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雕塑之三三 代 二、玉雕 商代文明不仅以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的玉雕发现不多，琢制也很粗糙。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其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装饰品、工具，生活用具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很多。此时出现仿青铜彝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妇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头雕刻共有15件，玉人或站、或坐、或跪，姿态多样，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禽、兽、虫、鱼的圆雕与浮雕则十分生动，富有意趣。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象毕肖。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更令人叹服的是已开始有大量的圆雕作品。此时的玉匠还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有意识的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又增加了花纹图案的立体感。 西周的玉雕在继承商代双线勾勒艺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活泼多样，显得有些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代的玉雕也随着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形式多样、争放异彩。完全可以与同期的地中海文明。希腊、罗马石雕艺术媲美。此时的东周王室和各国诸侯，纷纷佩戴玉璜、玉璧、玉环等各种玉器，用以修身或作为君子的象征，“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玉佩饰，尤其是腰下的玉佩饰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的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大量龙、凤、虎形佩玉，造型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上出现隐期的谷纹，附以镂空的技法，地底上饰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满又和谐。其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风尚。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也在这个时段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这时，儒生们把你·礼仪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用和田玉的各种物理特征来比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天、地等内涵，如“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七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人七千多年来爱玉的精神支柱。 1、跽坐玉人：商代后期作品。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中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玉凤：商代后期作品。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中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鸟纹玉刀：西周玉器。1980年在山东济阳市征集，现藏山东德州文化局。 4、兽面形玉饰：西周玉器。1985年出土于陕西沣西丰镐遗址西周墓中。现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5、人首蛇身玉饰：春秋早期玉器。1983年出土于河南信阳光山县一座夫妻合葬墓。现藏河南博物院。 7、鹦鹉首拱形玉饰：春秋吴国玉器。1986年4月出土于吴县通安严山春秋吴国玉器窖藏。现藏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8、勾连云纹玉灯：战国玉器，清宫旧藏，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 跽坐玉人：
商代后期作品。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发掘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中出土。“妇好”是商王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她并不姓“好”，她的父姓是一个亚形中画兕形的标志，当她嫁给武丁成为王妻之后，此人能征善战，参与国家大事并主持祭祀，为商朝开疆辟土立下汗马功劳。武丁给了她相当丰厚的封土和士民，地位显赫一时。在她的封地上，她得到了“好”的氏名，尊称为“妇好”，或者“后妇好”。约死于公元前13世纪末至12世纪初。死后庙号封为“辛”。 她的墓中共出土了755件玉器，用黄褐色和田玉雕成这件跽坐玉人，是所有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跽坐玉人通高7厘米，为圆雕精品。玉人双手抚膝跪坐，头梳长辫、盘于顶，头上戴箍形束发器，接连前额上方卷筒状装饰，像一个平顶冠。人的面庞狭长，细眉大眼，宽鼻小口，方形小耳，表情肃穆。身穿交领长袍，下缘长至足踝，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腹前悬长条“蔽膝”，两肩饰臣字目的动物纹，右腿饰S形蛇纹。气度雍容，显然是一个上层奴隶主贵族，抑或就是妇好本人。 圆雕跪坐玉人是殷商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它以丰富的想像和细腻的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状貌，玉人身体、衣饰、发型的雕琢一丝不苟，近乎写实，是了解当时衣饰的最珍贵的资料，当为玉器中的绝品 现藏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 兽面形玉饰：
兽面形玉饰又叫“玉鬼神面像”。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在丰镐遗址配合建设工程清理墓葬时所发现，出自一座西周墓葬中。 这件兽面形玉饰器高5.2厘米、最宽处4.1厘米、厚0.6厘米。质地为青玉。扁平状，这是商周时代常见的一种玉，乳白色泛绿，玉质温润，正面雕出浅浮雕的兽面纹饰，另一面光滑无纹。兽面上部中央平顶似冠状，面部用阴线简洁又生动地雕出眼、鼻、口、齿。眼为棱形，外眼角上挑，内眼角下收。大圆睛，细鼻梁，蒜头鼻。长方形嘴内露出上下两排八枚方齿，嘴角各有一对獠牙，内侧的朝上，外侧的向下。兽面两侧有向外卷曲的装饰， 上卷如同，兽角，下卷如同鬃毛。双耳下有耳环状饰物，环孔不穿透。双颊、上唇、下颏等处更有细线花纹。兽面以下有脖颈，颈下端两侧有一对穿孔，可佩带或插嵌。整个兽面双目圆睁，獠牙尽露，鬃毛外卷，给人狰狞恐怖的感觉。 这件玉器是人与鬼神相结合的图像，写实与夸张的统一体。这一形象与同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构成鲜明的对照，两者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在创作风格和动机上则有异曲同工之处。表现了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先秦时代，原始宗教对人们思想好行为的支配，也表现了人们对鬼神的恐惧和祈求保佑的心态。 兽面形玉饰现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3、 人首蛇身玉饰：
春秋早期玉器，1983年出土于河南信阳光山县宝相寺一座夫妻合葬墓。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礼崩乐坏”。割据的各国诸侯为了抬高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开始僭越礼制，使用高于他们身份的成组配套器物，如成套的青铜礼器，成组的乐器等。玉器也成组地配戴使用，有成串挂在脖颈上的串饰；有悬挂佩戴在身上的一组佩玉；还有缀于衣物或覆在死者面部和身上的服玉等。这两块人首蛇身玉饰，就是佩戴在身上的组佩玉，出土于春秋早期一个小诸侯国黄国的国君孟及其夫人孟姬的墓葬中。两座墓共出土玉器185件，分别在两人的头部、胸部、腰部和脚部。人首蛇身玉饰在黄国国君的腰部两侧。 这两件玉器小巧玲珑，外径仅3.8厘米， 厚度2毫米。环形，两件成对。两面雕琢人首蛇身纹饰 ， 纹饰作侧面的人首蛇身状。一件为两面阴线刻，另件一面呈阳线刻。人首五官清晰，束发鳞身。在头边轮廓内勾勒一道复线，以突出五官。头顶短发竖起又倒向前后。脑后有长发后卷。大眼圆睁，蒜头鼻，嘴向前翘起。蛇身蜷曲为环状，尾部与人头顶相接。蛇身遍布龙蛇状纹饰（考古学上叫“蟠虺纹”）使玉饰更显得华贵精致。两人首体态略有区别。应一为男性，一为女性。 与中国传统的“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之阴阳说相合。 现藏河南博物院。 4、鹦鹉首拱形玉饰
