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让人唏嘘，辩诉交易源起帮派政治

两高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此项试点被认为是中国版辩诉交易制度的启动。一般认为辩诉交易（有罪答辩）出现的最初原因主要在于刑事案件数量大幅，需要提高司法效率加以应对，去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最高层曾经以美国90%的刑事案件以辩诉交易结案否则美国司法系统将崩溃为例说明辩诉交易在提高效率上的功效。那么美国的辩诉交易是如何成为刑事案件最主要的案件处理方式呢？本文主要介绍麦高伟、切斯特·米尔斯基合著的《陪审制度和辩诉交易——一部真实的历史》一书对此过程的考据。此书以纽约市为样本展开研究。

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发现，辩诉交易取代陪审团审判成为纽约市主要的案件处理方式是在19世纪中期发生的一个快速转变的过程。在这段时间中，由于纽约市人口大量增加，且相当比例的新增人口穷困潦倒，纽约市发生的犯罪行为大量增加，与之相对应的这一时间段内由于法官、法庭数量的翻倍增加等多种原因，法院的办案能力不止提升了一倍、检察官办公室的办案经费和办案人员也大大增加。但辩诉交易（或称为有罪答辩）方式处理案件的增加速度仍远远超出该时间段犯罪行为增加的速度，如下图：

 

从这一统计看出，纽约市有罪答辩率的提升并不是因为法庭或者检察官办公室无法承接大量增加的刑事案件而做出的应对之举。

1846年开始，纽约地区的法官和检察官变成公开选举的职位，出任检察官、法官的首要条件不再是法律技艺的高超而是赢得选举，而这一时期纽约市的选举很大程度上受坦幕尼社影响。在19世纪初，坦慕尼协会是一个由手艺人和雇工组成的兄弟会式的组织，致力于扩大选举权、确保工人的留置权、减少犯人的劳役等，随着专业政治活动的出现，坦慕尼协会变成了坦慕尼社，一个致力于推选城市和州官员并视自己为工人阶级和贫穷移民代表的政党，他们通过贿赂和帮派作风对纽约市政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深入广大的贫民，许诺给他们好处，包括减少法律的严苛，来换取选票，而这些贫民正是犯罪高发的群体。检察官掌握着几乎所有在法庭上提出刑事诉讼的权力，在被交付法庭，选举产生的法官也使其刑事处罚也变得较轻。由此辩诉交易作为减轻法律的严苛以换的坦慕尼社支持的方式迅速扩展。

另一方面，辩诉交易也使得刑事案件的定罪率大大提高，这一作用使得社会的中间阶层减少了对犯罪的恐惧。于此同时，19世纪中期“危险群体”的概念开始被人们关注，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主要来自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的新移民，社会的中上阶层开始要求对有犯罪倾向的群体加强社会控制，辩诉交易不仅保障了高定罪率的同时，也使公众官员开始谴责“危险群体”的出现，构成了新犯罪学和新兴的国家犯罪控制体系的基础。

上述三个原因最终导致了有罪答辩成为主要的案件处理方式。历史的走向总是让人唏嘘，可乐不再用来治头疼，那啥也不治心脏病了，辩诉交易在漫长的发展之后，主要功能反而与其产生的原由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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