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里木盆地周边的西域绿洲王国是中古时期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粟特人东来经商、迁徙的重要地点。作为西域北道的重要绿洲，焉耆在历史上也是粟特人活动的重要一站。不过，史籍对于粟特人在焉耆的活动所载甚少，所幸考古发现提供了不少重要材料。七个星发现的粟特文银碗和纳骨器表明5～8世纪时在焉耆的粟特人有些是祆教徒，但粟特语佛经残片则表明有些已经皈依了佛教，这很可能是和当地佛教团体之间密切的经济合作的结果。9、10世纪时，焉耆处于西州回鹘汗国治下，摩尼教是西域北道当时流行的宗教。吐鲁番出土《摩尼教赞美诗》跋文所列举的焉耆摩尼教徒中，将近一半是粟特人。吐鲁番、和田出土的粟特语、回鹘语文书显示，焉耆的粟特摩尼教教徒有一些是在中亚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从事棉布买卖的商人。为了便于开展贸易，西域北道沿线绿洲的粟特胡人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网络，与此同时，与当地佛教团体之间的商业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在当地根基和影响力很深的佛教也深得回鹘统治上层的青睐。 粟特人是活跃在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商业民族，利之所在，无远不至。通过在丝路沿线的商业活动，他们也把东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向各地传播。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境内的考古新发现推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研究成为学界热点，但焉耆的粟特人迄今为止尚未有过专题研究。 焉耆是西域北道上的重要绿洲，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成为控扼西域交通的咽喉之地：向东可通吐鲁番盆地；向西经龟兹越葱岭可通中亚、西亚；向北出巴伦台等山口可达天山以北地区；向南出铁门关可至天山以南各地，从铁门关向东沿孔雀河经楼兰古城和白龙堆则可直通敦煌。[1]焉耆地区发现的文物、文献等资料表明，和其相邻的吐鲁番、龟兹一样，焉耆在历史上也是中亚粟特胡人东来西域经商、迁徙的一个重要地点。[2]对此吐鲁番发现的一件不早于9世纪的粟特语文书《国名表》（Nāfānmak）似可作印证，其所载诸国中焉耆（粟特语作̓rcyk）赫然在列。[3]然而，囿于现有资料，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粟特人在焉耆的存在情况仍然不甚清楚。学界最近对焉耆七个星出土粟特人纳骨器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古时期在西域地区广泛活动的粟特人的了解。[4]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焉耆、吐鲁番等地出土的胡语、汉语文献及相关文物，以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粟特人在焉耆活动的认识。 对于公元5～8世纪粟特人在焉耆的活动情况，囿于相关材料不足，我们所知甚少。上述七个星出土的陶质纳骨器是专门装殓祆教徒骸骨的葬具，表明早期在焉耆活动的粟特人信仰的是祆教（源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这也是中古时期进入中国的粟特胡人的主流信仰。尽管焉耆目前仅有一个不完整的纳骨器得以保存下来，但考古人员最初调查时发现了至少三个，有可能原本的数目还要更多。联系库车、吐鲁番也是在同一地点发现一个以上纳骨器的先例来看，[5]每一处发现地点可以视作其周边区域粟特祆教徒葬具的纳骨器的集中存放区，类似于粟特本土的用于纳骨器存放的场所纳吾斯（naus）。这些纳骨器的主人生前生活的聚落，应该就在其发现地点的附近。 焉耆的粟特胡人聚落具体位于何处，史无所载，一种可能是与七个星佛寺遗址相距10公里左右的七个星镇老城村。该地1989年时曾出土过一组五件异域风格明显的银器，其中两件分别带有粟特语、中古波斯语铭文。[6]后者应该是萨珊波斯的器物，尽管不能完全否认这一批银器的主人可能是波斯人，但从中古时期波斯人在西域的寥寥行迹以及粟特人在此的活跃程度来看，是粟特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7]若此判断不误，这也是目前所见反映粟特人在焉耆活动的最早材料——此前学者通过对工艺、图案及粟特文铭文等进行分析，认为当属5～6世纪左右的遗物，[8]最近辛维廉（N.Sims-Williams）告诉笔者，从粟特语铭文的字体看，相较6世纪、7世纪初的一些粟特语铭文和文献，焉耆银碗铭文与敦煌4世纪初的粟特文古信札更为接近，因此这批银器的年代可能是在5世纪，甚至也有可能早至4世纪。 在焉耆的交通网络中，七个星镇是向北通达天山以北地区重要交通路线的经行之地。我们知道，粟特商人有往来贸易的兴胡，还有著籍当地的胡人，这批银器有可能是经行此地的粟特人留下的，但考虑到迄今为止焉耆所发现的有关粟特人活动踪迹的材料皆是出自七个星镇，它们是由在此生活的粟特胡人留下的可能性更大，老城村一带应该就是当时在焉耆活动的粟特胡人聚落所在。这一时期粟特人在焉耆的具体情况因材料缺乏而不清楚，他们在这一带的聚居或许一直延续到了隋唐乃至更晚时期。 唐代在焉耆活动的粟特胡人，有一些可能是从事非地方性的丝路贸易，比如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中出现的充当保人的“乌（焉）耆人曹不那遮”，[9]从姓、名来判断，应是来自曹国的粟特胡人。