1986年4月，在距苏州城西20公里，海拔22.5米的严山东麓出土了一批吴国王室玉器窖藏。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较完整的一批吴国玉器，其精美程度，体现了吴国玉器的最高水准。这批玉器是在一个长2.0米、宽1.5米的略呈长方形的土坑中发现的。坑底距山坡表土深0.5米。由于当地爆破采石，玉器出土处已破坏;其存放位置和组合情况已不明。除玉器外，没有其他遗物出土。出土遗物共402件，其中软玉器204件，余为各色玛瑙、绿松石、水晶器和玻石、水晶器和玻璃器。鹦鹉首拱形玉饰和双系拱形起脊玉饰是两件国宝级文物 鹦鹉首拱形玉饰弧长8.4厘米，宽3厘米，厚0.5厘米。玉色淡绿，内蕴墨绿色斑点，呈拱形瓦筒状，两端作对称的鹦鹉首形，高肉冠，圆目钩喙，头部边沿琢出细密的阳线羽状纹，颈与器体相连，器体表面分饰四组繁密的蟠虺纹。两端为对称的侧面鹦鹉头像，突出钩喙、肉冠及眼部，利用整器圆弧形的表面进行满幅排列，构成了上下左右四方连续的纹样。器体两端为鹦鹉的侧面轮廓，弯喙，肉冠和镂孔的眼相结合，头部边沿采用单线阴刻手法形成羽状纹，而颈部则用阴线向体部延伸贯通，四组蟠虺纹采用减地浅浮雕于法。用鹦鹉的形象作为玉器的装饰内容，在殷墟的妇好墓中已出现，但纹饰大多以双线阴刻为主体。像这种以减地浅浮雕与单线阴刻相结合的手法，组成瑰丽精整又富有层次感的图案尚首次发现，不仅填补了吴国玉器作品的空白，也为研究东周时代的礼制、社会风尚等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鹦鹉首拱形玉饰现藏苏州博物馆。 5、勾连云纹玉灯：
战国玉器，清宫旧藏，出土时间地点不详， 玉灯圆盘，浅腹，中心凸起五瓣团花柱。高12.8厘米，盘径10.2厘米，足径5.9厘米，以新疆和田青玉制成，玉料局部有赭褐色浸痕。全灯由灯盘、灯柱和灯座三部分组成，是用三块玉分别雕琢后粘合为一体的。嵌粘密实，纹饰精美，富有层次感，显示出精湛的雕刻技术。 玉灯造型设计独具匠心，灯柱上部处理成三棱形，下部为圆柱形并收腰，于简单流畅的造型中又显露出丰富的变化。灯盘为正圆形，盘面平滑，盘壁线直挺，壁外侧遍饰一周勾连云纹，盘心凸雕一五瓣团花为灯芯座，既是装饰又是置捻小台，富有实用价值。灯盘中心凸盘外壁和灯柱上部饰勾云纹，内壁及灯柱下部饰勾连云纹，底座饰柿蒂纹。灯柱亦是把手，呈束腰状，上粗下细，中部内束三条线纹，柄上端雕三瓣玉兰花，仰承灯盘，中束腰。上半部雕三叶纹，下半部饰勾连云纹。底座为覆圆盘形，座中部凸起，座面雕琢五瓣柿蒂纹和勾连云纹，足底凹进，亦通饰勾连云纹。 整个玉灯可看作是一朵盛开的花，灯盘为花瓣，五瓣花托是花蕊，灯柱上半部叶纹寓意花叶，柄和座为花的茎蒂。此灯完整如新，没有使用的痕迹，说明它是一件陈设艺术品。其设计构思、选料及琢玉工艺均为上乘，器型周正，线条洗练，纹饰严谨，兼具实用性及审美性，为我们了解战国灯具提供了很好的实物例证。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形势，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玉雕作品的风格也为之一新，新颖的造型和先进的工艺成为创作的主流，开创了玉雕史上新的艺术流派。此灯为孤品。 这件玉灯是我国早期灯具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可以看出，此灯的造型无疑与商周时期陶豆这种盛食物的器皿有着密切联系，共同特征均为：上部为敞口浅盘，中部为高柄，下部有喇叭状圈足。而且就是其他造型的战国时期灯具，其灯盘也与豆盘的形制相同，只不过多了中间的小灯台而已。到了汉代，豆型灯具就更多见了，有些灯具的铭文上便直接刻有“烛豆”的字样。由此大致可以推测，战国及秦汉的灯具是由盛食物的陶豆逐渐演化而来的。因此，也可以说，这种豆型灯具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定型化了的灯具，其材料大体为先有陶灯，后有铜灯及玉灯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三、金银器 我国使用黄金的时间比白银要早。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就开始使用黄金。河南、河北、北京、陕西等地商代遗址的墓葬中，均有过为数不多ID小件金饰品出土。在安阳殷墟，就发现过眼部贴金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饰件。金箔的厚度只有百分之一毫米。证明当时人们已掌握和利用黄金最富延展性这一特点。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中。出土金臂钏两件，金耳环一件；山西石楼商代遗址也出土过金耳环。 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金银制品和金银装饰品的品种、数量都明显增多。湖北曾侯乙出土的金盏，是现知我国最早黄金器皿之一。重达2156克。整个造型和纹饰及纹饰布局都吸取了青铜鼎的一些特点，又自有创意，环形耳及S形凤足显得轻盈且秀气。有人认为，中国金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西方传入的。但此器无论是从形制还是花纹上，均属典型的楚器风格。带钩，是春秋晚期出现的一种用于扣绊革带的构件，以青铜制品最为普遍。金银制品非常罕见。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出土的银带钩，造型异常优美，整体铸成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形象。通体包金并镶嵌有玉块和琉璃珠，是我国最早的银制工艺品之一。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的两件纯金带钩，更是带钩中的上品。其中一件交龙金带钩，除了采用浮雕装饰和镶嵌工艺外，还采用了錾金工艺。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金器218件，银器5件。其中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是迄今发现唯一一件匈奴之冠，工艺精湛，堪称匈奴金器代表之作。 1、包金镶银嵌琉璃银带钩
战国时期大型带钩，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带钩，我国古代贵族、官僚以及文人武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那时人们穿着宽袍大袖，都要系腰带。带钩就是腰带上的挂钩，钩挂一些装饰物或必须随身携带的必需品。带钩一般都用青铜制造，也有用黄金、白银和玉制成。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服饰中，已经使用带钩。战国至秦汉时期广为流行。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盛行配有带扣的革带或蹀躞带，带钩才逐渐消失。 大型带钩由白银制成，通体鎏金。长18.4厘米、宽4.9厘米。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前后两端，作相背的对称排列，形似牛首，而双耳作扁环状。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亦作对称安排。体修长呈S形，盘曲逶迤。尾部作歧出的分尾形，并以爪、尾反复虬结点缀鸟体，使装饰效果更加突出。另外，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3枚，玉玦表面线刻谷纹。三块玉玦都排列在同一中轴线上，自前而后大小依次递增，形成一种节奏十分明显的韵律美。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俗称蜻蜓眼）。钩身前端又镶入白玉琢成的鸿雁首形弯钩作钩首，其上用阳线雕出鸿雁的口、眼等细部，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 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除了采用鎏金、镶嵌工艺外，局部以凿饰小点，并以黑漆勾线、点睛，突出了轮廓，丰富了色彩的层次。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此带钩纹饰繁复，玲珑剔透，包金镶玉，极为奢华，是战围带钩中的精品，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包金镶银嵌琉璃银带钩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交龙双凤纹金带钩
这是一件形体较小的战国晚期带钩，1965年2月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中出土了两件纯金带钩，其中一件就是这枚国宝级的交龙双凤纹金带钩。 交龙双凤纹金带钩为黄金铸造，造型为战国时所流行的琵琶式样，形体丰满，风格凝重。长7厘米，重56克，含金量约80%。在图案结构上，以中轴线分割成型，左右均齐对称，并且采用分层迭加的装饰手法，在钩身上铸出浮雕式的兽面纹，层次分明，立体感强。兽面纹以鼻梁作中轴线，两侧双眼最为突出，眼球浑圆透空，原镶有黑色玻璃小珠，眼上端有眉，眉梢附有内卷的双角，鼻翼隆起，两腮旁有外卷曲的虫L臂，形似羽翅，飘逸飞动，额上正中有一桃形透空的小孔，孔后兽体很短，上錾刻重叠式鳞纹，鳞纹两侧有交龙相对，交龙首上的眼和鼻翼均突出，龙身向内弧曲，前肢趾爪皆曲张，左前肢虬结在眉上，右前肢屈伸在兽体背部的两侧，在前肢、腿根和腮旁虬髯之间，有用二坡脊棱的弧线相连，构成交龙的龙身和钩身外放的宽大轮廓，脊棱截面钝角转折，装饰效果非常好，其内侧亦有透空的弧线，在桃形小孔中，原来亦镶有玻璃珠小件的饰品。 钩身颈部内收，两侧錾刻体修长、首尾均向内方折卷曲回顾的双凤，左右对称，凤首有眼，张喙，首后垂一逶迤的长冠，为了减少凤鸟首尾之间画面的空白，就附加了一个近似羽毛状的图案，使凤鸟花纹显得更加生动。尾作歧出的分尾形，这种纹饰及其方折结构的构图手法，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皆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钩端铸一曲颈兽首作钩，形体幼小，十分可爱。 这件带钩、特别讲究工艺装饰，除采用浮雕装饰手法和镶嵌工艺外，还采用了錾花工艺，典型地体现了战国金器细工特别是錾花工艺的特点和水平。錾花工艺是中国传统的金工工艺，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这是在金属进行的一种装饰工艺，使用各种大小和不同纹理的錾子，用小锤熟练地打击錾具，使其在金属表面表面留下錾痕，形成各种肌理。达到装饰的目的。这种工艺，是以线和点相结合的构图手段，把金属表面原来是单一的色调，处理成两个明暗对比色调，使金属表面就形成了各种装饰效果极强的纹案，光彩绮丽多端，又非常和谐有致。色调的、层次的变幻都是錾花工艺之所长，此传统工艺一直延用至今。带钩，为国之珍宝，现藏南京博物馆。 交龙双凤纹金带钩现藏南京博物院。 3、 鹰形金冠顶、金冠带
