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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开始重点讨论，色目人是如何由一个松散的多民族集合体逐渐转变成为单一民族——回族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核心问题：即回族的自我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如何形成的。由于上述三个认同在实际中是有交叉的，所以我们难以严格区分，下面的探讨中，我们将穿插着来论述这三个问题。
不过在论述之前，我们必须歪个楼，先把目光从明代挪开，转到1907年的日本东京……
有人要说了，这个楼歪得太厉害了吧，明明是说回族的事情，怎么跑到日本去了？这还真不是歪楼，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和日本那是一对打打合合的欢喜冤家，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你想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的，所以如果回族历史上有什么重大事件能和日本发生关系，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重大事件呢？原来在这一年，中国留学日本的34位回族留学生，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这个教育会出版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份刊物《醒回篇》。杂志除了发刊词以外，共有15篇文章，其中留日学生来稿10篇，国内来稿5篇；这15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来自江苏的稿件作者为汉族，其余14篇文章全部是由回族撰写。由于《醒回篇》的编撰人员是当时回族的知识分子精英，所以能够非常典型地体现那个时代回族知识界的思想特征。
由于种种原因，《醒回篇》只办了一期就停刊了，但就这一期已经足够了，《醒回篇》就此载入了史册，它记载了那个“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回族知识界对民族、宗教和国家的深刻思考，包括了许多对本民族的无情自我剖析，所以凡是讲回族史的书，没有不提《醒回篇》的，我们在后面也会反复引用其中的观点。
《醒回篇》创刊的年代，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无论哪个民族，也不管昔日纷争有多大，这时候都是一条船上的难友，再不团结起来自救，船沉了大家统统都是亡国奴。《醒回篇》中就说：“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换句话说，当时的回族知识界对于爱国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民族和宗教，表现出了以国家为己任的高尚情操，这在当时的回族当中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为什么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呢？原因在于，当时在回
族内部有一种说法叫做“争教不争国”，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涉及宗教的事很在意，而涉及国家的事情就打酱油，说白了，就是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这在《醒回篇》里有很深刻的自我剖析：“闻之父老，有所谓‘争教不争国’者，殆即回回入中国传教之宗旨也耶”，很明确地指出了回族这种“争教不争国”的普遍心态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更有甚者，当时回族内部还有一种说法叫“曰天方吾祖国、宗国”，就是说，认为回族的祖国不是中国，而是“天方”（阿拉伯）！也就是民族认同也高于国家认同，这在《醒回篇》中也作了深刻反省：“回族……非居留于中国之外国人可比，不能自弃自外……而自失其固有之国籍，以退居于无国民责任之列也！”所以，当时回族知识界对于回族内部这种国家认同低于民族和宗教认同的现象，应当说是也自我剖析得很深刻的，这也是《醒回篇》的重大历史意义之一。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下面我们就来慢慢分析。
色目人在逐渐转变为回族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整合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把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语言、风俗的色目人，转变成一个有着相同语言文化的整体，从而?为进一步转变为单一民族创造基础。
应当说，为这种整合提供了最大便利的不是别人，正是明王朝自身。首先是中土百姓淡漠的民族概念，先是将西域诸族笼统地称呼为色目，后来又笼统地将色目人称为“回回”，人为?地给色目人做了一个界定。其实中土百姓的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并不是所有的“回回”都是穆斯林，比如“术忽回回”是犹太人，“绿睛回回”是信仰基督教的阿速人，“?罗哩回回”则是吉普赛人，这都不是穆斯林，但架不住中土百姓众口一词，所谓三人成虎，时间一长，连色目人自己也接受了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改口自称“回回”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他称”影响“自称”的例子。
另一方面，由于色目人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都被禁止，这使得他们在逐渐华化（这个概念比汉化更为准确）的同时，色目诸族之间的差异性也逐渐弭平，使得色目人之间的集体归属感有了基础；加上强大的“他称”舆论导向，色目人之间的内向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