[10]虽为焉耆人，却现身西州（吐鲁番），这种流动状态表明其身份很有可能是商人（尽管文书没有将他写作“兴胡”），他给前往长安经商的粟特商人做担保，则他自己是商人的可能性很高。[11]这件文书中出现的五个粟特保人，除一人是西州当地的，其余三个分别来自焉耆、伊州和庭州，这也生动地反映出西域不同绿洲间的粟特胡人的密切联系。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留下这些纳骨器的粟特人就生活在七个星佛寺内或周边。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生活在佛教寺院的范围内，换句话说，二者之间有密切关系，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太可能，但从现有材料看这种可能性不可排除。在此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是在焉耆七个星，还是在吐鲁番吐峪沟，粟特纳骨器的发现地点皆与佛教寺院、石窟相距很近。[12]这或许不是巧合，很可能反映了粟特胡人与当地佛教寺院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纳骨器的主人很可能就居住在寺院附近，甚或有可能在同一空间范围内。遗憾的是，焉耆并未留给我们太多可资进一步考察的资料，所幸同一时期龟兹粟特人的情况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照。 库车地区出土的汉语、吐火罗语B（龟兹语）文书表明，7、8世纪在龟兹的粟特人中，既有祆教徒，也有已经皈依佛教者。[13]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焉耆，七个星遗址曾经发现过一些7、8世纪的粟特语佛经残片，[14]表明在焉耆活动的粟特人，除了有祆教徒及下文讨论的摩尼教徒外，还有仍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粟特语的佛教徒。龟兹的粟特佛教徒介入当地寺院经济的程度颇深，在寺院经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的充当寺院钱财使用的见证人，有的负责押运粮食，有的负责糖、酒等非日常品的购买，甚至还有个别人积极介入到当地官府事务的运作中。粟特佛教徒在唐代龟兹如此活跃的表现，甚至让人以为他们很可能是龟兹当时佛寺经济的重要支撑者。[15] 唐代虽然也是焉耆数百年佛教史上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但焉耆的佛教寺院规模及寺院经济远不能与龟兹相比，玄奘笔下的阿耆尼国（即焉耆）不过“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屈支国（即龟兹）则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16]。但龟兹的粟特人与当地佛寺、地方社会的互动模式，很可能也存在于焉耆。比如，龟兹寺院在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必需的一些物品，焉耆的寺院应该同样需要。龟兹文书中涉及的物品，有些当地即有出产，如粮食、糖、酒；有些则未必，如需求很高的香料，主要依靠远程贸易转运而来，而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控制在粟特人手中，[17]从事远程贸易的粟特商队和从事地方贸易的粟特胡人合作，在丰富绿洲社会市场供给的同时，加深了粟特人与当地社会之间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焉耆、龟兹粟特胡人的信仰从祆教到佛教的转变，应该是在焉耆、龟兹而非其粟特故土完成的，因为这一时期粟特本土的信仰或是传统的祆教，或是新来的伊斯兰教，焉耆、敦煌等地发现的粟特语佛教文献乃是译自汉语、吐火罗语佛教文献的事实对此也是有力佐证。[18]促使西域地区一些粟特胡人信仰转换的原因，除了和他们当时所活动的龟兹、焉耆社会非常浓厚的佛教氛围有关外，可能更在于他们与当地佛教团体之间的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密切联系，比如龙门石窟题记所载洛阳南市香行社粟特胡商的佛教信仰，可能与其所从事的与佛教密切相关的香药贸易有关。[19]粟特人与当地佛教徒的频繁交往，协助寺院处理日常经济事务，等等，使得他们最终选择了皈依佛教。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像龟兹那样丰富的文献、图像资料，焉耆的粟特佛教徒与当地佛教寺院、地方社会之间如何互动尚不可知，这也有待将来有更多资料面世。 以上主要讨论了5～8世纪时在焉耆活动的信仰祆教和佛教的粟特人。从焉耆、吐鲁番等地出土材料看，从7世纪左右开始，到10世纪左右，焉耆境内还有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活动。对于此一时期摩尼教在焉耆的发展情况以及焉耆粟特人的摩尼教信仰，前人有详细分析，[20]此不赘述，以下部分主要对9、10世纪在焉耆的粟特人的商业活动试作一些分析。 俄罗斯圣彼得堡收藏了一封粟特文书写的焉耆可敦（'rkc'nch x't'wnh）致摩尼教慕闍（mwck'）的书信（L44）。[21]信文中有些词汇、表达颇具古风，因此有学者认为信的年代或许在隋唐之交的7世纪初叶，由信文是用粟特语书写、起草地点在焉耆可知，当时焉耆应该有粟特人是摩尼教徒，不过数量可能不多。