1972年，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两座匈奴古墓中，出土了一批极为罕见的珍贵金银器，共200余件，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瑰宝。 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冠顶高7.3厘米，冠带长30厘米，共重1394克。冠顶结构分为两部分，下面是一个半球形状的金冠，正好扣在头上。球面上浮雕着四狼和四羊相互咬斗的图案，每只狼都狠狠地咬住一只羊的臀部，而每只羊又不甘心就擒，拼命地以后腿抵住狼的咽喉，生与死的搏斗，草原上惊心动魄的一幕。顶尖是一只犹如立于峰巅之上的雄鹰，它目光炯炯在俯瞰下方，似乎是要公正地裁决，抑或是准备径直俯冲。鹰体用金片制成，有羽毛纹饰。鹰头和颈则以绿松石配制。鹰的身体又分成三部铸成，即头尾都是单独制作再以金丝与主干相接，因此，稍有颤动，雄鹰就如同跃跃欲试。 金冠带用黄金铸造的三条半圆的金带组合而成，每条的两端分别有卧虎、盘角羊和卧马的浮雕纹案，通体饰以绳索纹。当年戴在白羊王或是林胡王头上，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代表作品。其制作工艺则充分体现了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匈奴人装饰艺术的风格。其工艺包括范铸、锤、抽丝、镶嵌等多种方法，反映了战国时北方匈奴人金细工的高超技艺。这是至今所发现的唯一的“胡冠”,是匈奴金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稀世珍品。 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4、曾侯乙金盏、金匕
曾侯乙云纹金盏是战国时期曾侯乙墓陪葬器。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金器中最重要的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批金器，其中仅金箔即达950片之多，它们大多贴在器物上作装饰，只因器物腐蚀而散落到墓室各处。这些金箔上还压印有各种纹饰。该墓还出土有五件金制器皿：金盏、勺、杯、盏盖及带钩。其中带盖金盏与金漏勺应是一套。 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曾侯乙作为曾国国君的特殊身份。金盏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共重2156克，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先秦金器最大最重的。 带盖金盏共重2156克，为先秦金器之最。这件重器仍然采用青铜范铸工艺，盖顶中央有环形纽，盖边缘有两个边卡，可以与盏扣合，金盏有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顶和盏口外沿均铸有繁缛的蟠纹和云雷纹。整个造型和纹饰及纹饰布局都吸取了青铜鼎的一些特点，又自有创意，环形耳及S形凤足显得轻盈且秀气，盏为半球体，仅在盏口有一圈环带形纹饰，盏壁较薄，故盏身也显得并不厚重，但盏盖造型及繁密的纹饰呈环圈布局，而且盏盖略大于盏口，给人以强烈的凝重感。通体铸造勾连雷纹、蟠螭纹等。 盏内放置金漏匕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曾侯乙金盏、金匕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初创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经济繁荣，财力和人力空前荟萃集中。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豪强地主， 或出于政治目的，或为了满足个人享乐的需要，都十分重视运用雕塑这种手段，来显示王权威严、美化陵园建筑、纪念功臣将相或宣扬政教伦理。于 雕塑作品以空前的规模和数量涌现出来，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 平。 秦汉时期在陶塑、石雕、木雕、青铜铸像及工艺装饰雕塑上均有辉煌的建树。陶塑雕像多为陶俑艺术，重要作品秦代有威武雄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西汉有陕西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陪葬墓中从葬坑中的彩绘武士俑、咸阳杨家湾和江苏徐州的大型兵马俑、西安白家口的舞女俑和侍女俑、山东济 南无影山的乐舞百戏俑；东汉有河南淅川县的陶水榭、广东佛山石圩的陶水田模型、洛阳烧沟的杂技百戏俑、四川成都天回山的击鼓说唱俑和郫县的 立式说唱俑。以上这些都是精美的作品。总体看来，秦代陶塑作品阵容庞大， 气势空前，细部写实逼真，具有细致精深的特点。到西汉时代，作品形体变小，气势略逊于秦，但仍不失壮大伟劲的风貌。大多数作品人物面部表情缺 少变化，风格比较稚拙，只有少数作品如西汉白家口彩绘舞俑才略有克服。 东汉陶塑作品题材更为广泛，反映生活更加深入，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且 有情节，刻画人物更具情态，最动人的是歌舞、杂技、说唱题材的俑，极为 传神，艺术性很高。 秦汉的石雕艺术成就卓著。大型陵墓石刻肇始于汉代墓前的石人、石兽。当时的建筑如宫邸、陵墓周围往往立以石雕作品，如石人、石兽等，增加了建筑的雄伟之感。还在石阙、石质横额、石柱等石质建筑上饰以浮雕， 增加了艺术效果。著名的石雕作品霍去病墓前石刻，堪称汉人石刻的代表作。 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也是一种雕塑。秦汉的画像砖、石比起同时期的壁画、帛画、漆画等艺术品来不仅数量众多，分布地区广泛，而且大都完好无损。画像砖、石艺术以山东、河南、 四川最为发达。这三个地区是当时工商业发展最快的富庶地区，同时这三个地区又是达官贵族、豪富巨商聚集之所，山东淮海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河南南阳是东汉光武帝的故园，封建达官贵族不少，豪强富商更多，他们无不修造规模巨大的墓室以使自己在地下继续过生前的豪华生活，或者寄希望于羽化升天。墓室力求华美，富于雕饰， 坚固耐久，因此画像砖、石艺术在这三个地区最为发达。 画像石在汉代以前尚未发现，从目前的材料来看，画像石大约废止于汉末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就不多见了。西汉昭、宣时期，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和河南南阳赵寨砖瓦场画像石墓的楼阁、门阙图像都雕造于这个时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作品。技法属于凹面阴线刻，题材较为单调。新莽时期画像石在数量上和艺术上都有所发展，重要作品有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 年）山东汶上县“路公食堂画像石”，画面为阴线刻成的车马出行图，形象写实而生动。另外还有河南南阳东南唐河县汉郁平大尹冯君孺画像石墓，是新莽天凤五年（公元 18 年）所造，墓内雕刻着 30 余幅画像，题材丰富，雕刻技法主要是减地浅浮雕，阴线刻仅有一石。 此墓画像石具有布局疏朗，主题突出，形象质朴等特点，是新莽时期画像石墓的最佳遗例。东汉时期画像石艺术更为蓬勃地发展起来，分布极为广泛，依其主要分布可以分为 四大区域，即山东和苏北地区、河南地区、四川地区、陕北晋西地区。此外 在北京、河北、浙江海宁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画像砖在秦代就已经兴起，当时一些大的空心砖和实心砖上都出现了“画像”，其鼎盛期在东汉，东汉是我国画像艺术进入到最具有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的阶段。因此，画像石和画像砖也是汉代最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品。各地的画像砖、石各具特色，或古朴厚实、或泼辣粗犷、或严谨朴素、或活泼清丽。题材也很丰富多彩。历史、神话中的故事人物，丰富多彩的各种现实生活，各种神龙仙怪、古圣先贤、孝子烈女、车马出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丰收纳租等皆有表现。秦汉画像砖、石 艺术对以后魏晋隋唐的绘画和雕刻艺术有着重要影响 汉代的木雕艺术颇具特色。木雕的人物和动物都有比较传神的作品。湖北江陵凤凰山 167 号西汉墓出土的 24 件车仗奴婢彩绘木俑，俑身颀长，轮廓 富于曲线，彩绘服饰鲜丽典雅，是汉初木雕的代表作。江苏邗江胡场出土的 西汉说唱木俑，雕刻精细，五官清晰，表情生动细致，感染力强，是西汉后 期木雕艺术的代表作。 