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所见西域粟特人的社会生活风尚

粟特壁画

粟特人在我国古文献中被称作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 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九姓, 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 在特殊的地域和文明环境中, 形成了非凡的应变才智, 不但延续了他们独立的王统, 还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独特的商业民族。为了保障商队的安全并为经商活动提供便利, 他们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之地设立了驼队棚舍和一些自我保护性的组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初期临时性的过客变成了丝路沿线留居的侨民, 而驼队棚舍的所在地也就相应地成了粟特侨民的聚落。本文以今新疆地区为观察点, 梳理粟特人在西域的社会生活。

丝绸之路中的粟特

粟特胡人在西域的商业与社会活动

粟特胡人自4世纪起便不断组建规模不等的商团进入西域, 随着经商事业的发展一些人定居在西域, 在丝路沿线形成粟特聚落。这种情况在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上得到了反映。如吐鲁番阿斯塔那3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名籍残件上, 保留了45个人的姓名, 其中有来自康国的康婆颉骑知、康莫天等人, 有来自曹国的曹莫门陁、曹莫毗等27人, 有来自何国的何◆遮、穆国的木钵息等。这件名籍由于头尾都残缺了, 不清楚其性质, 所以不能判定他们是定居者还是胡商。 但根据其组成人员中曹姓居多、人数庞大, 而且曹阿致畔陀还有两名奴婢的情况推断, 这些人可能是一个来自曹国的大商团, 有奴婢跟随的曹阿致畔陀也许是商团的首领。

关于粟特人来西域进行商业贸易的情景, 我们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可了解一些情况。吐鲁番阿斯塔那第514号墓中出土的《内藏奏得称价钱帐》文书, 记载了麴氏高昌时期高昌城官市在进行交易时, 二三十名商人与买主进行交易的日期、买卖商品的名称、交易商品的数量、买卖双方上交给官市管理人员的“称价钱” (交易税)等内容。从姓名看, 交易者绝大多数是曹、何、康、安姓的粟特胡商, 交易的商品有产自高昌或来自中原的丝绸和药材, 还有可能来自印度的郁金根等等。

《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公元477年）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

　　永康十二年润（月）十四日，张祖从康阿醜买胡奴益富一人，年三十，交与贾行絰百叁拾柒匹，贾即毕，奴即付，奴若有人仍名，仰醜了理，祖不能知。二主和合，共成券义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罚行絰贰百柒拾肆匹，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沽各半。请宋忠书信，时见祖疆，迦奴、何养、苏高昌、唐胡。

粟特人的商业买卖中, 还有一种特殊的商品———胡奴婢。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1号墓出土的《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年)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文书提供了准确的买卖胡奴婢的信息。墓主人张祖从一个叫康阿醜的人那里买到一胡奴, 根据名字来看, 康阿醜应当是一个出身中亚康国的粟特人, 胡奴名益富, 这个名字很显然是为了便于买卖而取的汉式名字, 他本人应该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奴隶。同墓还出土有武士泥俑, 泥俑身材魁梧, 深目高鼻, 满面胡须, 具有明显粟特胡人的特征。

吐鲁番出土粟特文买女婢契约

粟特人在吐鲁番地区定居的情况,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也可以探得一二。2004年, 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巴达木古代墓葬时, 发现了三个台地, 其中一、二号台地是聚族而葬的两座茔院,一号台地为龟兹人白姓家族的茔院, 二号台地为康国人康姓家族的茔院。二号台地出土的干尸人体特征表现为:长颅、脸形上宽下窄、高鼻、深目、黄发, 他们是居住在高昌国的胡商, 或是在宗教政界为官的胡人。墓地出土墓志六方, 记载了康氏家族成员的状况, 由其中《延寿七年(630年)康浮图墓志》可知, 康浮图死于高昌国末年, 曾任左亲侍左右, 从其官职可以推测这个康氏家族胡人聚落在高昌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北凉玄始十年(421年)五月四日马雒赁舍券》反映了定居高昌地区的粟特人康口子、黄头、受恩母子三人的生活情况, 他们的名字已完全汉化, 有自己的房舍, 家境富裕, 把房舍出租给了马雒, 这与粟特人善于经商、放高利贷的禀性很符合。

由于定居在高昌, 粟特人逐渐涉足本地区的政治管理。2004 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交河故城沟西清理发掘了一康氏家族墓地, 共有36座, 墓中出土有波斯银币、仰俯式莲花纹陶罐(明显受汉佛教文化的影响), 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洞式墓, 这是隋唐时期当地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出土墓砖五方, 最早纪年是麹氏高昌国延昌三十三年(593 年), 最晚是唐龙朔二年(662年), 根据墓志铭文中出现的康◆钵等特有的姓氏以及“胡兵将领” 的官名可知, 这5方墓志的主人均系胡人, 即来自中亚昭武的粟特人。墓志中的“帐下左右” 、“高将”、“内将” 等官职名称说明这些粟特人在当地的政府中担任一定的军政职务。这证实了姜伯勤先生的观点,他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高昌丑岁(617年)兵额文书》, 认为在义和时期(614～ 619年)吐鲁番交河城在军事方面, “曾委与粟特人”。