整合的问题解决了，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特别是建立共同的民族自豪感。但现实困惑在于：一般来说，共同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统基础上的，然而色目人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共同的血统，所以传统的身份认同在色目人这里是不太适用的。宗教和神话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基督教世界里有关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又比如中国神话里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的传说。但问题在?于这远远不够，因为宗教和神话只能泛泛而谈来源问题，而当时的中土百姓和色目人自己都知道自己是来自西域，具体在哪里呢？宗教和神话仍然说不清，无法建立色目人共同的身份认同，比如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回答不了，所以解决不了这个现实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色目人给出的答案是，把回鹘人当作是所有色目人的共同祖先，从而解决了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比如清代一本在回族中颇为流行的书籍《回回原来》认为，回族源于唐代，贞观年间有“西域高僧噶心”（其实就是中东很普遍的人名“哈桑”）来华，天子欲留此人在东土传布伊斯兰教，遂“选唐兵三千，移至西域。换回兵三千，来至中国，以拌缠头。此三千回众，生育无穷，即今中国回教徒之祖先也”。这里的借兵一说，无疑出自唐代中原王朝向回鹘借兵的历史。类似的故事和传说，流传在陕甘、湖南、云南、山东、青海及全国各地。当然罗，回鹘人实际上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与回族人没有太大的血缘关系，因为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化进程是晚于回族的，直到明代晚期，整个中亚已经基本伊斯兰化，北京城里还有许多畏兀儿人在顽强而悲壮地保持着他们的佛教传统，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但是，攀高枝是人类共有的心态，唐代回鹘人在中亚和中原称雄一时，加上“回鹘”和“回回”都有一个“回”字，所以当时无论是中土百姓，还是回族自己，“回鹘祖先说”都有很大的市场，以至于这一错误观念在当时成了共识。
“回鹘祖先说”的影响有多大呢？这里举个例子。1932年，京剧名伶郝守臣、高庆奎编排了一出历史剧《郭子仪单骑退回纥》，这本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京剧本来就以?历史剧见长，什么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之类名段，也是反映民族战争的，不料北平市回民公会闻讯后，即以“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昔为敌国，今已一家”为理由，向郝、高提出交涉，剧本最终夭折。事件本身是非对错如何，这里且不做评价，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当时回族群众中，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回鹘人那是大有人在的。
清代以后，随着国门逐渐打开，回族当中又有了“阿拉伯祖先说”，“土耳其祖先说”，等等，其形成原因大抵和“回鹘祖先说”类似，这里就不多聊了。
身份认同的问题解决了，但仍然不足以形成一个民族，就好比旧社会在上海打工苏北苦力，被人统称为“苏北佬”，他们来自苏北不同县市，也默认了这样的一个略带侮辱性的身份称谓，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苏北佬”仅仅成为了一个具有地域色彩的人文概念，而没有再前进一步成为一个民族概念；同样的，今天广泛分布在闽粤赣地区的客家人，也没有因为?独特的身份而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因此说，色目人除了解决身份认同问题，还必须形成鲜明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背景，并认同这个文化背景，才能最终形成一个民族。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并认可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呢？说来很讽刺，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在遭受歧视时，才格外地看重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与传承性；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越是对外来文化包容，外来文化就融入得越快。比如犹太人，之所以数千年来一直保持自己的文化，与他们长期生活在排犹气氛浓郁的欧洲是分不开的。你看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为什么很快就融入中土了呢？主要原因就是中土对外来民族的宽容，使得他们既没有必要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以求苟活，更没有必要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以彰显卓尔不群，总之自己的身份不是什么问题，慢慢地他们也就忽视自己的独特性了。
在明代，色目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由于婚姻和宗教信仰自由，科举选拔也没有什么限制，所以明代绝大多数时间里，色目人并不是很在意祖先从西域带来的伊斯兰传统——反正这种传统既不能让自己失去什么，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额外的好处。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明代泉州的丁氏是一个回族家族，其中一位族人在明末时?回顾几十年来家风的变化时如是说，自己童年时所见家族中：
“敛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封若马鬣而浅。衰以木棉，祀不设主，祭不列品，为会期日西，相率西向以拜天。岁月一斋，晨昏见星而食，竟日则枵腹。荐神惟香花，不设酒?果，不焚楮币。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文义，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牲杀必自其屠而后食。肉食不以豕。恒沐浴，不是不敢以交神明。衣崇木棉，不以帛。大率明洁为尚也。?”