秦汉的青铜塑造已失去了商周时代的威势，但仍然出现了不少优秀之作。如秦始皇陵的铜车马、西安的跽坐铜羽人、茂陵的鎏金铜马、甘肃武威 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等均是极其难得的艺术珍品。 秦汉时代的雕塑艺术较之三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秦汉雕塑艺术风格与同时代的绘画、石刻画像、建筑等风格是完全一致的。秦代的雄壮威严、汉代的深沉博大在这些雕塑品上充分体现出来。其艺术构思玄妙奇特、壮阔丰伟，是中国雕塑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秦汉的雕塑可概括为两大类：一是宫殿、陵墓等建筑装饰用的雕塑；二是作为殉葬用的“明器”。从题材上看，主要是对现实生活 方方面面的刻画，如舞蹈、奏乐、说唱、杂技、守卫、种田、打杂等人物活 动和野兽、家禽、家畜、车马、仪仗等动物器物图象，还有楼房、水榭、仓 库、厨房、井栏、猪圈等建筑物，反映出汉代统治阶级当时极度奢华的生活。 秦汉雕塑的艺术造诣很高。就人物造型上看，秦兵俑重写实，人物形体 依照真人，手法严谨，人物个性突出，形象逼真生动，气概动人。汉兵俑造 型洗练，神态威严，但体型小，多少带些写意风格和纪念意义。秦汉兵俑总体上仍嫌模型化，动态也较僵直。汉代其他种类人物俑也颇具神采，情动于中是其特色，尽管一些侍从俑雕刻形体仍较僵直，对形体起伏的细微变化也 未作细致的处理，但情感的变化在眉宇之间有了明确的流露，某些作品还在真实形态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和变形。如成都的击鼓说书俑，从人体比例上看 很不准确，但艺术家抓住其手舞足蹈的击鼓姿态、眉飞色舞的生动神情， 练概括地塑造了一个有趣生动的说书艺人形象。在传达神情风貌时，不同地 区具有各自的风格，体现出不同的风土人情。如关中、中原一带的人俑多为 文静、典雅，神态严肃、沉静。而四川的人俑动态大，表情更丰富生动。就动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更富神奇色彩。马的塑造极富魅力，秦陵陶马、 霍去病墓前的石马都是旷世之作，二者在造型上都采用静态来表现，而甘肃 武威的铜奔马却以动态取胜，马的形体结构比例合理，刻画精细，生动地表 现了天马的形象。在动物的塑造上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写实，刻划准确，比例合理，如秦陵陶马、武威的铜奔马；第二种是写意，简略概括地勾勒出动物的 挺胸、昂首、张口、吐舌、疾走等具体姿态来加以夸张、变形，突出它们的 主要特征。或柔软圆浑、或劲健凶猛、或野性未羁、或温顺绵善，给人留下 强烈的印象。如霍去病墓前的石兽、河南辉县的陶狗、山东高唐的绿釉陶狗、 河北建国的陶猪都带有写意的特点。 从雕塑手法上看，第一个突出特点是雕塑和彩绘相结合的特点，如秦始皇陵兵马俑、汉代彩绘陶俑都以色彩绘饰细部。第二个特点是圆雕浮雕线刻 等各种表现方法常被不拘一格地混合并用于一件雕塑品上。圆雕浮雕造出轮 廓，表现出立体感，线刻表现细部、人物的衣饰、家禽家畜的羽片和其他细 部。四川都江堰出土的建宁元年（168 ）造的李冰石像，视觉所能看 到的仅是浑厚稳重的人体轮廓和线刻表现细部的几根流畅的线条。汉代的拱手女俑在整体上呈现出柔美的身姿，其领口、阔大的袖口和长袖转折处都刻 有浅浅的数道线条，衣质的厚重、领口的隆起、衣袖的长阔等都能从这些浅 浅的线条中感觉出来。霍去病墓前石刻是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加以融 会的典范，这构成了中国雕塑传统中特有的风格。第三个特点是借助自然条 件灵活处理的特点。汉代雕塑往往借助“天然”，因材“雕”，利用石块 的天然形状依势雕刻成某些相关的动物或人体。石块千姿百态的天然形态诱 发创造者的偶发构思，借助自然造化之功，创造出具有某种神韵的作品。如 霍去病墓前一些石兽都是在天然石块上稍作雕刻而成的。同时汉人还借助于 自然环境，追求与自然相契合的妙韵。霍去病坟冢就是仿照祁连山的形状堆 筑而成，象征性地表彰他在祁连山击败匈奴的伟大功业。在坟冢周围还遍植 树木，散置竖石，使石雕、坟冢、林木、竖石和原有的自然环境结合成有机 的综合群体，造成一种深山野林猛兽出没的人化自然境界，令人对祁连山产 生无限遐想，形成了一个气象壮阔、意境深邃的艺术境界。 在雕塑的构思安排上，更是各具魅力。如果说秦陵兵马俑是以惊人的数 量、庞大的规模直观地再现了秦代强大的军队，那么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 石雕则是以静静的一人一马间接地表现了汉匈战争的结果，在这一主体雕像 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像如猛虎、野猪、牯牛、大象、野人搏熊、跃马、卧马等 散置在墓上，造成了幽险奇诡的气氛，有力地为主体雕刻马踏匈奴作了烘托， 使各个分散独立的作品有机地结成一个整体。马踏飞燕铸像以健壮奔马的三 足腾空、一足踏飞燕而飞燕回首惊视的处理方法表现了骏马奔驰的自由风 姿，创造出一个天马行空，超越一切的旷阔意境。这些雕像都充分代表了秦 一、陶塑 秦汉陶塑艺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陶俑上，陶俑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兵马俑，二是奴婢、伎乐俑，三是动物俑。秦陵兵马俑数量、规模、气势和写实水平都是无与伦比的，汉代兵马俑以咸阳杨家湾和徐州狮子山出土的陶 塑兵马俑为代表。从整体布局、俑的头饰和衣着看，秦俑与汉俑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相当大的差别。秦俑重写实，兵马形体大小仿照真人真马，人俑平均身高 1.8 米，战车和兵器多为实用器，以逼真的形象和强烈的气概取胜；汉俑体型小，均半米以下，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兵器，战车已不见。在个体大小和制作精细方面，汉俑已较秦俑逊色，却仍然威风凛凛，犹存气势。造型上更加简洁洗练，生动自然，人物和战马更富于动势感，具有某些新的特点。 1974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以东发现的兵马俑雕塑群，共有7000余件，与真人、马等大，分置于3个坑中。最大的一个坑总面积约为12600平方米，列置于其间的6000兵马俑以战车、步卒相间排列为长方形军阵。秦俑雕塑群以巨大的体量和数量、群体的组合、气宇轩昂的形象，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人物和车马的塑造上表现出力求模仿生活真实的倾向，发式、服装的很多细节表现得非常具体，军士佩带的兵器用的是实物。塑造的基该方法是模制与手塑相结合，入窑烧制后再加彩绘 比起秦代陶俑，西汉陶俑的特点是：题材范围有所扩展，但在尺寸上不如秦俑高大；长于刻画动态刻画；造型趋向简朴单纯。汉代各类材料制作的俑，对于现实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陶俑，有农夫、工匠、厨夫、俳优、部曲等各种不同身份和活动特征，其中击鼓说唱俑，动作至为传神。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舞乐杂伎陶俑群，手法自由，神态生动（见无影山陶塑）。一些表现宫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庄矜持，其对内在性情的刻画，是前此所未曾有过的。 兵马俑：“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诸侯王或贵戚，亦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生前的地位和权力。这类军事战争题材的兵马俑应是承袭了秦始皇兵马俑坑的遗制。1950 年在陕西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陵 11 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发现数十件陶塑武士俑。1965 年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从葬坑出土的兵马俑，是现今所见西汉最具规模的兵马俑群。兵马俑分别置于 11 个从葬坑内，其中骑兵俑坑 6 个，步兵俑坑 4 个，战车坑 1 个。陶俑共计 2500 多件，其中骑兵俑 500 多件，步兵俑 1800 多件，另有文官俑、乐舞俑、杂役俑多件。骑兵俑通高 68 厘米，步兵及其他俑高 44 · 5 至 48 · 5 厘米。骑兵俑及步兵俑都作整齐的军阵排列，再现了西汉初期的军阵形式，形象生动，阵容雄伟。制作上，是模制与手塑结合。造型风格较为古朴，单纯而洗练，是西汉雕塑典型的风格。战马形象塑造尤为出色，昂首挺立，劲健雄强，威风凛凛，配以庞大的组合形式，构成雄强博大的气势，反映了西汉上升的国力和骑兵壮大的概貌。 奴婢和伎乐俑：汉代奴婢和伎乐俑最具艺术性，早期汉俑多模仿战国时期木俑形象，身躯扁平，拱手直立，下部衣裙作喇叭形，并施加彩绘，造型较为单纯。后期 汉俑在制作上由模制发展为捏塑，造型由扁平的身躯转为较合理的体态，可 以用双脚直立，可以四面围观，面部表情和全身的姿态、动作配合得非常巧妙，诞生了大批艺术性较高的作品。汉俑面部表情非常生动，受地区和制作机构的影响，又大致分为两种基调的作品：一种是汉代都城长安、洛阳及受 其传播影响地区的作品。如西安霸陵文帝刘恒皇后窦氏陵旁从葬坑出土的陶 侍女俑、西安白家口西汉墓彩绘舞俑、洛阳烧沟出土的杂技俑、济南无影山 西汉墓出土的乐舞杂技陶俑盘，还有汉代兵马俑，大致都归属于这一类型。 大都是当时官营作坊“东园署”的东园匠制作的，系采用模制和捏塑并刻划 成形，制作的大多是服侍墓主人的男女侍俑、兵俑，也有一些乐舞杂技俑。 由于是官营作坊，受到封建等级尊卑观念的束缚，制作出的人物姿态多 拱手恭立，表情多恭顺、文静，比较严肃，缺少变化，甚至给人以呆板沉滞 的感觉。另一种是汉代巴蜀地区的作品，四川出土了大批红陶歌舞俑和说书 俑，多出自民间私营作坊，俑的造型不受约束，民间艺人可自由发挥，作风朴实浑厚而生动，极富生活气息，以“击鼓说书俳优俑”最为传神。 