十六国时期胡人在西域地区的身份主要为奴仆、传教者和商人, 到了北凉时期, 生活在西域地区的胡人已经走向了政界的高官阶层。粟特人4世纪末5世纪初进入吐鲁番盆地, 5世纪中叶粟特人在这里定居、经商, 有些人进入军政界。康氏家族墓的发现, 显示出胡人在吐鲁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7 ～ 8世纪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大量东迁, 相当一部分移居西域地区, 据《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 蒲昌海地区的石城镇、新城、蒲桃城、萨毗城等, 是“康国大首领康艳典” 于贞观(627 ～ 649年)中率领东迁的粟特胡人在原鄯善镇废址上重建的;伊州地区(今哈密)的七城亦居住有以石万年为首领的石国移民。唐高宗时期, 在播仙镇(今新疆且末)居住着以何伏帝延为城主的昭武九姓聚落, 可以说在唐代, 西州、蒲昌海地区、伊州、播仙镇、敦煌、甘州、凉州、长安、洛阳、盐州、云州、范阳、营州的柳城等地以及漠北回鹘汗国境内都分布有昭武九姓的聚落。这些东迁的九姓胡人除聚族而居外, 亦有一部分与汉族和回鹘人杂居,与当地的汉人或回鹘人通婚者亦不少,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前人已有详述, 在此不论。

中亚粟特胡人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居民点并逐渐定居, 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 参与当地的社会管理, 说明自汉代丝绸之路开拓以来, 中国内陆与西域的商业贸易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经济构成, 使中亚的粟特胡人感到从事联络中国内陆到中亚、西亚乃至更远区域的商业贸易, 是一种长期获利的事业;再者, 汉唐王朝的强大、西域社会的稳定, 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贸易活动。这些都是粟特人融入西域, 并逐渐成为西域定居居民的大的社会环境和背景。

粟特胡人在西域的文化风尚

粟特胡人作为中亚城邦诸国的居民, 曾经历过与多种文明交互融汇的文化历程。到了5 ～ 8世纪, 粟特本土的经济处于全盛时期, 文化视野也更加广阔。在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一遗址的北墙上, “用彩色绘着中央王国(中国)的皇帝, 在东墙上, 是突厥大汗和印度王, 在西墙上,是波斯王和拂菻(罗马)王”。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巴托尔德院士针对这些绘画指出: “在同一建筑中同时有罗马、波斯、中亚、中国和印度的统治者的形象, 这样的城市, 恐怕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

粟特胡人古老的文化根系, 与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月氏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欧亚古代游牧民族崇尚金银。在中亚粟特人故地, 雕刻各种艺术图案的金银器物发现甚多。粟特人东迁西域后, 把这种文化风尚带入各聚集点。1990年在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出土了6件银器,其中一只碗上的铭文为粟特文, 意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玛特神, 银重30斯塔特”;另一只银盘的内壁及盘底錾刻着七只驼鸟纹, 这些遗物透露出粟特本土文化与其周边文化的交融及其在丝路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粟特人的土陶烧制工艺和雕塑艺术表现出高超的水平。伊朗学家玛丽· 博伊斯在其《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中记载, “年末举行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节日, 则有特殊的用途, 除了庆祝无处不在的火的制造外, 还庆祝万物的创造;其特别表现为用不同的原料制造万物的模型。… …男孩子洗完脸和手, 从村外的河岸上取回优质粘土, 和上`净' 水, 揉成均匀的大块。第二天当土块变硬时, 全家人一起捏成自由站立的人物。牛、驴、绵羊等家畜的模型也深受欢迎,还常捏成驮着大物品袋和骑士的骆驼”。粟特人曾信仰过琐罗亚斯德教, 庆祝万物创造这一文化风尚, 可能在其东迁时带到了西域, 尤其是吐鲁番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出土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木雕胡俑和泥塑胡俑, 对这些俑的认识, 过去学术界多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予以评介, 但对其艺术创造主体、艺术创造立意等问题尚欠缺探讨。我们推断, 粟特胡人进入西域, 可能将其庆祝万物创造文化的传统带入, 因而影响了西域艺术创造之风气。

