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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汉化”，有的欧美学者会很反感。最具有标志性的，当然是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关于清朝“汉化”的论点，以及她与何炳棣的争论。罗友枝认为“汉化”是二十世纪中国汉族民族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诠释，因此“去除‘汉化’理论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 我承认“汉化”的说法确实有问题。不过，我总觉得罗友枝与何炳棣的争论有些“失焦”，因为“汉化”并不仅仅涉及满清统治是否以及如何成功，也不仅仅涉及满族统治精英的文化“认同”。这一争论似乎过多聚焦在满族统治者如何对大清帝国有效控制和管理这一方面了，但事实上“汉化”不仅是一个政治史或制度史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史或社会史问题，它涉及这个帝国的疆域、族群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从政治史或制度史的角度，我部分同意罗友枝的观点，是因为她看到了清代作为多民族帝国的复杂性，清朝皇帝确实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手段和政治制度，来维护这个多族群帝国，并且努力维持满族认同以确保满族统治地位，而且由于这种“分治”，使得这个帝国始终存在多元文化。 但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角度，我也部分不同意罗友枝的观点，这是由于她为了强调这种复杂性，似乎不太考虑“汉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确实很大程度上在这个帝国确实存在。这不仅因为清朝皇帝“参汉酌金”，借儒家经典论证帝国合法性等等，而且也因为“汉化”确实存在于帝国各个区域，它不仅多多少少改变了满族统治者的文化（例如八旗子弟“骑射国语”等特性，在十八世纪以后的退化），而且在很多区域（如云南、贵州，甚至是满族龙兴之地满洲），也改变了原本非汉族人群的政治、生活和习俗。 同样，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角度，我也部分同意何炳棣的观点，因为他列举了“漫长的帝国时代（前221-1911）”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既有族群、宗教、哲学与生活的“最终彻底的汉化”，包括“对汉族古典文学和历史的了解，对儒家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接受”，也包括选择汉族的生活方式、婚丧制度和价值观念。 但是，从政治史或制度史角度，我也部分不同意何炳棣的看法，不仅因为他总是流露出不自觉的大汉族文化中心主义倾向，而且他把清代统治成功归功于满族统治者的汉化，也许过于夸大“汉化”的程度和作用了，因为清帝国统治的并不只是“中国”即汉族政治-文化核心区域，还包括蒙古、回部和西藏，以及满族龙兴之地即东北三将军管辖的地区。 西方学者批评“汉化”论，往往是基于捍卫多元文化合理性的立场。他们认为，中国学者常常把“汉/中国”的文化当做普世文化（或先进文化），而把其他族群的文化当做需要改造的特殊文化（或落后文化），“汉化”论总是假设汉文化是单向的影响，忽略了所谓“少数民族”对认同的选择。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汉化”当作帝国的统治策略，也不把“汉化”看成是某一族群文化的胜利，而只是视为一种曾经在社会史和文化史上发生过的现象，那么，完全否认“汉化”现象，是否也有一点矫枉过正？ 确实，传统中国的很多士大夫会把汉族文化当作“普世文化”，因而使异族汉化不仅是国家、官僚，也是士绅的责任。在没有另外可以整体挑战汉文化的异文化（如后来的西方文化）的时代（只有佛教传入中国时，曾经短暂地冲击过这种自以为是的文化观念），推广这种汉文化是很正常的。 从汉代文翁“化蜀”到宋代王安石“一道德，同风俗”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毁淫祠，兴学校”、“崇礼仪，严名分”、“读经典，兴科举”等做法，既是传统官僚士大夫觉得绝对应当遵循的文化举措，也是历代朝廷大力支持的政治策略，它确实曾经使得很多原本并非汉族的地区（例如清代西南苗彝地区），文化与生活发生了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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