后来渐渐地，家风就成了——
“殓加衣矣。殡用木矣。葬逾时矣。衰麻棉半矣。祀设主矣。封用圹矣。祭列品矣。牲务肥猪矣。天多不拜矣。斋则无矣。牲杀不必出其屠而自杀矣。衣以帛矣。酒果设矣。楮帛焚他?神矣，祀先则未用也。香花之荐，犹故也。”
等自己晚年以后所见，已经是——
“祀今有焚楮帛者。牲杀不必自杀与其屠者。衰皆以麻，无用棉者。葬有逾十余年者。吉凶有用黄冠浮屠者。食有以豕者。”
当然罗，泉州丁氏的家风改变应当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考察整个明代的色目人，普遍都是这样一种乐于和中土文化融合的心态，回族群众真正开始强调自己的文化特色，那是从清代开始的。为什么会这样，是一个大话题，我们以后慢慢谈。总之，在明代有一种说法叫“以儒释经”，也就是主动以儒家思想来阐述和弘扬伊斯兰文化，达到和谐共生的目的。例如，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保存有一块明代嘉靖年间的刻石《来复铭》，粗看铭文，貌似通篇谈儒，无一字谈伊斯兰教，实际上则借用宋代儒学大家张载的观点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显示了当年伊儒水乳和谐的新气象。《来复铭》文章不长，这里全文抄录如下：
无极太极，两仪五行，元于无声，始于无形。皇降衰彝，锡命吾人，与生俱生，与形俱形。仁人合道，理器相成。圣愚异禀，予赋维均。是故心为郛廓，性为形体。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存心与性，以事其人，慎修蹶身，以俟此命；主敬穷理，以养此性；戒慎恐惧，以体此道；不愧屋漏，以事此心?。斯与造物为徒矣。不尔，天顾畀之，人顾弃之，其将何以复帝者之命？
所以在明代，至少在明代晚期以前，色目人和今天的回族仍然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随着色目人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暂时还不是民族），一个极其棘手而现实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神权与君权的强烈碰撞。伊斯兰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一元忠诚”，要求信徒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世俗生活中，都只服从真主及其使者，严格安装教义行事；而中国的帝王要求臣民无论在任何场合，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自己的统治，绝不容许一种高于君权的宗教存在，也是“一元忠诚”的，两者在理论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前面我们在介绍忽必烈赐食的例子时已经提到这一冲突了，但那时候，这种冲突还仅仅是以个人形式表现出来，主要也只是一些饮食文化之类的小冲突，到明代中、后期，色目人内部整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也越来越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出现，而且冲突愈发从生活领域向政治领域?蔓延，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无论对于中土百姓还是色目人自己，都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那有人说了，只有伊斯兰教和君权发生碰撞？
这倒不是，你看连温文尔雅的佛教，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是水土不服，皇帝老儿看不顺眼，从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对佛教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清剿，寺院推平，和尚还俗，佛经焚毁?，违者脑袋搬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实质就是佛教神权与中国帝王君权的碰撞。经过这么几次大的折腾，佛教也学乖了，开始本土化，最早的尝试就是所谓“百丈清规”，印度本土的佛教只有戒律，没有清规，自打出了清规以后，才有的“清规戒律”这个成语。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定和尚必须干农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摆脱了印度本土佛教徒以乞食为主的生活方式。至于后来禅宗的创立，更是进一步确立了佛教本土化的发展方向，此后佛教就找到了自己应该所处的位置，基本没有和君权发生碰撞了。
