思考，不可随便代以后世儒家独尊浸淫形成的惯性意识。本段儒者所作三个“校订”，都属于此类。《七患》篇虽然浅白，如果不注意保持原文，也很容易掉进思维惯性呢。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1也，君之所以为养也。五谷是百姓所奉献的，也是国君用以供养自己的东西。 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所以如果百姓没有奉献，国君也就没有供养；百姓没有吃的，就不可从事了。 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所以粮食不能不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以不节约。 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於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以支配。若不全部丰收，国君就不能全部支配。 一谷不收谓之馑；一谷无收叫做馑； 二谷不收谓之旱；二谷无收叫做旱； 三谷不收谓之凶；三谷不收叫做凶； 四谷不收谓之馈；四谷不收叫做匮； 五谷不收谓之饥。五谷不收叫做饥。 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2；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 旱，则损五分之二；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 凶，则损五分之三；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 馈，则损五分之四；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 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饥年，免去全部俸禄，能吃饱而已。 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3；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递减鼎食，五分直至于五； 大夫彻4县；大夫撤去钟馨； 士不入学；读书人不在室内学习； 君朝之衣不革制5；主君的朝服不新制； 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6而不盛；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饮食要尽礼数但不可丰盛； 彻骖騑7，塗不芸8，马不食粟；只用两马拉车，道路不除杂草，马不吃粮食； 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婢妾不穿丝帛，这是告诉人们已十分困乏了。

注释：

1 仰：《说文》“仰，举也”。此处用作“奉献”。

2 五分之一：趋向于20%。《广雅》“之，适也”。先秦时的五分之一并非一个确定的数字，而是指20%以下这个区间。

3 五分之五：参见注释2。指100%以下区间，按情况逐次向100%靠拢。

4 彻：撤去。这是“彻”字本意。《诗经·楚茨》“废彻不迟”。《礼记·士冠礼》“彻筮席”。

5 革制：新制。革，革新。

6 雍食：吃完一个完整的吃饭流程。雍，一个吃饭流程的最后程序是撤除餐具。此时要演奏《雍》乐，称作“雍彻”。如《论语》“三家者以雍彻”。此处待客不能太薄，所以还是要吃够一个流程。

7 骖騑：夹辕内两匹马，叫服。左右外侧两匹，叫骖。再外两匹，叫騑。

8 芸：同“耘”，去除杂草。《论语·微子》“植其仗而芸”。

释义：

本段认为，百姓的奉献是王公大人们的享受来源。如果百姓遭灾，王公大人们就应该削减自己的享受与百姓同苦。其中两处训诂同样需要注意：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仰”不可译为后世的字义“仰赖”。「君之所以为养也」，也不可以儒家思维理解为“自养和养民”，只能是“自养”。接下来的后文称「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仰」是「君无养」的前提。前述理解都导致此句因果倒置。

「五分之五」。孙诒让“校改”为“五分之三”不当。这是由于不理解先秦“之”字含义。《说文》“之，出也”。之字本意是生出，又用作某范畴之中的一部分（即生出之出，可以简单理解为“的”，也有例外），又用作趋向于、向…靠近（即生出之生）。即《广雅》：“之，适也”。所以先秦时的五分之一并非一个确定的数字，而是指20%以下这个区间，视情况逐次向20%靠拢。后文「五分之五」，则指100%以下区间，按情况逐次向100%靠拢。所以原文「五分之五」，无需“校改”、“校订”。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1其子於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 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於队，其可无察邪？现在遇到凶年，路上百姓饿得走不动，人们由于饥饿养不活儿子，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百姓们）能不察觉这种情况吗？ 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所以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驯良； 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 夫民何常此之有？民众相善相恶哪里是不变的呢？ 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 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所以说：“财用不足就要提醒百姓注意农时，粮食不足就要向百姓返还使用”。 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因此古人依照农时可以生产财富，在巩固（百姓这个）大本的基础上用财，财用就会充足。 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所以即使上世的圣王，岂能使五谷总是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 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那时却没有受冻挨饿的百姓，这是为什么呢？ 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这是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俭朴自养。 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所以《夏书》说：“禹时有七年大水”。 《殷书》曰：“汤五年旱”。《殷书》说：“汤时有五年大旱”。 此其离2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为什么呢？ 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因为他们生产的财富多，而使用很节俭啊。

注释：

1 队：即“坠”。

2 离：同“罹”。

释义：

本段首先提出饥饿会导致人性失控、社会失序。然后追问为什么会出现情况。答案是：「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这个答案与通常的抱怨天灾不同。所以接着又补充了论证。提出圣王时代，无论怎么遭灾都不会导致前述的，普遍饥谨、人性失控、社会失序状况。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圣王能够平时节用，安排好农时，遇到饥荒就能够向百姓返还粮食。如此，在墨家看来，根本就不存在饥荒的可能，认为饥荒总是官方未能完成自身责任形成的。本段也有两个训诂需要注意：

