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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刻帖对帖学与后世书法的影响
《中国书法》杂志2008年第11期（署名圉公）
北宋赵氏王朝于960年定都汴京（今开封）后，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的实施使北宋的文化艺术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北宋刻帖即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
谈到北宋刻帖，自然先从《淳化阁帖》说起。有关资料显示，《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丛帖。所谓丛帖，是针对于单帖而言的。丛帖又有汇帖、套帖之称。在《淳化阁帖》之前，据记载南唐曾有《保大帖》、《昇元帖》二部丛帖问世，惜皆已失传，也就无可考究了。
《淳化阁帖》因摹勒刊刻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而得名，又因所刊刻书法作品大部分出自皇宫秘阁，又被称为《淳化秘阁法帖》，或简称为《阁帖》、《官法帖》、《法帖》。《淳化阁帖》的编刊问世，不排除与宋太宗对书法艺术的偏爱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宋太宗意欲通过这种形式来树立赵宋统治在文化继承上的正统性。在这之前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就诏令有关人员编纂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和一千卷的《太平御览》。随后又于太平兴国七年（982）诏纂《文苑英华》一千卷。十年后，宋太宗又诏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负责辑刻《淳化阁帖》十卷，不能不看作是这一系列宋代文化工程的延续。
《淳化阁帖》原是用枣木镌版刊印而成，宋·汪逵在《淳化阁帖辨记》中考证说：“其本乃木刻，计184版，2287行。”后又有人统计出，《淳化阁帖》十卷共收历代书家102人，420帖。其帖源大致有三个方面：官方搜集、民间求购和内府御藏。其中，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收汉至唐帝王19人，计50帖；第二卷至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收汉张芝至唐薄绍之等67人，计114帖；第五卷为历代诸家法帖，收上古仓颉至唐代张旭等14人23帖（无名氏法帖6件）。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计170帖（其中有重出）；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献之书，计63帖。从中可以看出，420帖法书中，羲、献二王占了233帖，超出了半数以上，可见宋人对“二王”书法的推崇。
《淳化阁帖》的刊行问世，开启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刻帖之风，从而引发了宋代乃至明清的刻帖热潮。宋太宗以后的北、南宋300余年间，几乎每一朝都有一批新帖问世。继《淳化阁帖》之后，北宋较为著名的刻帖有如下十数种。宋仁宗庆历五年（1041），丞相刘沆在长沙任上时以《淳化阁帖》为祖本 ，命慧照大师希白摹刻于石，世称《长沙帖》，又因长沙在宋时属潭州，故亦称《潭帖》。与《淳化阁帖》相比较，《潭帖》又增刻了王羲之《霜寒》、《十七日》二帖及晋代王濛和唐代颜真卿诸帖。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驸马都尉潘师旦以《淳化阁帖》为祖本重摹并参入别帖，编为二十卷刻于绛州，世称《绛帖》。宋英宗治平年间，庐陵萧汝器宰和州之含山，得刘楚公《被赐阁帖》，重新摹刻后携回庐陵，被后人称之为《庐陵帖》。宋哲宗元祐五年，秘书省邓洵武、孙谔等上书，请旨重修《淳化阁帖》，至建中靖国元年摹刻完工，历时十二年，史称《秘阁帖》；元祐七年（1086），刘次庄得吕和卿阁本，重摹刻于临江，史称《临江帖》，因刘次庄斋号“戏鱼堂”，又称《临江戏鱼堂帖》；也是这一年，朝廷下旨把《淳化阁帖》与《秘阁帖》之外的法书摹刻入石，称之为《秘阁续帖》，十卷。宋徽宗大观初年，徽宗以《淳化阁帖》多有漫患不清，且王著标题又多处舛错，枣木版业已皴裂之故，遂诏取内府所藏墨迹，命龙大渊等更定次序，重摹刻上石，又命时任丞相的蔡京重题了帖名。