陶塑动物：重要作品有陕西兴平马嵬坡出土的西汉釉陶狗和陶马，山东高唐的东汉绿釉陶狗，河南辉县百泉区的东汉陶家禽，四川的东汉动物陶塑、洛阳烧沟的釉陶马等都是其中的佼佼之作。各地出土的 陶家畜常具地方特色，如辉县出土的陶塑家畜颇具写实之风；山东高唐出土的绿釉陶狗和河北建国出土的绿釉陶猪则夸张、变形；四川陶塑动物风格朴素多样，不主故常，如陶马不像一般常见的汉马那样劲健挺拔，而多塑造成带有好动、顽皮稚气的马驹形象，十分独特。成都天回山陶马、乐山斑 竹湾的东汉陶马驹都属此类，其他如狗、羊、鸡等陶塑动物造型浑厚朴素。 另外陶塑作品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如河南淅川县东汉墓的陶水榭，由水池、亭榭和其间的主人、侍者、动物等塑像组成，再现了东汉豪强贵族典型的生 活场景。广东佛山石圩出土陶水田模型、山东济源出土的陶米碓和陶风车、 河南密县的彩绘陶楼，1956年湖南长沙南门外出土东汉绿釉陶猪圈等，都极为丰富全面地反映了东汉庄园经济的各个方面。 1、1984 年江苏徐州狮子山西麓发现三座长条形兵马俑坑，陶兵马俑 2300 多件，其布局同样体现相当完整的军阵组合，展示了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军事力量。 2、1969 年山东济南北郊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乐舞杂技陶俑群，整个场面气氛热烈欢快，极富情趣。表演者的生动活泼与观赏者的静观神态形成了有动有静的对比，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3、1966 年陕西西安任家坡西汉陵从葬坑出土的侍女俑，俑高 53 至 57 厘米，采用模制、塑制并与彩绘结合的方法，加强了表现效果。侍女俑分立、坐两种姿态，端庄文静，亭亭玉立，表现出小心翼翼、恭谨从命而又掩饰不住内心郁闷的神情，是西汉内廷宫女的写照。出土这类侍女俑的还有陕西西安红庆村、西安东郊姜村、山西孝义、河南洛阳、安徽阜阳、山东菏泽、江苏徐州等地。 4、 以陕西西安白家口出土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翻翻，形象和动态自然洒脱，塑造手法简练概括。 5、 江苏北部铜山县出土的舞女俑更具特色：身体微倾，扬臂起舞，举起的右手垂下长长的衣袖，与拖在身后的喇叭口长裙恰好形成了柔和流畅的曲线，富于动感，给人以简括、含蓄的美感。 四川出土的陶俑多数为东汉晚期作品，出土的数量也超过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尺寸的高度一般在 20 一 70 厘米 ，制作上，多数为双模印制，也有塑制或手捏而成。在艺术表现上，作者力求抓住对象在各种活动中最具特征、最生动美好的瞬间，注意表现与人物内心活动密切相关的姿态动作，灵活多变，生动自然。面部表情的刻画，更表现出对象发自心灵深处的善良喜悦神情，这是四川陶俑的独特之处和特殊魅力所在。喜悦的神情丰富多彩且又各具个性和特征。 其它地区的陶俑，如河南洛阳烧沟出土的杂技百戏陶俑，洛阳浙川出土的武士、猎人、仆夫等陶俑，甘肃礼县出土的歌伎、持铲陶俑以上陶俑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情景，并具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在艺术风格上，同样具有朴实与浑厚的审美特点。 1、 1957年重庆化龙桥出土的东汉献食女俑、舂杵陶俑、庖厨陶俑。 2、 绵阳新皂乡出土的抚琴俑，笑得若有所思。 3、 新津出土的男俑头部，更是情不自禁地眉开眼笑。 4、 四川成都天迥山崖墓出土的击鼓说唱俑 5、河南洛阳烧沟出土的杂技百戏陶俑。 6、 洛阳浙川出土的武士、猎人、仆夫等陶俑。 7、甘肃礼县出土的歌伎、持铲陶俑。 8、广州东郊先烈路出土的陶俑等等。 东汉的动物形象陶俑如河南辉县百泉 1 号墓出土的陶狗，此外还出土有陶羊、陶小猪等一批家禽家畜形象，虽然形制很小，却非常写实而生动传神；河北望都东关墓出土的一件陶狗，塑造得极为传神。昂首张口，双耳直竖，尾巴上卷，神情警觉而稍带稚气，似乎还未辨明来自哪个方向的动静便“汪汪”而吠 ；山东高唐固河出土的一件绿釉陶狗，动态造型也是张口竖耳卷尾巴，但其眼露凶光，犬齿尖利，张口狂吠，显得有些凶狠；河北沧县四家村和建园四庄村各出土一件绿釉陶猪，张口猿牙，鬃毛直竖，大眼圆瞪，凶狠狰狩；江苏、广州以及四川各地也出土不少狗、羊、鸡、鹅等动物雕塑品，都是生动别致而饶有风趣。 四川成都天回镇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陶马，高 114 厘米。四川彭山县一座东汉墓出土的陶马，高约 120 厘米。这两匹马的体型、神态看，带有一副天真稚气的模样，应是未成年的小马驹。作品同样具有雄浑有力和生动活泼的特点，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 1、秦始皇陵兵马俑雕塑群
1974 年一 1976 年，在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东侧西杨村附近，先后发现了 3 座规模宏大、埋藏丰富的秦代兵马俑坑，是秦始皇(公元前259～2l0年)陵东侧 l500米处的陪葬坑。兵马俑坑占地面积约二万多平方米，其中呈长方形的 1 号坑最大，东西长 230 米 ，南北宽 62 米 ，占地面积达 14260 平方米。坑道青砖铺底，距地表约 6 米 深，排列着面朝东方的兵马俑约 6000 多件，组成一个由战车、步兵相间编列的庞大严整的长方形军阵。 在 2 、 3 号坑之间，还有一条东西长 48 米 ，南北宽 96 米的似乎未及放置兵马俑而中途停工的长方形俑坑。三个坑的武士佣可能有7000件，战车l00辆，战马l00匹。佣像大小等身，彩绘如生。这四个坑的整体布局设置，符合古代兵书关于右军、左军，中军和军幕的布阵原则，构成一个严谨完整、威武雄壮的军阵布局，有力地显示出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秦朝武装力量的强大阵容，鲜明地体现出夸示皇权、炫耀统一功业、宣扬军威的主题。这项重大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秦陵兵马俑首先是以整体的雄伟气势震撼人心。一、二号兵马俑坑内的 武士俑基本上都是面朝东方的。在庞大的军阵最前面的是三列横向的前锋部 队，三个领队身穿铠甲，其余兵士免盔束发，身着轻便短褐，腿扎裹腿。刻 划了前锋部队“轻足善走”特点及迅猛歼敌的精神气概。强大的后续部队是由 38 路纵队和几千个铠甲俑簇拥着的战车的主力军队。将士们斗志昂扬、手 持刀矛剑戟等武器簇拥着战车，拉车的战马，四匹一组，昂首前视，显示主 力部队阵容的壮大。在军阵左右各列以卫队担任警戒任务，以防敌军的突然 袭击。兵俑均在 1.8 米上下，马有真马大小，这形体高大、阵容整齐、组织 严密的雄壮军阵，充满着临战前的紧张气氛，气势磅礴，的确再现了秦军横 扫六国的威风。 其次，秦陵兵马俑的个体形象也塑造得极为成功。这些陶兵 马俑的数量、尺寸空前庞大，制作方法是塑模兼用，分段制作，装成粗胎， 再用细泥进行细致刻划，窑烧后，加施彩绘。陶俑按姿态、服饰、装备和所 在位置区分为不同的兵种和职司，有头戴双卷尾长冠、身着战袍和鱼鳞铠甲、 手按宝剑的将军俑，有头戴单卷尾长冠、披戴铠甲或胸腹甲作指挥状的武官 俑，有头戴圆形介帻、身穿窄袖短袍和齐腰铠甲、立于马旁的骑士俑，有装 束多样的武士俑，还有射水俑、车兵俑等。工匠们在刻划人物上本着朴素的 写实态度，逼真、准确、洗练地表现出对象的特点，没有采用任何夸张变形 的艺术手法，细致精微地塑造了面目各异、个性不同的武士肖像。仔细观察， 会发觉众多将士中没有完全雷同的形象，但又共同具有着秦川一带人物的相 貌特征。发式、髭须、披戴、相貌各各不同的秦俑，充分体现了匠人们天才 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一号坑第二过洞马前直立的三俑为例，一个面孔 方圆，年纪略大，双唇紧闭，圆睁大眼，凝视前方，是一久经战场、沉着勇 敢的战士形象；一个面孔修长，低头沉思，是一足智多谋运筹帷幄之士；一 个年纪较小，生气盎然，满面笑容，表现了这个年轻战士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和活泼爽朗的性格。与战国稚拙的人物雕塑相比，秦代在短短的岁月中创造 出如此生动而写实的大型人物彩塑，确实令人惊讶。而陶马的塑造也同样令 人赞叹不已。马的形象劲健有力、昂首伫立、比例匀称、结构准确。在造型 上，着力刻划战马蓄势而动的特点，或昂首扬尾、或张口嘶鸣、那双耳上耸、 鼻孔翕张、双眼全神贯注的形象，给人以跃跃欲动、急不可耐地要驰骋疆场之感，体现了一种轩昂骏健的风神。秦陵陶马是我国古代长期盛行的骏马雕 塑艺术的真正开端。塑造方法上：基本上是塑、模兼用，大的部件统一模制，头部、手、臂等分别塑造后而安装成粗胎，然后运用传统的塑、堆、捏、刻、画等技法进行精细的塑造。经过窑烧，再施彩绘（现已大都脱落）而成。秦俑属于大型陶制品，制作过程的工艺技术要求很高，因烧制的火候均匀、色泽单纯、硬度很高，造型完整而不变型，足可说明秦代制陶技术之高。 第三，秦俑在总体构思上，虽以实战的精神为出发点， 但并未直接描写战斗的情景，而是选取了临战前的场面。陶兵陶马的姿势大 都取静态的表现，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构成了巨大肃穆、寂静的场面。 这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寂静，在这可怕的寂静中蕴藏着一股行将爆发的巨大力 量，给人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然而有少数的俑如立射俑、跪射俑，则取动态 的表现，将军俑右手紧握左臂，手腕的力度感十分鲜明，还有双臂前举乘驾 战车的御者，跃跃欲动的战马，这些都增强了人物、战马的内在活力，在一 定程度上打破了巨大的寂静。寓动于静，于统一中求变化，这又是秦始皇陵 兵马俑艺术的高妙之处。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现藏西安兵马俑博物馆。 2、汉代咸阳杨家湾兵马俑：