[22] 另一件有关焉耆粟特摩尼教徒的重要文献，是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的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编号M 1）的跋文。该赞美诗集是早在762/763年即开始抄写，但未能完成，此后多年一直被存放在焉耆一所摩尼教寺院内，直到回鹘保义可汗在位（808～821）时期才得以全部完成。由此看来，焉耆早在762年之前已建有摩尼寺。[23]既已建寺，那就有摩尼教僧众在焉耆，从后来的情况看，当时就有粟特人。 跋文在叙述赞美诗集抄写缘起之外，还罗列了当时漠北回鹘大量的王族成员、与王族密切相关的宰相权臣，以及从北庭、高昌到塔里木盆地北沿城镇龟兹（包括佉沙和拨换）、焉耆、于术等地的摩尼教信众。从人名拼写可以看出回鹘摩尼教教团的上层人士中，除回鹘人外，还有粟特人、波斯人及少量汉人。粟特式人名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龟兹、焉耆、于术等地的大量出现，表明9世纪左右西域北道绿洲沿线生活有不少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24] 在上述跋文所列人名表中，焉耆的摩尼教徒共32人，可看作粟特人的有13人，其身份为“听者”。根据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撰成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的五级仪（即教会中的五个神职等级），“听者”为最低一等：“第五，耨沙喭，译云一切净信听者。”[25]听者是在世俗社会生活的摩尼教平信徒，而且作为听者，他们有义务供养、支持选民身份的僧侣阶层。那么，焉耆的粟特摩尼平教徒是以何为营生并供养选民呢？从现有材料看，他们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 吉田豊曾举出德国探险队获自吐鲁番的一件粟特文残片（Ch/U6879）说明粟特人的贸易情况，该残片中有“粟特棉布……焉耆棉布（swγδ'ny wšyny…'rkc'ny wšyny）”的字样，由于还提到了摩尼教僧侣，他判定其年代可能是在10世纪。基于姜伯勤对敦煌文书中有关胡锦、番锦的研究，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的一块带有阿拉伯文的织锦，以及森安孝夫对用作西州回鹘王国货币的“官布（quanbu）”的研究，吉田认为这一残片是10世纪时中亚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之间存在贸易的直接证据。[26] 此处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从事棉布贸易的事实，近年来和田发现的大约8世纪末9世纪上半的一件粟特语经济文书可视为佐证。该文书记录了粟特人在于阗的棉布交易情况，其中提到的粟特人可支配的铜钱数额巨大（如1000贯），反映出其交易量着实不小。[27]当地粟特人所贩卖的棉布来自何处，文书没有说明，有可能是本地出产，[28]也有可能是来自粟特本土，毕竟上引吐鲁番出土粟特语文书中提到有“粟特棉布”。对此，纳尔沙希（al-Narshakhī）943～944年写成的《布哈拉史》（History of Bukhara）中即为明证：书中提到10世纪时布哈拉（唐时安国）生产的一种织物远销各地，其质地当为棉布（详见下文）。为便于讨论，引用这段文字如下： 从引文最后一句不难看出，10世纪时布哈拉出产的这种质量上乘的织物，明显不是丝绸而应是其他材质。不过，由于20世纪50年代在比利时于伊圣母院（Notre-Dame de Huy）收藏的一块带有所谓“粟特文”的联珠对羊文锦，被粟特语大家恒宁（W.B.Henning）读出了“Zandanīčī”一词，织物研究专家谢珀德（D.G.Shepherd）据此将于伊织锦比定为“赞丹尼奇”，年代在7世纪左右，此后“赞丹尼奇”就被认为是一种在粟特生产的织锦。[30]事实上，最近几年来，已经有学者通过分析上引《布哈拉史》中的记载，结合图案纹样、尺寸、年代等质疑这种说法，指出“赞丹尼奇”并非丝织物而应是一种棉布，[31]但因旧说流布甚广、影响很大，质疑的声音并未引起太多反响。直到最近，辛维廉在考察于伊织锦实物后发现，其上的文字并非粟特文而更像是阿拉伯文，于是和闪米特语专家杰弗里·汗（Geoffrey Khan）合作，撰文清理旧说并给出了阿拉伯文的释读结果，学界这才认识到该织锦的产地不太可能是在粟特地区，而应是在埃及、叙利亚或者伊拉克，同类织物的年代也比7世纪要晚，应该是在9世纪以后。[32]笔者无意于此讨论所谓“赞丹尼奇锦”问题，仅想借之说明，文献记载表明，10世纪左右粟特地区有大量优质棉布供应市场，这些棉布除了被销往《布哈拉史》中提到的西亚、印度之外，很可能也被粟特商人贩运到了粟特本土以东的塔里木盆地甚或敦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0世纪前后在焉耆、高昌等地从事棉布买卖的粟特人可能是摩尼教徒，但在9世纪左右的于阗，从事棉布买卖的粟特人，根据吉田豊最近的研究，甚至有可能是犹太教徒，[33]这也反映出当时粟特胡人信仰的多样性。笔者以为，在研究粟特胡人的移民、商业活动及文化等问题时，当然应该重视其信仰，不过也应避免过于强调胡人之间信仰之不同。对于流散在外的粟特人来说，信仰不同可能并不会影响他们在商业上的合作，毕竟，他们还存在以族群、地域、职业或婚姻为纽带的认同。 上引两件粟特语文书反映的9、10世纪粟特胡人棉布贸易的地点，既有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也有盆地北缘的焉耆以及高昌。结合《摩尼教赞美诗集》揭示的回鹘所控制的塔里木盆地北缘重要城镇皆有粟特摩尼教徒大量存在这一事实可知，除焉耆外，西域北道于术、龟兹、拨换、疏勒这一线，可能都有从事棉布贸易的粟特摩尼教徒。