胡人镇墓兽

泥塑高髻胡人头像

粟特胡人在语言文字的传播和创造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突厥汗国最初以粟特文为书面文字, 后来借鉴了粟特文阿拉美字母创制了突厥文。在与中国内陆的贸易交往中, 粟特人发挥了文化媒介作用。在唐朝时的西州地区(今吐鲁番地区)有许多从事语言文字翻译工作的译语人就是粟特人。他们利用语言上的优势, 充当外交使节, 来往于诸国之间, 如定居在今酒泉的粟特人安诺槃陀就曾奉西魏太祖之命出使西突厥。唐太宗在和突厥颉利可汗的使臣密谈时, 只有一个名叫安元寿的亲信(他是粟特人的后裔)担任侍卫兼翻译。

彩绘胡人牵驼木俑

戴高帽胡人泥塑头像

粟特胡人虽然是一个商业民族, 但由于其整体文化素质较高, 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地, 甚至中原政府与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中, 他们中的一些人充当了沟通文化的使者甚至扮演了文化创造者、传播者的角色。

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中天山阿特—巴西山谷中央西部的科硕伊—克尔衮古城遗址发现了一个陶质的粟特香炉, 香炉上塑造了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粟特人侧面形象, 此遗址年代为7世纪末到8世纪。这件粟特香炉为我们认识新疆境内的几件类同器物提供了依据。疏附县乌帕尔乡出土的“人头像残陶片” 上的大胡子侧面人像, 其风格与粟特香炉上的人像非常相像。发现于和田地区的三耳人物罐上亦有相近的人物造型, 这些发现表明7 ～ 8世纪时今和田、疏勒等地有粟特人的聚居区。

东迁入西域粟特人的宗教信仰

粟特人曾先后信奉过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东迁入西域的粟特人将其信仰带入移居地,“高昌之天神, 即主要由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 。但其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形式, 可能会受周边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吐鲁番地区曾发现五胡十六国时期流行的“代人木牌” 葬俗现象, 代人木牌与汉代流行很广的方术有关, 也称“人形方术”, 它可以替人死亡, 可以代死者受各种惩罚, 吐鲁番地区75TAM90号墓出土的九枚“代人” 木牌, 正面是汉文, 背面写有粟特字母拼写的古代突厥语kisi, 经专家翻译此字词大意为“人、仆人或妻子”。这种现象表明移居吐鲁番盆地的粟特胡人, 在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

摩尼教早在3世纪末叶已传播到中亚地区, 粟特本土有许多人信奉摩尼教。敦煌出土的摩尼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里有许多源自中亚的语言, 其中就包括粟特语。古代吐鲁番是摩尼教传播的一个重要地区, 吐鲁番的摩尼教信仰与回鹘人的西迁有关, 回鹘人信仰摩尼教是受了粟特人的影响。吐鲁番出土的《牟羽可汗入教记》残本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漠北回纥接受并尊崇摩尼教为国教的经过。在这个过程中, 活跃在回鹘汗国的粟特人起了很大的作用。779年顿莫贺发动政变杀死牟羽可汗自立后, “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 。回鹘在840年国破西迁后还尊奉摩尼教达三四百年之久, 这说明, 摩尼教在回鹘的兴盛并不只是统治者个人的作用, 而是由回鹘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这与吐鲁番盆地有大量的粟特居民关系密切。

在吐鲁番考古发现的粟特文文献中, 有佛教、摩尼教、景教写经, 这说明西域粟特人宗教信仰的复杂。1981年文物工作者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三件粟特文书和五件回鹘文书, 其中一件粟特文书是摩尼教东方教区负责人写给本教区教主的信, 信中说: “又给于生命的王夷数, 进而由各个时代的佛陀们, 还有天使们、守护灵们, 使全教会具备新的光荣和幸运… …” 在这段文字中, 除了摩尼教的精神内涵外, 佛陀、天使的名称也出现在这封摩尼教徒的书信中。这封信是用粟特文写成的, 写信者有可能就是粟特人。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高昌地区的粟特人, 在宗教信仰方面有着融合的趋势。科硕伊—克尔衮古城遗址出土的粟特香炉、新疆和田、疏附县出土的粟特风格的器物, 也能反映出西域粟特人在宗教信仰上的融合趋势。疏附县出土的器物上除了连珠圈纹、圈内的大胡子人像头戴月亮宝冠、各连珠圈纹间隙中的忍冬纹外, 还有环绕器物一圈的龙纹图像, 和田出土的器物上连珠圈内的人物虽然戴着月亮宝冠, 但没有了大胡须, 增加了女性人像, 女性人像有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头光, 有人曾撰文解释此女性是印度的恒河女神, 将此女性人像与新疆的壁画比对, 我们发现此女性人像就是新疆壁画中的菩萨像。这也许是和田粟特人宗教信仰由祆教转化为佛教的一个端倪。

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畅通, 使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在其沿线建立聚集点, 人多势众后, 粟特人开始参与当地社会管理事务。粟特人对西域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创作、宗教信仰的交流和沟通等方面, 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为西域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来源：《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