1965 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葬坑中发现，属于西汉前期作品。出土骑兵俑 583 件，步兵俑 1800 多件，另有文官、乐舞俑、杂役俑 100 多件，共计 2548 件，是所见汉墓出土陶俑最多的。步骑俑排成战阵， 骑兵俑高 68 厘米，步兵俑高 44—48 厘米，它再现了汉初军阵形式，在艺术 上也是写实的，它承袭了秦俑坑的遗制，只是在军阵上以骑兵为主，战车已不见，人俑个体小于秦俑，手中所持已非秦俑所持的真正实用兵器，而多为 象征性的兵器。在造型手法上，人俑显得头大，也缺乏细部与性格的刻画， 这是难与秦俑相媲美的。但杨家湾汉俑面宽唇厚，多蓄胡须，刻划单纯洗练， 神态威武，与秦俑健壮强劲的特征相一致。杨家湾兵马俑，身体与头部先用模合制，然后对身体衣饰、面部进行细部加工。2548件陶俑，除极少数侍俑、乐舞俑外，基本分成骑马俑和步兵俑两种，姿势保持统一。姿势、形体的一致，是为了突出军队整齐、威严的气氛，每个俑的面貌不同，又摆脱了呆板之感，统一中有变化，变化又始终寓于统一中。另外杨家湾俑的彩绘保存较好，这在汉俑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兵俑、陶马周身彩绘，有红、白、黑、绿、黄等多 种颜色。立式俑罩衣上多绘有甲片，袖口、领口、帽、靴等处也有彩绘。陶 马形象昂首翘尾、胸体宽阔、额宽腰短，尤为挺拔神骏，威风凛凛，再配以 磅礴的阵势，显示出汉初国力的强盛。 汉代咸阳杨家湾兵马俑现藏于咸阳博物馆。 3、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
1984 年发现于江苏徐州狮子山西麓，为西汉中期或偏早的作品。共发现了四座兵马俑坑，已出土兵马俑 2300 余件，都是陶质，质地细腻，是继咸阳杨家湾汉俑、西安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 一号坑兵马俑排列成密集的多路纵队，一律面向西方， 立式俑高的达 47—48 厘米，矮的达 42—43 厘米，跪坐俑高 25—28 厘米。按 装备和姿态分为兵士俑、盔甲俑和跪坐俑。兵士俑身着长袍，盔甲俑穿戴盔 甲，有的还背负箭壶，狮子山陶俑脸型上宽下窄，不留胡须，具有东夷人清秀的特征。步卒作持械状，手中所持亦多是象征性的兵器，神态肃穆，面相 饱满，气势咄咄逼人，与西汉前期一般陶俑相似。狮子山陶俑身上的彩绘大 多已脱落，从目前所见色彩保存较好的少数陶俑与杨家湾陶俑有相似之处， 通体彩绘红、白等色，以红色为主，似更简练抽象，同时更注重面部表情的刻划，它是西汉重要的陶兵马俑雕塑艺术珍品之一。 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收藏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4、山东彩绘乐舞杂技俑
乐舞杂技俑出土于山东省济南市无影山的一座西汉古墓中，由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长形陶盘和固定在陶盘上的二十多个活灵活现的彩绘陶俑组成。为我们重现了汉代兴起的“百戏”舞台演出场景。 “百戏”是我国古代乐、舞、杂技艺术的总称。据宋代《太平御览》称：“百戏起于秦汉时期”。其实，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乐、舞已有“雅舞”、“杂舞”之分。这时奴隶制已面临“礼崩乐坏”；民间兴起的乐、舞、杂技以新鲜活泼的形式逐渐取代“雅舞”，开创了一代文艺的新局面。汉代盛行厚葬，在西汉经济复苏之后，这种情形更是上行下效，愈演愈烈。从而随着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西汉晚期的陶俑不再像早期随葬题材那样单一和造型呆滞，开始出现以表现世情浓郁的百戏、说唱等情境为题材的陶塑。其中，尤以上图中所展示的乐舞杂技俑为多。西汉古墓中出土的乐舞杂技俑造型非常逼真。它集舞蹈、音乐、杂技于一体，布局井然有序，气氛热烈欢快，人物生动传神，再现了当时风行的“百戏”演出时的热闹场面。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件乐舞杂技俑的陶盘中，21件陶俑在表演汉代“百戏”，他们各有分工，舞台中心是司仪在介绍节目，由导演引出三组内容各异的舞蹈、杂技和柔术表演。导演身后为第一组，由身着一红、一白颜色文采舞衣的两个女子，摆动长袖相向起舞。这大概是汉代辞赋家傅毅《舞赋》中所描写的“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的长袖舞。因为这个节目从战国到西汉深受欢迎，风行朝野。导演的右侧前方第二组两个头戴尖顶赭色帽、身穿紧身及膝短衣的青年男子正在做举足倒立“拿大顶”表演；导演右侧后方第三组是另外两个衣着相仿的青年男子在作柔术表演：一个在做难度较大的反后腰动作，另一个似乎是这个动作的继续，全身倒翻，双足分置头的两侧。配合这三组动作的还有七人组成的乐队，演奏者分别在吹笙、鼓瑟、击缶、敲钟、捶鼓，个个神情专注。舞台两侧有七名观众或助兴者，他们头戴冠、腰系带，相向拱手而立。 从总体上而言，这件陶俑整组造型较为稚拙，仅仅雕塑了人体轮廓，姿态亦稍显呆滞，不过色彩浓艳，人物繁多，很好地渲染出了市井意趣。这组彩绘杂技乐舞陶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舞台演出场面，在目前发现的同类内容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中属于年代最早的一件。 这个舞台是一件长形陶盘，21件陶俑或演秦、或观赏，被固定在陶盘之上。在舞台的中心，有一头戴冠、身着朱袍的陶俑。似为演出司仪，他正在向观众介绍节目。司仪身旁有两位身着红、白两色舞衣的女子，她们正挥动长袖，翩翩起舞，旁侧戴尖帽的男子，正相向倒立表演“拿大顶”。向后还有两位男子在表演软功，舞台后有整组造型较为稚拙，仅塑人体轮廓，姿态亦稍呆滞，但色彩浓艳，人物繁多，渲染出市井意趣。 乐舞杂技俑现藏济南市博物馆。 5、成都击鼓说唱俑
击鼓说唱俑，1963年出土于四川郫县宋家林东汉砖石墓中，是陪葬物陶制品中一种。东汉晚期作品。 四川汉代墓室很多，几乎各县都有，时间以东汉居多。墓葬中有各类陶俑，但说唱俑至今只发现三件。这件又是三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汉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也是四川地区独具特色汉俑的代表作。俑通高55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这是汉代陶俑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杰出作品。塑造了一位民间说书艺人的生动形象。此人体态肥胖，右手扬起鼓锤，左臂环抱一鼓，右脚高饶，边说唱，边击鼓，似乎唱到最精彩最动人有趣之处，于是得意忘形，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甚为滑稽活泼，充分表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戏剧情节的高潮。作者出色地表现了艺人在说唱时那种兴奋激昂的神情和动态，足可以使观众产生丰富的联想并引起心灵上的共鸣。作者通过一位热情、乐观、充满生命活力和幽默感的艺人的动人形象，构成了虚拟中的戏剧性场面，创造出一个隐含的充满戏剧性的精彩时空，使观者产生极大的共鸣。展现了汉代雕塑家高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成为中国雕塑写意化审美的经典。 说唱俑又称“说书俑”或“侏儒俑”。汉代由侏儒导引“倡优戏”，故称侏儒戏，类似现代杂技中的小丑角色。“说唱”是中国曲艺艺术的主要特征，它究竟起源于何时，现在已经无从稽考。这件出土于四川郫县宋家林东汉砖石墓中的击鼓说唱俑，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丝线索。 同时它的发现证明早在东汉时期，说唱艺术已经日臻成熟并广泛流传于民间。因此击鼓说唱俑不但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杰出作品，也是中国曲艺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 击鼓说唱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6、广州汉代陶船
广州汉代陶船，1954年出土于广东省广州市先烈路，是一艘有武装保护的内河航船的模型，为随葬明器。绿釉陶。由于它是依照真船的结构、形状，按比例缩小制作的，因而是我们研究中国造船史的重要标本。 陶船高16厘米、长54厘米，可如果按照科学的比例将它还原，这是一艘长约20米，高5米多的中等型号的船，大概能装载一万斤左右。由于这只船整体是长条形，头、尾较窄，中部稍宽，船底较平，研究人员认为它是一只在广州一带的河里航行的运输船。 这只船有三个舱室，前舱低矮宽阔，篷顶是两面坡形，可能是个货舱。中舱比前舱稍高一些，上面有一个顶部微微凸起的圆形篷盖，两侧各有一门，便于人员出入，这大概是船工的住处。后舱也叫舵楼，舱顶也是两面坡形。它的旁边有一个低矮的小屋，还开着一个门，这是船上的厕所。船头还有一个小篷，这是防浪用的，非常引人注目。船头是十字形的船锚，船尾那件长方形的，是船舵。这个舵的装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在世界造船史上，船舵是由中国发明的。 在古代典籍中，舵又写作柁，对于它准确的问世时间，目前还没有结论，可是就已经发现的实物资料看，这只陶船上的舵是年代最早的，它比欧洲的船舵早了1000多年。在陶船前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舵面是不规则的四方形，舵杆用十字状结构固定，在舵杆的顶端有个洞孔，是用来安装舵把的。人们利用杠杆原理，通过转功能舵把使舵面偏转，从而调节、控制船航行的方向和线路。 船舵的发明有个漫长的过程，最初的船，由于船体不大，吃水也不深，用撑船的篙或划船的桨就能控制船的方向。随着船体加大，仅靠篙和桨就不能控制船的行进方向了。