这种神权和君权的碰撞，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比如基督教，最开始是政教合一的，理论上欧洲各国的国王都必须接受教皇的册封才具有合法性，后来英王亨利八世因为与皇后凯瑟琳离婚的事情，与罗马天主教会闹翻，亨利八世一怒之下脱离天主教，自己另立圣公会教派，宣称“那怕教皇开除教籍一万次，我也不在乎。我要向所有的国王证明，教皇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教皇最后拿他也没办法。大约同一时期及稍后，欧洲大陆也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会的神权再也无法凌驾于君权之上了，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打开了思想的枷锁。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当神权和君权发生冲突时，如果君权获胜，要么是神权彻底退出君权的统治地盘（英国），要么就彻底屈从君权，以换在地头蛇的地盘上过日子（中国），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明代中后期，中土的佛教、道教这些传统宗教早就适应了中土文化，自不必多说；第三次来华的基督教（第一次是唐代），由于在海外完成了宗教改革，实现了政教分离，神权得到遏制，已经失去了当年号令欧洲诸国的风头，所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只有伊斯兰教碰到了当年佛教在中国，以及天主教在英国碰到的那个槛。怎么过这个槛？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针对上面那个尖锐的问题，从明末清初开始，穆斯林群体（这个时候我们再称呼“色目人”就有点不合时宜了，但称呼为回族又太早，所以用“穆斯林”来统称比较合适）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尝试。
其中一派试图调和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其中几位代表人物，如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形成了江苏南京、苏州和云南两个文化中心。这一派人做了这么一些工作：?
首先是伊斯兰经典的汉化。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中土穆斯林的生活已经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大量中土文化，祖先的语言文字逐渐淡忘，对伊斯兰文化日渐疏远。这引起了一部分回族知识分子的危机感，他们认为，要扭转这种趋势，就必须将伊斯兰经典翻译成穆斯林通用的汉文，以传播和普及伊斯兰文化。与此同时，回族知识界还认为，这种翻译工作不能是简单地逐字照翻，而应当顺应形势，“以儒释回”，用儒家思想诠释伊斯兰教义。这里的主要成果有《可兰经》以及大量伊斯兰宗教哲学典籍的汉译，实际上是一种在吸收中土文化养分基础上的再创作。
二是撰写各种文章。在充分吸收宋明理学思想的基础上，穆斯林学者们试图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阐述伊斯兰文化思想，例如用理学中“万物统一于太极，太极本无极”的思想，去阐述伊斯兰教“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的信仰；用儒家“格物致知”的观念，去体现伊斯兰文教“敬主、畏主、顺主”的要求；用“性善论”引申伊斯兰教条；用儒家的“五常”对应伊斯兰?教的“五功”，等等。另外，穆斯林学者还吸收了大量道家思想，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礼》、马注的《清真指南》、王岱舆的《正教真诠》，等等。
三是尝试在理论上调和“一元忠诚”的矛盾。这方面贡献比较大的是王岱舆，他很巧妙地利用了中土传统地孝道观念，在《正教真诠》中论证了同时忠于帝王和真主并不矛盾。具体地说，王岱舆认为，忠于帝王叫做“忠”，忠于父母叫做“孝”，忠孝本是一体；而穆斯林忠于真主，本质上和忠于父母没有什么区别，既然一个人能做在忠于帝王的同时也忠于父母，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时再忠于真主呢？试图利用忠孝的统一性，引申出忠君、忠亲与忠主三者的统一。但是必须强调，王岱舆的调和思想，本质上仍然是“忠主”高于“忠君”的，因为他说“事有轻重，义有差等，君岂得与主等？”终明、清二朝六百年，伊斯兰教“一元忠诚”的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到了清代，“一元忠诚”的引发的冲突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远远不仅仅是一个“一元忠诚”的问题，我们留在后面详细说。
值得注意的是，王岱舆、刘智这些人，生长在经济、文化都十分发达的江南地区，马注、马德新这些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熏陶，又通晓伊斯兰文化，具备很高的学术素养，所以选择调和主义路线来缓解矛盾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穆斯林集中的西北地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那里不但经济落后，文化教育更是远远不如南方，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伊斯兰教义，真正了解的人都寥寥无几，何谈“以儒释经”？所以这条路走不通。
怎么办呢？西北穆斯林尝试了另外一条路：他们选择了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