基于共同的信仰和族群背景，北道绿洲的粟特胡人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贸易网络，而且，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于阗国摩尼师入贡品中有胡锦一段的记载来看，[34]这一网络很可能也涵括了南道的于阗。吉田豊提示的回鹘统治西域时期中亚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之间的贸易活动，[35]可能正是借助这一网络得以开展并发挥影响力，控制这一网络的，应该就是在该区域已经活动数百年之久、商业势力雄厚的粟特人。[36] 以上主要讨论了10世纪前后焉耆的粟特摩尼教徒的商业活动。除摩尼教外，七个星佛教遗址壁画上的回鹘文题记及回鹘形象供养人等都表明，在回鹘王国统治西域时期，焉耆的佛教不仅依然存在，且受到了处于统治上层的回鹘人的青睐，甚至有学者认为，回鹘统治时期可能是焉耆七个星佛寺最为繁荣的时期。[37]此一时期是否仍有粟特人信仰佛教，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暂且撇开粟特人的信仰不谈，焉耆发现的两件粟特文木牍表明粟特人和焉耆佛教寺院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商业联系。[38]由于图版不清，文字难于辨认，目前对这两件木牍的释读并不理想，吉田豊根据其释读的部分含有数字、物品等信息，认为木牍可能是系在商品上的标签；基于其上所书粟特文的字体形态，他判定木牍的年代可能是在10世纪。[39]这两件木牍是黄文弼在明屋沟北区（即七个星佛寺遗址北大寺）的一个小庙发现的，离木牍发现地不远处，还有倒塌的泥塑佛像残件，[40]表明这里应该是一个佛教寺院遗址。从上文讨论的10世纪西域北道粟特胡人的总体情况看，书写木牍的粟特人，身为摩尼教徒的可能性比佛教徒要更大一些。若此判断不误，那么该如何解释摩尼教徒和佛教徒之间的关系。对此焉耆留下的材料太少，难以进行分析，所幸邻近的高昌出土的材料可资借用。松井太在对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的一件摩尼教寺院的粟特语—回鹘语双语文书（*U 9248）研究后指出，10～11世纪时高昌的摩尼教寺院和佛教僧人之间存在商业合作关系，这是因为作为统治阶层的回鹘政权尽管最初大力扶植摩尼教，但毕竟其所统治的高昌地区佛教的根基和影响力很深，当地民众普遍信仰佛教，因此摩尼教寺院在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需要与佛教徒进行合作。[41]看来这一时期摩尼教寺院和佛教徒之间的密切关系远超我们原来的认识。回到焉耆的情况来看，留下两件木牍的粟特人或许就是充当焉耆摩尼教寺院的商业代理人，与佛教寺院或个人进行商业上的合作。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不过从9世纪以后高昌、焉耆两地的摩尼教寺院之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来判断，[42]高昌摩尼教寺院的做法被焉耆乃至龟兹、疏勒等地的摩尼教寺院所借鉴，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相关材料甚少，我们对粟特这一外来族群在西域北道绿洲王国焉耆数百年活动的历史了解得非常有限。本文通过分析一些细微线索，以期对焉耆的粟特胡人做一番历时性考察，从而加深我们对于丝路商人粟特胡人在此地的变迁、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认识，同时也希望能从胡人的角度来看丝路城市焉耆的古代社会。
滑动查阅 [1] 参看孟凡人：《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镇城的方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第56页；此据作者《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焉耆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路线，可参看同书“丝路交通线概说”一节（第321～377页）相关文字及附图。 [2] 主要参看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172页；此据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三联书店，2014年，第32～33页；又，《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1页；此据作者《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19～20页。 [3] W.B.Henning，Sogdica，London，1940，pp.8-11；repr.in W.B.Henning Selected Papers II，Acta Iranica 15，Leiden：Brill，1977，pp.9-12. [4] 毕波：《焉耆七个星出土纳骨器研究》，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5～52页。 [5] 柳洪亮：《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发现陶棺葬》，《考古》1986年第1期，第87页；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59～60页；影山悦子撰；毛民译：《粟特人在库车：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 年，第192～194页。 [6] 这批银器的正式报告尚未发表，粟特语铭文银碗因破损严重未见公布图片，中古波斯语铭文银碗、七鸵纹银盘和虎纹银盘的图片和说明，可参看J.Watt et al.(eds.)，China.Dawn of a Golden Age，200-750 AD，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04，pp.185-188。这批银器的收藏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之前将这几件文物的高清照片和说明文字放在其官网上：http：//xjbzmuseum.com.cn/，但最近无法登录。关于这批银器，我们近期有专门讨论，此不赘述。 [7] 冉万里以七个星出土的这件中古波斯语银碗作为例证，讨论从魏晋到唐中国和波斯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从两则故事的比较看唐王朝与波斯的文化交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07页）。就西域绿洲王国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交流更多是间接的，换句话说，双方的交流更多是通过媒介得以实现的，这一媒介应该是粟特人。 [8] 参看孙机：《七鸵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J.Watt et al.( eds.)，China.Dawn of a Golden Age，pp.185-188；吉田豊：《ソグド語資料から見たソグド人の活動》，《中央アジアの統合9—16世紀》，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第231页。 [9] 文书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版）第叁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46～350页。 [10]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19页；“不那遮”一名，粟特语为prnc，参看P.Lurje，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Vienna，2011，p.300。 [11] 魏义天（É.de la Vaissière）认为曹不那遮和其他保人很有可能是商人，但没有给出理由（Sogdian Traders：A History，tr.by J.Ward，Leiden：Brill，2005，p.180）。吐鲁番文书中有不少焉耆人在吐鲁番活动的例证，也有个别吐鲁番人在焉耆的情况，说明两地之间包括粟特人在内的人员流动是比较频繁的。关于这一时期两地之间的关系，参看裴成国：《论5～8世纪吐鲁番与焉耆的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127～132页。 [12] 二者位置上的相近，甚至使得有学者最初误认为吐峪沟沟口发现的两个纳骨器是两个和尚的葬具，参看柳洪亮：《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发现陶棺葬》，第89页。 [13] 参看庆昭蓉：《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第54～75页。 [14] 这些残片是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发现的，参看：W.Sundermann，“First Results of Cooperative Work between Ryukoku University and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GDR on Buddhist Sogdian Turfan Texts”，The Annual of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al Studies Ryūkoku University 12，1989，p.14；K.Kudara und W.Sundermann，“Fragmente einer soghdischen Handschrift des Viśesacinti-brahma-pariprcchā-sūtra”，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8.2，1991，pp.246-263；I.Yakubovitch and Y.Yoshida，“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Saṃghāṭasūtra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D.Weber (ed.)，Languages of Iran：Past and Present.Iranian Studies in Memoriam David Neil MacKenzie，Wiesbaden，2005，pp.245-248，254-255。 [15] 庆昭蓉：《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第75页。 [16]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48、54页。 [17] 毕波：《粟特人与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10卷第2期，2013年，第299～323页。佛教与远程贸易的关系，参看J.Neelis，Early Buddhist Transmission and Trade Networks：Mobility and Exchange within and beyond the Northwestern Borderlands of South Asia，Leiden：Brill，2011。 [18] 敦煌、西域出土粟特语佛经所反映的东来粟特人的佛教信仰与汉地佛教、西域绿洲王国佛教之间的关系，参看吉田豊最近的两篇综论性文章：Y.Yoshida，“Buddhist Literature in Sogdian”，R.E.Emmerick and M.Macuch (eds.)，The Literature of Pre-Islamic Iran.Companion Volume I to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London，2009，pp.288-329；Y.Yoshida，“Buddhist Texts produced by the Sogdians in China”，M.Maggi et al.(eds.)，Buddhism among the Iranian Peoples of Central Asia，Vienna，2013，pp.155-179. [19] 参看毕波：《粟特人与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第320～322页。 [20] 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华书局，2012年，第96～100页；又见王媛媛：《考古资料所见焉耆摩尼教》，《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62～71页。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126～142页。 [21] A.N.Ragoza，Sogdijskie Fragmenty Central̓no-Aziatskogo Sobranija Instituta Vostokovedenja，Moskva，1980，pp.35-36，Pl.137；N.Sims-Williams，“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Leningrad”，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4.2，1981，pp.235-236. [22]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32页；王媛媛在讨论这条材料时则认为，这“只能说明焉耆可敦的个人信仰，无法推测其是否影响了焉耆的宗教氛围。”（《考古资料所见焉耆摩尼教》，第63页） [23] F.W.K.Müller，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Mahrnāmag)，APAW，Berlin，1913。M1跋文的转写、中文翻译和注释，参看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第43～70页；王媛媛：《考古资料所见焉耆摩尼教》，《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65页。 [24] 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第450～453页。 [25]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年，第285页。 [26] Y.Yoshida，“Review of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by É.de la Vaissièr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3rd series，Vol.14，Issue 2，2004，p.173. [27] Bi Bo and N.Sims-Williams，“Sogdian Documents from Khotan，I：Four Economic Documents”，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0.4，2011，pp.505-506；此据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17、55～61页。当地粟特人所贩卖的棉布来自何处，文书没有说明，有可能是本地出产， [28]8世纪以后，棉花种植在于阗已经比较普遍，参看毕波：《古代于阗的一种织物——白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62～170页。 [29] R.N.Frye.The History of Bukhara.Translated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al by Narshakhī，Massachussetts：Cambridge，1954，pp.15-16.此处“赞丹尼奇”的译法跟从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11～212页）。 [30]D.G.Shepherd and W.B.Henning，“Zandanījī Identified？”