大船要在深水里行走，用篙就撑不到河底，使不上劲了。再者，大船要用好多只桨，需要许多人来划，大的桨需要几个人才划得动，这时候再用桨既管划水又控制方向，就太不容易操作了。于是分成了专管划水的桨和专管控制方向的桨。后一种桨由船身的两侧移到船的尾部，就成了船舵。这是中国人对世界航运史的一个杰出贡献。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都表明，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广州已经是我国重要的港口，船舶往来，非常热闹。 船在行进时，需要舵控制航向，而当船停下来时，又需要一种使其固定的器具，这就是锚。最早只能利用河岸边的树木、石块之类的自然物拴系船只。在河岸既无树木又无石块的情况下，人们埋置木桩用以系船。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行范围的扩大，船只要在海上连续航行，不可能每天都靠岸，要自行解决固定问题，于是产生了人工制造的船锚。古籍中有“系石为碇”一说，碇，是古人对石船锚的说法，即用绳索捆缚较大的石块放置船上，当船需要停泊时便把石块放到水底，开船时，再将石块提起来。不久，人们又用坚硬的木头制成带有爪的木锚，靠爪的抓力增加船停泊时的稳定。这只陶船船头系的就应是这种锚。至于金属锚，大约到距今1500年左右我国才开始使用。 这只船不仅证实了汉代造船业的进步，也提供了水手船工如何操作驾驶船只的具体情形：船上塑有 6个人物，分立各处作操作状。按人物身高比例推算，船实长应为15～14米，载重约50石，相当于《释名》所称“五百斛以上”的船。甲板上还布置了六组装置，过去曾认为它们是桨架，但其安放的位置紧贴舱房，无摇桨的活动余地，所以不可能是承桨的设施，且与嘉峪关 3号魏晋墓壁画“宿营图”中所见者相似，因此可能是矛和盾，是自卫武器，可见当时广州内河航道的安全状况。六个俑分处船上的不同位置：船前左侧，一俑倚栏而立远眺状；尾楼处一俑，跪坐在船篷之上，双目越过楼舵顶，在全神贯注操舵定向；两俑分立于两边走道，徐步而趋，左手抱持一物，右手外扬，剩下两俑在前舱内。所有俑造型虽古朴简单，但都有运动的韵律感。在静的形象背后，充满活跃气氛和力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广州市内又发现秦汉造船厂遗址，与这只陶船共同验证了秦汉时代广州就有了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发达的水上交通。 广州汉代陶船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7、广西贵港东汉陶船
2012年6月在贵港市东汉墓出土，应为东汉晚期。陶船全长64.8厘米、中部宽19.4厘米、高23.9厘米。从船体结构看，是一艘大型内河航船。陶船为红色泥质软陶材质，船体呈长条形，船首和船尾较狭窄，中部较宽，底部平坦。船内分为前、中、后3个船舱，前舱和中舱蓬顶为拱形，后舱是狭窄舵楼造型。船上有大小陶俑15个，神色姿态各异，栩栩如生。船上有大小陶俑15个，其中船前有12个陶俑，都是盘发，前面有1个指挥陶俑，指挥陶俑后面有一个高台，高台上站着3个陶俑。舵楼处有1个陶俑，侧向站立，盘发，两手放在身前，作持物状；中舱有2个陶俑，形体较大，该船划桨陶俑两侧各有4个船桨架，船头有挡板、系缆桩及两个小圆孔。近船头一侧有扁圆形腹空陶鼓1件，鼓面上饰有太阳纹。此外，此船为方形陶制品，船内还有隔板，物件多结构复杂，制作难度极高，对研究当时的陶艺技术也有重要价值。 广西贵港市通过西江黄金水道可直通粤港澳，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内河港口之一，此陶船的出土为研究广西汉代交通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也为了解东汉的船舶及航运状况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着重要意义。 这艘陶船存放在广西北海市的合浦汉代博物馆。 8、飞羊乘人钱树座
1942年四川彭山东汉（25—220）中晚期崖墓中出土。泥质红陶，高64厘米。烧造时火候不高，陶色浅红，胎质疏松易碎。全器由左右两半合模制成，内空。在造型上采取下大上小梯形结构。整件器物装饰四组浮雕，最上一组为人乘飞羊，其下为双翼狮，又其下为钱树和在树下的打钱人，以及挑钱串的人，最下一组为青龙白虎争壁图。这四组雕刻各具风采。除兽首部分用高浮雕手法外，其余均系弧面浅浮雕。浮雕的画面采取镜面对称法，显示出汉代艺术品古拙稳重风格。器座最上面的飞羊，形象敦厚，神态自若，背套鞍鞯，身有双翼。其背部和左腹各负一手执鲜花的人。羊在中国古代象征吉祥，汉代常作为墓室壁画和画像砖的题材之一。羊有双翼，背负两人，是想像神羊带着夫妻两人升天。 飞羊下的神兽，狮首利爪，口中出长牙，头上有角。全身长毛蜷曲，腋生双翼，低首、张口，四肢伫立。在中国，狮子的艺术形象最初出现在汉代，目的是驱邪避鬼。据《后汉书》记载，章和元年（78），“月氏国遣使献扶拔狮子”。但至今流传的实物，以东汉和六朝的石狮为最早。飞羊乘人钱树的出土，是陶塑中最早出现的狮子形象。 第三组为摇钱树。钱树枝叶婆娑，枝头圆钱累累。左右钱树下打钱、挑钱者各有三人：左边三人一字排开，或打钱，或拾钱；右边三人已是打钱完毕，正满载而归。他们或捧钱筐上肩，或担钱而行。 钱树最下面一组浮雕，正中为璧，璧左右为青龙、白虎。璧最早出现在新时期时代的良渚文化墓葬中，皆玉质。后来人们一直把璧看作是吉祥物，可以驱邪避灾。青龙、白虎为四方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二，最早出现在周代，到汉代时已成为常见的艺术题材，有以正四方，祛避不祥之意。因为钱座只有左右两面，故只能用青龙、白虎两种。由此也可推断此器的正确放法，应该是面南而置放。 飞羊乘人钱树座现藏南京博物院。 9、陶蛙座
1942年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出土，为东汉中晚期作品，由著名考古家吴金鼎、夏鼐先生等在四川考古时发现 该器通高39.5厘米，泥质灰陶，由前后两半模合制而成与同期、同地出土的“飞羊乘人钱树座”相同。顶上有个直径1.3厘米圆柱型插孔，可供插物之用。有人以为是“可能是烛台，上面的圆管供插烛之用”。其实是供插摇钱树的。四川东汉中晚期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摇钱树座。其造型有伏蛙型、佛像型、飞羊乘人型等。上面插的摇钱树，在四川出土文物中也屡有所见。可见此件蛙首人生座器也是用来插摇钱树的。 该器简洁古拙，敦厚大度。最大的特色是用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塑造了蹲坐的大型陶蛙形象，是出土的全国汉代明器中独具特色的立体陶塑。陶蛙蛙首人身、双眼圆睁，嘴巴宽大紧闭，神情和蔼，肚腹丰腴，园乳高耸，双手抚膝，气度轩昂。加之器型硕大，烧制时未发生任何变形，说明四川一带东汉时制陶工艺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以蛙为题材，早在新时期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就已发现，作为个体的独立形象则见于商代的小陶塑。这与它称为“蟾蜍”伴随嫦娥身居月宫的神话故事有关，这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后汉书》中均有记载。 这件陶蛙座出土后，备受史学界、艺术界青睐，其原因有二：一是它是迄今独一无二的立体蛙首人身插座。体积大，主题突出，形态生动，是件罕见的文物；二是它的时代风格明显，质朴浑厚、古拙凝重，粗简中见精巧。它与天廻山出土的击鼓说书俑、彭山出土的大陶马一起，是四川东汉时期制陶艺术的杰出代表。中国古代制陶艺术从西汉到东汉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个时期的风格趋向于简洁概括的手法，动物造型往往有些夸张，富有活力，这件蛙首人身插座就典型体现了这种风格。 蛙首人身插座现藏南京博物院。 二、汉代木俑 商周时期，奴隶主以大批奴隶殉葬：“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最早的木俑见于安阳殷墟商代王室墓中，与人殉一同发现的双手绑缚的奴隶俑。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导致了人殉时代的结束，木俑取代活人成为主要的殉葬品。战国时期的木俑制作比较简单拙稚，俑体扁平，只雕刻出粗略轮廓，画出口鼻眼，服饰用彩绘，体态表情已出现了模拟侍仆和武士等不同身份的服侍俑的形象。 秦代木俑和陶俑，在服侍俑的造型上有所发展。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反映了秦代服侍俑形象的完美和陶制俑的精湛技艺。 汉代木雕艺术承继战国并有了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楚地以木俑随葬的习俗在西汉前期继续盛行，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湖北云梦大坟头出土的木俑可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长沙马王堆轪侯利仓之妻墓出土木俑２６０余件，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得比较精致，比当地楚墓木俑更为写实。江陵凤凰山１６７号、１６８号西汉墓出土几十件车仗奴婢木俑，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驾车木马和木轺车等，都是比较有写实趣味的作品，俑身颀长，躯体轮廓富有曲线变化，彩绘服饰鲜丽雅致，堪称汉初木雕佳作。云梦大坟头一号墓出土的木俑技法尚嫌粗糙，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仍存战国楚木俑的古朴稚拙之风。 西汉后期的木俑以江苏连云港出土的木俑和江苏扬州邗江胡场汉墓出土的木俑为代表。连云港出土的抄手侍俑高５１厘米，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邗江胡场出土了３０件木俑，以说唱俑的造型和雕刻为最佳。