因此帖末署“大观三年（1109）正月一日奉旨摹勒上石”正书二行，世称《大观帖》，又因刻石于太清楼下，故亦名之曰《太清楼帖》。大观三年已丑，汝州知州王寀采集夏、商、晋、唐、五代名人书法刻石，置于郡斋之坐啸堂，每段都刻有汝州印记，后世称之为《汝州帖》。宋高宗南渡后，因战乱所致，内府旧藏帖版、书迹几乎散失殆尽。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绍依《淳化阁帖》原拓翻刻置于国子监，世称《绍兴国子监本》。后又增入唐、宋人墨迹重勒石于禁中，名之为《绍兴重刻国子监帖》。同年，绍兴郡守张斛集《秘阁帖》、《潭帖》、《汝帖》、《临江帖》诸帖，参校编纂成《武陵帖》，后又摹刻编纂《鼎帖》。绍兴十四年（1144），九江郡守林师说摹刻《钟鼎款识帖》。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修内史奉旨，又翻刻《淳化阁帖》，卷尾楷书题作“淳熙十二年乙已岁二月廿五日修内史恭奉圣旨摹勒上石”字样，故称《淳熙修内史本》。淳熙十二年三月，又将南渡后续得晋、唐名家遗墨编成十卷摹勒上石，名曰《淳熙秘阁续帖》。因此之故，《淳熙修内史本》又被更名为《淳熙秘阁前帖》。南宋绍熙、庆元之间，韩侂胄刻《阅古堂帖》，后改名为《群玉堂帖》，计十卷。嘉熙、淳祐之间，曾宏父刻《凤墅帖》及《凤墅续帖》。计四十册，前后费时七年。南宋其他见诸典籍的刻帖还有《玉麟堂帖》、《宝真斋法书》、《黔江帖》、《武冈帖》、《乌镇帖》、《福清帖》、《澧阳帖》、《蔡州帖》、《彭州帖》、《荔枝楼帖》、《赐书堂帖》、《时贤题咏帖》、《甲秀堂帖》、《星风楼帖》、《百一帖》、《世彩堂帖》、《姑熟帖》、《忠孝堂帖》等数十种。这些刻帖，大半以上都是以《淳化阁帖》、《大观帖》为祖本增删而成，其他的或是集历代名家法书不见于《淳化》、《大观》二帖之外者，或是专一摹刻某一家者，总之北宋乃至南宋刻帖之兴盛，让人叹为观止。
宋代刻帖对后世刻帖影响很大，明清两代，刻帖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资料显示，这期间所刻的丛帖就多达３００余种。较为著名的有明洪武初年泉州府知府常性以《淳化阁帖》为祖本摹刻的《泉州帖》。周宪王为世子时以《淳化阁帖》为主，参以《秘阁帖》又增入宋、元人墨迹而摹刻的《东书堂帖》。晋靖王为世子时所摹刻的《宝贤堂帖》。肃王又翻刻《淳化阁帖》旧本，谓之《肃府本》。成化间，长州文征仲父子刻《停云馆帖》。嘉靖中，锡山华东沙刻《真赏斋帖》，长沙章简甫刻《墨池堂帖》，歙县吴用卿刻《馀清斋帖》。天崇年间，华亭董其昌刻《戏鸿堂帖》；金坛王肯堂刻《郁冈斋帖》；宜兴蒋一先刻《净云枝帖》；云间陈眉公集米元章书，刻《来仪堂帖》；莆阳宋比玉集临蔡君谟书，刻《古香斋帖》；汉阳太守孙克宏刻《东皋草堂帖》。崇祯庚辰，陆起龙刻《片玉堂词翰》十二册；莫如忠及其子刻《崇兰馆帖》；云间顾从义翻刻《淳化阁帖》十卷；上海潘氏翻刻《淳化阁帖》十册。明末潘允端刻《兰亭松雪十八跋》；海宁陈氏刻《玉烟堂帖》二十四卷等十余种法帖。清代刻帖前中期以宫廷为主，据《国朝宫史》和《续国朝宫史》记载，仅宫廷镌刻的法帖就有１００余种。清康熙中，有旨将内府所藏古人墨迹，晋、唐、宋乃至明清，编次摹刻，题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书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轩法帖》二十卷及《八柱兰亭帖》四卷。嘉庆九年谕内阁命成亲王刻《诒晋斋石刻》四卷。嘉庆十年又命户部侍郎刘鐶之刻其叔父刘墉书，名曰《清爱堂石刻》四卷。清代士大夫及民间刻帖也很盛行。如真定梁蕉林刻《秋碧堂帖》八卷；孟津王铎刻《拟山园帖》；华亭沈氏刻《落纸云烟堂帖》、《赐金堂帖》，陈香泉刻《予宁堂帖》；丹徒笪重光刻有《东书堂帖》四卷；卞永誉《式古堂法帖》；梁清标《秋碧堂法帖》；江西曾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扬州江氏有《泼墨斋帖》，唐氏有《秀餮轩帖》，曲阜孔氏有《宝鼎斋帖》，孔继涑刻有《玉虹楼鉴真帖》十六卷，又取张照墨迹刻《玉虹楼帖》十六卷；孙昭董刻《隐墨斋帖》十卷；陕西巡抚鄂西林刻《环香堂帖》；嘉兴唐作梅刻《绿蓑山庄帖》；大兴李味庄刻《平远山房帖》；云南周于礼刻《春雨楼帖》；阳湖孙渊如刻有《平津馆帖》。其他的还有《寄畅园帖》、《望云楼帖》、《禊兰堂帖》、《清啸阁帖》、《贞隐园帖》、《安素轩帖》、《寿石斋帖》、《快霁堂帖》、《诒晋斋帖》等十数种。可以说，自《淳化阁帖》后，经明一代，到清代刻帖达到鼎盛期。清以后因影印技术的出现，刻帖渐趋尾声。民国年间只有《北陶阁帖》、《蕴真堂帖》等刻帖问世。