「其可无察邪？」。“其”指代谁？不是君王，而是百姓。紧接后文「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这是说，百姓察觉了普遍饥饿、子女难养的情况，那就会因为要救助亲人（即前文的子坠井），而难以克制自己的人性去向善，从而「吝且恶」。将“其”理解为君王。离开了原文逻辑，切断了前后文的逻辑关系。

「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在《墨子》书中的“反”，总是返还。不能理解为其他。本句最明显例证就是紧接着的下一段，提出「故食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合本段最后「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也就是不要把百姓奉献的粮食消耗掉，而要储备起来，以待凶饥。「财不足则反之时」，即财用不足则提醒百姓注意农时，如此而已。

故食无备1粟，不可以待凶饥。所以没有储备粮，就不能预备凶年饥荒。 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兵库中储备武器，即使有义，也不能去征伐无义。 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内外城池若不准备完全，就不可以用来防守。 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心中没有预算，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 是若庆忌无去之心2，不能轻出。这就好像庆忌没有离开吴国之心，就不能够轻出。 夫桀无待汤之备3，故放；夏桀没有预备商汤，因此被汤放逐； 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商纣没有预备周武，因此被杀。 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夏桀和商纣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灭亡在方圆百里的小国君之手，这是为什么呢？ 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预备。 故备者，国之重也。所以预备是邦国最重要的事情。 食者，国之宝也；粮食是邦国的宝物； 兵者，国之爪也；兵事是国家爪牙； 城者，所以自守也。城郭是用来自守。 此三者，国之具3也。这三者是邦国预备的内容。

注释：

1 备：预先准备，和警惕、谨慎。本段全部“备”字都是此意。

2 庆忌无去之心：庆忌是吴王僚的儿子，素有勇力。却被阖闾篡了吴王僚的位。去，离开。

3 备：同注释1。包括粮食储备等，不可偏解为军事方面的防御、防备。

4 具：此处指具体而完备的准备。《说文》“具，供置也”。《广韵》“具，备也，办也”。下段「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也说明此具是“具备”之具。

释义：

本段强调有备，并具体指出“国之三具”：食、兵、城。就《七患》全文而言，本段则起到一个转折作用。上一段提及「生财密，用财节」。那么是不是不应该向百姓征收劳役、粮食呢？本段指出那样做也不行，因为还有其他准备要做，意味着需要消耗必要的财富。

可以比较一下孔子所说的“信、食、兵”和墨家说的“食、兵、城”。孔子有个“信”，墨家没有提及。那么是否孔子更关心立信呢？并不是这样。在墨家看来，君王不过是百姓的工具，或者说“器”“子”。他的工作就是备灾、守卫、执法。他做到了就是守信，做不到就是不守信。反而孔子“去兵、去食”之后，不知道君王还有什么“信”可言呢。墨子说：「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双方有个根本的认识不同。儒家认为君王是领导者，而墨家认为君王是器具、主持人。

训诂方面，本段要注意一个句读和「具」字的理解。具，不能马虎其事，用后世之“工具”去理解。需要回归先秦字义：完备。本段先提出「备者，国之重也」，然后具体提完备的国备内容——国之三具。如此而已。

「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这三句话，并不是同一个句子的三个分句。仅从连接词看就不是同一个句子。李渔叔在「不能轻出」之后分段，强调这一点。是正确的。也因此，「庆忌无去之心」，与后两句并不在句式上对称。去字之后无须“校订”增加“要离”或者“吴”。注意，庆忌被刺死在归国的路上，并不是“轻出”，顶多是“轻归”。他没有守住王宫，没有组织反击，让阖闾篡位成功，才是轻出。「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与后文不同。强调的不是“备”，而是“轻”。这三句，承上启下，先指出不可轻率，再指出不可无备。而且「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不可以轻率理解为“不防御”。后文已经指出，国备的三个内容是“食、兵、城”。此处桀纣之不备就包括了这三者。从下一段看，“食”还是三具之中最为重要的。首先桀纣两人就搞得百姓民不聊生，然后才有汤武的革命。我们需要按照原文逻辑去理解，不可切开原文为散句再望文生义。

故曰：“以其极1役，脩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所以说：按照百姓能够负担的分派劳役，修治城郭，那么民众就虽劳苦而不至受到伤害； 以其常正2，收其租税，民则费而不病”。按照正确的（人们一向以来都同意的）比例征收租税，那么民众虽破费而不至困苦”。 民所苦者，非此也。让民众疾苦的并不是这些， 苦於厚作敛於百姓。而是苦于对老百姓横征暴敛。 赏以赐无功；奖赏赐给无功之人； 虚其府库3，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耗尽府库，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 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各种劳役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 死又厚为棺槨4，多为衣裘。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陪葬很多衣裘。 生时治台榭，死又脩坟墓。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修造坟墓。 故民苦於外，府库单於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因此百姓在外受苦，府库在内被耗尽，上位者们不满足其享受，下位的百姓不堪忍受其苦难。 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所以国家一遇入侵的敌人就受损伤，百姓一遭到凶饥就死亡，这都是平时预备不能完备的罪过。 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再说粮食这个事情，也是圣人所宝贵的。 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所以《周书》说：“国家没有预备三年粮食，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了； 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家族没有预备三年粮食，子女就不是他的子女了”。 此之谓国备。 这就叫做“国备（国家的基本贮备）”。