雕刻精细，五官清晰，均喜形于色，神态生动活泼。有一件木俑高５０厘米，坐状，平顶，大腹便便，右手向上挥扬，左手力按腹部。另有一件木俑高３３厘米，坐姿，头有髻，髻有簪，大臂弯曲，小臂向上，左臂撑于左腿之上，手势生动，感染力强，比以往发现的西汉木俑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平。与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宴乐陶俑相比较，邗江胡场木俑面部表情刻划细致生动得多。形体塑造上与四川东汉击鼓说书陶俑相比，略为逊色，但神情、姿态的生动又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群出土木雕作品较多，其中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其时代归属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有大型的木招车、木马和木牛，采用分部雕凿、嵌接成形的制作方法。中小型的木俑和家禽家畜多用单块木头刻削而成，木雕外表均施彩绘，刻有老叟、舞女、鸡、狗、猴、独角兽、羊、鸟等木雕形象，其中老叟六博俑的专注神情，舞女俑优美的舞姿，木猴的轻盈、灵巧、顽皮，木卧狗的温顺机敏等都刻划得栩栩如生，这些都是比较写实和具有生气的作品。 从总体上看，木雕作品为数较少而且大多不精，其艺术水准，无法与同时代的石刻、铜像和陶塑艺术相媲美。 除了中原地区之外，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墓葬中也有木俑殉葬。198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焉不拉克村墓地出土木俑9件。时间约在公前一千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早期。木俑高12-22 厘米，均利用厚木板以简陋的雕琢手法削刻而成，首先，降低头部和身体点再刻饰表现细部，面部一般只刻出鼻子，形体硕大，其他器官则用小戳点表示，有的甚至不刻饰五官。舒臂，只是一条简短的上臂雕下肢叉开较长，但男女性器官皆刻得十分显眼细致，意在表明男女性别。男俑有的头戴尖顶毡帽，上身里面缠一层毛绳，熔覆毛皮，裤，羊毛裤和正常的红色和装饰层裤脚各缀一块皮子以代替皮靴。腰部缠一皮带，上系三个小皮鞘，鞘内分别装一小铜刀，布伦小铜木材和木锥。女俑帽饰不明，颈以下着紫红色平纹毛织长裙，裙摆用红色毛线缝缀，肩部用黄、棕、白三色毛线拧成绳捆扎。这些木俑中，有许多用线雕刻画出长大粗壮的鼻子，显示了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 1、武威汉墓木轺车马及御奴木俑：
1972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南15公里的磨咀子一带的48号墓，为西汉末年殉葬品。此东汉木轺车为木制，由车舆、伞盖、御奴和马组成。通长120厘米，为目前仅见汉代大型组合木雕。其中车通高97厘米，长80厘米，外用铜饰；马通高89厘米，长78厘米，作昂首睨视状，头颈、身、腿、尾等系分别雕造粘合而成，绘以红、白、黑3色；御奴高33.5厘米，跪坐，双手持缰，以黑白两色勾出眼鼻及冠服。这组木轺车结构复杂，器形宏大，制作细致，精美壮观，气势非凡，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汉代木雕作品，也是现存汉代木轺车马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 轺车，是古代一马驾驶的轻便车，我国古代经籍如《墨子》、《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它是古代的一种交通工具，专供上层贵族或帝王乘坐。根据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的轺车马的样式，可以判断墓主是享受600石至1000石食禄的州刺史以上官吏。车舆在设计上则是遵照阴阳五行的观念，真实地再现了轺车构造复杂的形制和精巧的木工技艺。车的造型成为我们研究汉代车舆的重要实物资料。河西走廊上沙漠茫茫，戈壁连天，只有高轮大轱轳车才能发挥作用，这种大车一直沿用至今。 组合木雕中，马的神态被刻画得十分突出，它的造型是按当时“良马式”的标准模式精心制作的。马头部的塑造注重体面的转折，凸凹分明；躯干则以半圆形体块概括，形成方圆相济的形态，体现了刚健与柔美、庄重与流动的完美结合。马的头、颈、身、四肢和耳、尾都分别制作，再用榫卯接合或粘连的方式组成。马的肌肉富于质感，眼大口张，作昂首嘶鸣睨视状，头部饰铜当卢，兽面饰衔镖一副，颈上套轭，皆为铜饰。马头上竖起的双耳像劈开的竹筒，目若悬铃，四腿叉开，挺胸扬尾，作昂首嘶鸣状，显示出良马的刚毅精神和雄健气势。马的造型采取较夸张的手法，马比座上的人明显不合比例地增大。御奴跪坐于舆内左侧，高33.5厘米，作双手持缰状，用白、黑两色勾绘眼、鼻及冠服，神态专注生动。而车的造型则轻便简洁，车轮也是大而有失比例。车与马形成鲜明对比，让人们在视觉上感到车轻马壮。为了对付善于骑射的匈奴，西汉王朝十分重视良马的蓄养和训练。在西域，尤其是武威所在的凉州，正是骏良生产的重要基地。雕刻者对表现对象是十分熟悉的，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归纳出良马的诸多特征，并提升为独特的艺术语言，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凿技巧，使木马俑具有生命的活力。用鲜明的艺术语言来表现被深刻理解过的良马特点，提高到哲理的高度去认识，从而将生活中的一般性的常见形象提炼成理想化的简明的形象，这是汉代木雕表现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车中跪坐的是御奴，作双手持缰状，表情漠然。车上华盖如亭，还有兽盖弓帽等铜饰，当卢、轭首均为铜制。在当时，只有豪族地主们才能享用这种高级的车子。 东汉木雕在雕刻技法上仍以突出外轮廓为主，细部多用彩绘表达，因此雕制时用刀简练，块面棱线分明，仅在头部稍作细部刻画，作风拙朴浑厚。对于形体硕大的木马，往往头、身、尾等部位分别雕刻，最后嵌合或粘接成整体。此件木轺车马便是如此。武威出土的木雕大都施以彩绘，这件铜饰木轺车马也不例外。马的全身涂以红色，望之如一团火焰，洋溢着火一般的生命激情；又以黑白色勾画眼、鼻等细部。对御奴的处理，脸和手施白色，以黑色涂冠服、描眼鼻。雕刻与彩绘的相与配合，使人、马等更具立体感。 武威汉墓木轺车马及御奴木俑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2、武威汉代彩绘木六博俑
彩绘六博俑1956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南15公里的磨咀子一带汉墓。与它同时期出土的木雕文物还有动物、车船模型等立体雕刻，均属随葬器物。而其中的木六博俑造型最为独特，在全国为首次发现。 六博棋是古代棋戏的一种，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都非常盛行。这种棋由两人玩，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其中各有一枚相当于王的棋子叫“枭”，另有五枚卢、雉、犊、塞(二枚)相当于卒的棋子。行棋在刻有曲道的盘局上进行，用投箸的方法决定行棋的步数。春秋战国时的兵制，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共六人，当时作为军事训练，两队人马竞赛，也是每方六人。由此可见，六博棋是象征当时战斗的一种游戏。据现代棋史学家的研究，这种古老的六博棋实际上是世界上一切有兵种盘局棋戏的鼻祖，诸如象棋、国际象棋、将棋等等有兵种的棋戏，都是由六博棋逐渐演变改革而成。因此木六博俑的出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我们了解汉代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人民生活、文化的第一手形象资料。 彩绘六博俑中两男俑高28～29厘米，相向跪坐，其间置一长木盘，造型服饰大致相同，皆着交领灰底白色宽带条纹装饰长袍，梳圆髻、蓄须，腰系带，面部及双手敷上白粉，其上墨绘五官、发髻、胡须、衣领、袖口等，其中盘左一俑右臂向前下伸，拇、食指握长方形棋子，其余三指伸直，似指木盘。盘右一俑右手置腹前，左手举胸前，五指直伸，皆表情生动，惟妙惟肖。 武威位于河西走廊的东段，汉五帝在武威设重镇。位于祁连山脚下，土质干燥，年降雨量少，使得武威距今两千多年左右的汉代木雕保存完好。武威汉墓的藏俗受到中原和川青地区的影响，多采用简洁古拙、粗犷奔放的的雕刻手法，着意刻画大的体块造型，并将彩绘纹样与立体造型完美结合，尤其是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雕，反映了当时河西走廊木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堪称是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木雕艺术的代表作品。 彩绘六博俑现藏甘肃博物馆。 3、江陵楚墓彩绘木俑
1971年出土于江陵武昌拍马山楚墓。为汉初木雕的代表作品。 俑高56.6厘米，头高约9厘米，头和躯体由整木雕成，足是另外安装的，一件手在胸前作叠交状，和躯干一起雕成，另一件双手在胸前作捧物状，是另外雕刻安装上去的。两件木俑轮廓富于曲线，彩绘服饰鲜丽典雅，面部耳、鼻、口全肉雕，而眉、眼、头用墨绘，唇部雕刻后施朱色，十分逼真。从颈项以下，俑的上衣下裳以及身上的佩饰，用朱墨二色绘制。 两件木俑的身份为侍女，且是侍奉在上等贵族之家。两俑皆身材颀长、体态文静。面部表情肃穆，并有些显得拘谨。木雕者将人物恭谨从命，小心翼翼的神态及其掩饰不住的郁闷表现得惟妙惟肖。的神态 江陵楚墓彩绘木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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