关于这个苏菲派，严格地说不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而是一种主义，因为无论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有这个派别的信徒；其次，苏菲派在伊斯兰教当中是一个另类，因为这一派有许多正统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主张。如果要进一步介绍它的溯源、发展以及教义，那足够写上一本大部头的学术专著，所以不能详细说，这里大家只要记住苏菲派最实质的一点，那就是“神秘主义”就够了。
所谓“神秘主义”，这个词听起来就够神秘的，但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信徒和他们的崇拜物之间设置了一些云山雾罩的东西，让他们看不清也说不清，相互之间没法直接沟通，这样一来，就方便在信徒和崇拜物之间安排一些“中介”，或者说“灵媒”，由他们从中牵线搭桥，结果这些“灵媒”就成了实际的崇拜物。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像万历皇帝一天到晚缩在故宫里不见大臣，大臣要找不到皇帝汇报工作，只好靠司礼监太监牵线搭桥，结果太监们就成了“九千岁”一样。这样一来，这些“灵媒”自然就掌握了话语权，慢慢地也就成了像安拉一样的崇拜对象，所以苏菲派里有许多正统伊斯兰教里根本不允许的圣物崇拜、圣墓崇拜，甚至还有圣徒崇拜（今天这些崇拜在新疆和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当中仍然十分普遍）——别忘了，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只信奉安拉一个神，除此以外不准?有其它崇拜，就连偶像崇拜也严格禁止，所以说苏菲派在伊斯兰教里是个绝对的另类。
这里顺便说一句，苏菲派今天很另类，但曾几何时，苏菲派也主流过——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苏菲派在伊斯兰世界可谓是红得发紫。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统治中东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别忘了，中东的土著是阿拉伯人，而奥斯曼土耳其是突厥人，怎么说也是个外来户，很难服众。所以土耳其统治者就格外看重苏菲派，刻意把自己打扮成安拉的代言人，让阿拉伯人对自己加以崇拜，从而解决统治的信仰基础。后来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也是从改变信仰开始的——阿拉伯学者哈瓦布打着“复古”的旗帜（好像拿死人压活人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爱好，你看文艺复兴是打着“复古”的旗号搞创新，唐朝的古文运动，也是打着“复古”旗号搞新文学），主张严格执行可兰经教义，从信仰上对抗土耳其人的苏菲主义信仰，并最终驱逐了土耳其人。知道现在，沙特阿拉伯信仰的仍然是哈瓦布创立的教派——哈瓦比教派。所以为什么新疆很多穆斯林对土耳其情有独钟？思想根子就在这里。
苏菲派传到中国西北以后，很快就被当地穆斯林所接受，一来当时西北很多民族，比如畏兀儿人改为信仰伊斯兰教还不久，还不是很适应这种一神崇拜，现在有了这种准多神崇拜的派别，自然是大受欢迎；二是当时汉族群众普遍封建迷信思想严重，一天到晚装神弄鬼，苏菲派的神秘主义思想，恰好能和中土的一些传统文化找到某种共同语言；三是苏菲派在中东的主要信徒都是些贫困的下层群众（越是社会底层，越是对那些神秘的东西深信不疑，全世界都是一个样，所谓神话，都是上层炮制出来，用以忽悠底层的），传到中国以后，仍然是社会底层传播，按白寿彝（回族）编著的《中国回回民族史》里的原话说，就是“贫困而虔诚的群众”——贫困自然就普遍没有什么文化，非常符合西北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状况。?
所以，大致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土的穆斯林逐渐分化成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居住在东部和南部，他们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城市，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既接受了伊斯兰文化的教育，也接受了较多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宗教总体上持思辨的态度，加之南方中土汉族普遍也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因此双方往往能够站在理性的角度看待矛盾；另一部分主要居住在西?北，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对宗教表现出强烈的虔诚；由于这种虔诚的背后没有坚实的知识文化作为基础，加之西北地区本来就经济文化落后，汉族群众同样受教育程度不高，于是双方在处理矛盾时，往往流于极端。双方在相互调和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和谐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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