注释：

1 极：《说文》：“极，驴上负也”。此处指能够负担的。另，此处“极”字之后的「役，脩其城郭……苦於厚作敛於百姓」，原文错排在《辞过》篇。毕沅等将之移入此处，同时通畅了两篇行文，可取。

2 常正：常，恒常，一向以来都如此。正，正确。就墨家而言，准确理解是：《经上》「正五诺，皆人于知有说」。人人都那么说。

3 府库：先秦时，“库”存兵车、兵器等。“府”存物资。当时说的“治官府”，实际是治官吏和治府库。

4 槨：读 guǒ ，即“椁”，外棺。

释义：

本段首先提出适当的劳役和租税并不会伤民。表现了墨家思维的逻辑严密性。相比之下，儒家孟子一方面要求几乎不收税，一方面又要求官方养民，就缺乏可行性，显然过于理想主义。而且官方并没有从事生产，不知道其养民之财来自哪里。墨家认为志功不能相从，而仍然去说，「荡口」也。官方要完成自己的责任，势必需要征发劳役和收税。

本段提及关键在于两点：一、「以其极役」、「以其常正」。也就是要能够承受，要以人们的共同认同为定。正，通常理解为“正确”。但什么是正确？墨家有讨论，所以就要以墨家自己的讨论解读这个“正”字。《经上》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正”。「正五诺，皆人于知有说。过五诺，若圆。无直无说。用五诺，若自然矣」。正，是人们都从自己的认知出发那么说。这与墨家对义的定义相通。《小取》「世相与共是之」。世人都互相这样看、这样做。与正相对的“过”，则是单方面的想定、愿望，即「若圆」。这种单方面的想定，没有经过真诚的交流，没有让人们表达。当然是错误的。正确地「用五诺」，则能使得人们感受不到被干涉、干扰、伤害，就好像本来就应该是那样一样，即「用五诺，若自然矣」。

二、官方不能完成“具备”之责任，原因在于王公大人们挥霍无度，不知节用。如此也就造成了「厚作敛于百姓」，百姓当然困苦。请联系前面段落，墨家认为饥荒总是由于官方失责造成。我们可以推知，墨家认为饥荒总是由于王公大人挥霍无度造成。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墨家那么讲求“节用”“节葬”“非乐”等等原则了。不能厚作敛于百姓，又要完成具备之责任，当然只能节用。儒家荀子认为墨子“私忧过度”，认为官方管理好农业生产就能有源源不断的财富。恐怕也是太理想化了。

《七患》篇释义：

《七患》篇以墨子的「国有七患」开篇。然后在第二段，先以利害去说服王公大人：「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要求王公大人节用，要与民同苦。第三段则先讲述了「民吝且恶」的原因。即百姓看到家人困苦，就难以再保持自我克制，从而就会表现出恶行。然后指出，导致百姓困苦的，恰恰是王公大人们没有能尽到责任。否则水旱等等灾害都是可以平安渡过的。而且王公大人们尽责任（“具备”）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安排好农时，二是用财节。第四段明确强调不可以不“具备”，提出了所谓“具备”的具体内容：食、兵、城。第五段，《七患》篇做了一个总结。认为百姓可以承担适当的、众人同意的劳役、税负，然而厚作敛于百姓则造成百姓的困苦。而之所以需要厚作敛于百姓，是由于王公大人们挥霍无度。最后以「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结束全篇。对王公大人们提出警告。

现在回头看墨子所说“七患”，之间并非平行关系，而是因果递进关系。「城郭沟池不可守……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三患也」。这三点是表面现象。省略号部分又有共同的一点，即不知节用，或者说挥霍无度、无方。总共是四点表面现象。「仕者待禄，游者忧反，君脩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这三点是表象下的深一层原因，也就是：臣下、士人不能说话，君王自把自为不为备，百姓不愿信任。「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这是更深一层原因。一是生产不足，确实不敷使用。二是无贤辅。三是人们不接受法令。

当我们分析出这三个层次后，又会发现一个问题：墨家认为贤能的臣辅，能够说服、控制住君王。否则第二层的臣下们不敢说话，就应该和第三层的「大臣不足事之」对调次序。请联系墨家的志功相从主张。既然去游说，就应该有能力说服。在墨家看来空自嗟叹并非合格臣下。

另外，之所以说「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是“人们不愿接受法令”，是因为墨家专门讨论过，为什么人们不接受法令。《经下》「今是文于是，而不于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则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于是，而文与是。故“文”与“是不文”同说也」。他按照自己的看法去制定法令，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法则，那么他遵守的实际上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法则。他按照那种并非人们心目中的法则去发布法令，与没有发布法令是一样的。就《七患》篇谈的劳役、税负问题而言，具体则是「（没能够）以其极役」、「（没能够）以其常正」。那么人们当然不再信任和执行他的法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