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 Kunst：Festschrift für E.Künhel.Berlin，1959，pp.15-40；“Zandanījī Revisited”，Documenta Textilia.Festschrift für Sigrid Müller-Christensen，hrsg.von M.Flury-Lemberg und K.Stolleis，München，1980，pp.105-122. [31]B.I.Marshak，“The So-called Zandanījī Silks：Comparisons with the Art of Sogdia”，in：R.Schorta (ed.)，Central Asian Textiles and Their Context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Riggisberg，2006，pp.49-60；V.I.Raspopova，“Textiles Represented in Sogdian Murals”，ibid.，pp.61-73。魏义天在《粟特商人史》中尽管接受了于伊锦 = “赞丹尼奇”的比定，但也指出“赞丹尼奇”更可能是一种棉布（Sogdian Traders：A History，p.239）。 [32] N.Sims-Williams and G.Khan，“Zandanījī Misidentified”，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2，2008［2012］，pp.207-214. [33] 吉田豊撰；陈丽芳译：《于阗的粟特人——对和田出土的两件犹太波斯语信札的一些新见解》，《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第621～629页。 [34]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7页。 [35] Yoshida，“Review of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by É.de la Vaissièr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3rd series，Vol.14，Issue 2，2004，p.173. [36] 活跃在西州回鹘（高昌回鹘）王国的粟特人及其在该王国对外交往、贸易中所起作用的例证，参看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132～135页。 [37] 佳科诺娃（N.A.Dyakonova）编著《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8页。斯坦因从七个星佛寺遗址北区最北的xviii（俄人编号K13）遗址发掘的壁画（mi.xviii.0014），上有回鹘文题记及回鹘供养人形象（A.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III，Oxford，1921，p.1187；Vol.IV，Pl.CXXVI）；Marylin M.Rhie认为该遗址肯定是一个唐代至回鹘统治时期的寺院（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Vol.II：The Eastern Chin and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in China and Tumshuk，Kucha and Karashahr in Central Asia，Leiden：Brill，2002，pp.797-799）。俄国探险队由此地携回的文物及考察报告记录中也有一些回鹘文题记、写本及回鹘供养人像等，参看《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第110、121、131、155、157～158、169页。 [38]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37、43页，图版XXVII。限于当时条件，他误以为是“古维文”。 [39] 吉田豊：《ソグド語研究文献目録（1979-1984）》，第83页；又《ソグド文字で表記された漢字音》，《東方学報》第66号，1994年，第368页；Yoshida ，“Review of de la Vaissière，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pp.173-174。 [40]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37页。 [41] D.Matsui，“A Sogdian-Uigur Bilingual Fragment from the Arat Collection”（阿拉提藏品中的一件粟特语回鹘语双语文书），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5～127页。 [42] 王媛媛：《考古资料所见焉耆摩尼教》，《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7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编校：王润泽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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