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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千数百年，纵横百数十家（下）
在真、行、草书方面，高二适用功更勤，钻研更力。从其存世书法作品与碑帖上的题记、题跋来考察，如其1927年24岁时在《山谷全集》第二册扉页上的小楷题记，可证其青年时代曾以欧阳询、欧阳通真书筑基。这一体貌，至其1939年36岁时在《山谷全集》第一册扉页上的题记大体未变，只是较前老成、熟练、较多行书笔意，并夹有个别草字。其他如1938年书《诚斋集》题跋、1939年书《广陵先生文集》题跋等大体均为这一格局。高氏约在1937年后曾攻习虞世南书法，并重点临习隋《龙藏寺碑》达8年之久。1941年在《龙藏寺碑》上所书跋语，已表现出书风在原欧体风格上兼取《龙藏寺碑》的新变化，但显得比较生强。
《诚斋集》题跋（1938年） 其1952年题《龙藏寺碑》，认为：“写此纯用腕力，若非悬腕，即不能成字。” 这是其临书心得，颇为看透关窍。此碑书法瘦劲挺拔，字态工稳而又灵巧，恰到好处。如不能悬腕临书，则难以表现出刚柔相济、稳健而又轻松灵活的风韵。高夙喜《龙藏寺碑》，评价极高，并锐意追求，50年代前期又攻习4年，收效不著。至1958年题褚遂良《房梁公碑》，谈到此中甘苦，并悟到学书求进的一个重要规律。其跋中曰：“近忽喜薛少保之《信行禅师》，以为切近河南。又以吾久习《龙藏》，不由褚人，故无成也。凡书法门径堂奥，均有一定之轨辙。是故薛之《信行禅师》为褚之阶，而褚之《房梁公》亦由《龙藏寺》蜕变演进而成。书之一道，常由悟澈而入，临摹则亦可徐徐臻到一种神妙之境。” 高二适研习《龙藏寺碑》长期陷入困境，此由其书风之源流正变悟出了内在规律，终于豁然了。高氏追求此碑书法做出的艰苦努力及打下的功底，对其以后深研钟王真书与王羲之、王献之、唐太宗、唐高宗、杨凝式以及明初宋克的行、草书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龙藏寺碑》题跋（1941年） 高二适于行书，40年代攻习李邕《叶有道碑》和《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以此打下基础。50年代前期致力于李世民《晋祠铭》甚勤，后又攻《温泉铭》和李治《李绩碑》。同时，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其行书既取法唐人与二王，亦兼受章士钊的影响。这在1947年书《赠潘伯鹰诗二首》、1949年书《广陵先生文集》题跋二，尤其是1952年书《石门颂》题跋、1953年书《龙藏寺碑》题跋二、《温泉铭》题跋上分明可见。章氏书形拙气缓、布局散落，高氏所书字形、笔法甚似，而笔力较强，行（音形）气较急，与章氏又有所不同。其实，章氏书风与高二适气质个性并非同类。可能高二适后来认识到了这一本质上的差异，便自觉脱离，径走了一条刚健奔放、豪迈洒脱的适吾所适之路。 《温泉铭》题跋（1953年） 大约自1954年以后，高二适在隶、真、行、草诸体上进入了全面攻研、穿插并进的阶段，尤其侧重于草书和行草书，倾注了最高的热情和大量的心血。在真书方面，高氏进一步钻研钟、王各种小楷法帖和宋克《七姬权厝志》。其喜爱宋克此作，亦是因其备具钟王风韵、笔含隶意之故。于行书，高氏对唐太宗、唐高宗诸帖下功夫尤多，并从各种丛帖中临习二王书。又研习李北海《麓山寺碑》。高氏晚年常作“四体书”，如所书《麟角草题》《诗稿三页》，以真、行、章草、今草相杂，字字独立，所书字，有时为今草或章草，草势很强，有时又为工整的真书，笔笔精到，反差强烈，高氏以行书穿插调和，使之巧拙、收放、生熟、工率之变相辅相成，意趣丰厚又不致有生硬拼凑之嫌，颇为奇妙。就其形式传承而言，是从宋克取法变化而来。其题宋克书《唐张怀璀论用笔十法》曰：“‘四体书’，宋仲温始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以俟知之者。” 其所谓“四体书”，是以真、行、章草、今草四体相杂而调和为一的体势、风格，此为宋克喜作，亦为其行草书的形式风格特点。高氏所书，为此体“大昌其妙”，较宋书笔力强，字形意态和用笔的变化更为丰富而耐人品味。 《房梁公碑》题跋（1958年） 高氏生前的最后数年间，对五代杨凝式独特的行草书风格兴趣甚高，临习、研究，喜其狂放，有意效法。其题《杨凝式帖》云：“华亭目杨风子为狂草，此最得之。盖杨草乃行草为第一手，近似于狂也。”“‘化方为圆，削繁为简’。又‘隐劲于圆，藏巧于拙’。杨风子草书，十六字尽矣。” 此从实践体会中来，甚有见地。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夏热帖》严格地说，应归属于行草书，因其中有部分字为行书写法。但由于其书动感极为强烈，字之意态非常夸张，情绪激越，大胆狂肆可谓罕见，具有狂草气象，故明人董其昌目之为“狂草”。此与高氏个性气质正相合拍，故为高氏所仰慕。高氏暮年一些狂放至极的草书或行草书作品即有效法其风之意。如1975年书《七绝一首》《自作短歌卷》等堪称此类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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