北宋刻帖的行世，随之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帖学研究。帖学的兴起，仍然始于北宋。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刘次庄首先作《法帖释文》附刻于《戏鱼堂帖》后；后南宋陈与义著《法帖刊误》对刘次庄《法帖释文》进行校正。其间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有关于帖学研究的文字见诸各种题跋、笔记、杂考之中。南宋中期，帖学研究之风愈浓，出现了如曹士冕的《法帖谱系》、曾宏父的《石刻铺叙》、姜虁的《绛帖平》等１０余种书学专著，分别对各种丛帖的优劣、源流、摹刻背景、法书真伪进行了考证与研究。这些帖学专著的问世，为后世帖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宋刻帖不仅对后世刻帖及帖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的书法艺术亦是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首先，北宋刻帖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几近绝迹的历代名家法书。以王羲之为例来说明之。在唐太宗时期，王羲之的真迹尚存１０００余件，而到宋太宗下旨摹刻《淳化阁帖》时，之间也才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来，由于战乱频仍，加之保存条件的限制，只剩下１６0余件了，而且还包括一部分仿作。前人法书佚失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假如没有《淳化阁帖》及其他刻帖的话，中国的书法历史将要改写了。从另一个侧面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一窥张芝、崔瑗、谢安、索靖、羊欣等书法大家的书法风采，同样也得益于刻帖的编纂。其次，北宋刻帖的刊行，使书法艺术得以传播与普及。宋以前，由于刊刻技术等各种原因的限制，法书墨迹成为帝王贵族的专宠，民间士人难得一睹只鳞片羽。北宋时刊刻技术有了质的发展，由唐人的“响搨”进化到“棰拓”，这与前者相比，不但节省了时间，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成本。可以说是一次书法真迹复制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法书真迹为少数皇室贵族所把持的局面，使得广大布衣平民、文人士大夫阶层有了观摹、临习历代杰出书法作品的机会，壮大了书法队伍，对宋代乃至后世书法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三，北宋刻帖还造就了一大批书法名家和一些历史书法现象。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都曾对刻帖有着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二王”法书用功尤深，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苏、黄、米、蔡终成一代书法巨匠。再加上北宋刻帖中收录了大量的尺牍信札,而这些尺牍信札又多为具有魏晋风范的行草书，这就引导着当时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学习起行草书来。行草书是最宜抒发书写者性情的书体，因此说，宋代刻帖对尚意书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其后，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明代的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王铎、黄道周；清代的查士标、张照、王文治傅山；近现的沈伊默、邓散木、白蕉等书坛大家也都从刻帖中汲取书法营养，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纵观研读明清两代尺牍，几乎每一件都有北宋刻帖的影子。北宋刻帖已然构成了行草书法的正源，深刻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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