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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填报志愿时，你是否觉得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进入大学后，你是否觉得学校的课程设置有些别扭？与恋人分手时，你是否认为自己无法进入对方的心？投简历找工作时，你是否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在被这些私人困扰纠缠时，你是否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但又无法把它表述清楚？是否想过问题的原因并不都在自身，而是与不完善的高考体制，缺位的大学精神，现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感，劳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这些公共议题相关联着？若有此念头，不妨读读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 一，什么是社会学想像力在《社会学想像力》(1959)书中米尔斯如此开篇，“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造成这种跌入陷阱的感觉，是世界上各个社会的结构中出现的似乎非个人性的变化”。社会结构性的变化从底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例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已成父母的八零后明显感受到养老压力的重负；社会阶层的逐渐固化，使得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发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减少；信息爆炸后呈现碎片化特征，人们很难再耐性子阅读大部头的著作。因此，个人困扰与诸多公共议题是直接相关的。 那如何让自己不再焦虑呢？或者说如何理解社会结构的变化呢？米尔斯的回答是，“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此即“社会学的想像力”。社会学的想像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当你使用社会学想像力时，可以“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知晓你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明了自己的生活机遇”。 例如国庆期间出门旅行时很多人会调侃，不是看风景而是数人头。有人认为，问题根源在于中国人口太多。若是具备社会学想像力，那就知道景区人满为患的这个锅不应该由中国人口来背。实际原因是一方面景区接待能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快速增长的游客数量；另一方面是游客大多只能选择国庆等节假日出行，同时其他形式的度假方式较少，于是大家扎堆奔向了旅游景点。 既然米尔斯认为社会学想像力如此重要，为什么在日常专业学习过程中我没感受到社会科学有如此魅力？书本上的知识太深奥乏味，专业论文读完后脑子里一团乱麻，经常能听到社科界的负面新闻，也有青椒（青年教师的昵称）抱怨论文发表压力大并且薪酬低。是不是有什么因素在阻碍社会科学发挥其“想象力”的作用？ 二，社会学想像力面临的威胁即使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五十多年，米尔斯提及的威胁社会学想像力的因素依然存在，包括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形形色色的实用性，科层制气质以及科学哲学。书中的例子有些太过久远，有些不易理解，我就举一些当下社科界例子。  1. 宏大理论：空中楼阁宏大理论家认为他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模型是某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但实际上“因为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米尔斯认为帕森斯555页的《社会系统》可以转述为150页左右的简明英语，并且认为书中内容“50%只是晦涩的用词，40%是众所周知的教科书社会学，剩下的10%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运用”，就像空中楼阁，只可远观不可近看。 目前社会科学界很少再有宏大理论，毕竟大家都意识到宏大理论无法解释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不过宏大理论的阴影依然存在，有些人试图用“精巧”的理论模型去解释某些社会事件，例如阴谋论。 阴谋论者认为某些事件的公开解释是故意欺骗，背后有集团操纵事态的发展及结果。例如有人怀疑，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前美国军方已经收到相关情报，但为了促使美国民众支持参加二战而故意隐瞒不报；也有人怀疑为了在美苏太空竞赛中占得先机，美国政府在摄影棚内制造出登陆月球的假象；还有人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操控了西方近代金融体系。这些阴谋论者收集了各种材料，然后按照他们的逻辑头头是道地推演一番，但那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削足适履罢了。 2. 抽象经验主义：手段取代目的米尔斯写作《社会学的想像力》的时候，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人物的抽象经验主义在美国盛行，各种关于公众舆论，选举行为以及军队士气的定量研究报告见于社会科学研究刊物。但米尔斯一阵见血地指出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在于，“固步自封于他们据以阐述和解答问题的武断认识论”，“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奉为惟一的科学方法，最终方法论决定了研究问题”，因此看似高大上的抽象经验主义实际上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 近期看到一篇“看毛片会导致离婚率的上升”的文章，其中提到男性看毛片会使离婚率增加近两倍（从6%上升至11%），女性看毛片会使离婚率增加近三倍（从6%增至16%），结论是“看毛片会对婚姻的维系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看似结论合理，但这个结论犯了将相关关系错误理解为因果关系的错误。事实上的逻辑是，夫妻感情不和时，为了满足正常性欲需要，看毛片成为重要解决手段；同时夫妻感情不和，离婚率也会有所上升。因此，看毛片的增加与离婚率的上升是正相关关系，但二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可惜米尔斯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作用，抽象经验主义的发展势头如今更盛，一旦加入些定量数据分析，文章被录用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至于数据分析结果是否具有事实意义或者推论恰当，就不得而知了。 3. 形形色色的实用性：灌输价值观研究人员精力有限，只能选择性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因此必然有个筛选课题的过程。哪些课题值得研究，或者哪些现象可以被定义为问题，这就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在此过程中有些真问题被排除了。 米尔斯如此描述自由主义实用性的学者们如何判定一个现象为研究问题：“偏离了中产阶级或小城镇的生活方式，不符合稳定与秩序的乡村原则；与乐观主义的文化滞后的口号不一致；与社会进步不相协调；互为对立的调适与失调”。经过这些标准筛选后，此时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在米尔斯看来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宣传，鼓动人们服从那些小城镇中产阶级达到理想适应的规范和特性”。 以民工子女研究为例，很多研究者判断民工子女成功适应城市环境的标准在于他们是否认同城市生活方式，是否自我认同为城市人。虽然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时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全盘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完全放弃农村生活方式。所谓的城市适应判断标准，其实是在灌输“城市比农村好”的观念，难不成民工子女习得城市人特有的冷漠特性才算适应成功？ 4. 科层制气质：专业但无精神内核如今科研开支持续走高，为了物尽其用，将大学视为一整套研究性的科层组织成为一项重要管理措施。“每一组织有其详尽具体的劳动分工，因而也包括学术技术专家的分工，最终研究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培训中心”。  其结果在米尔斯看来就是，“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将社会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他们过早地进行过细的专门分工，他们对‘社会哲学’漠不关心甚或有些蔑视，对他们而言，那不过意味着‘从书本到书本的撰写’或‘一味地沉思’。他们属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术专家，而不完善的教育陋规，扰乱其头脑的种种需要使他们无法获得社会学的想像力”。 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些导师致力于申请项目，拿到项目后交由学生们完成，于是导师成了老板，学生成了打工仔。待到毕业时，学生或许对科研流程了然于心，但没能从导师那里学到科研热情与精神，毕竟一个只有技术的专家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5. 科学哲学：方法与理论的脱节社会科学研究中必然用到方法和理论，有些侧重于方法和经验材料，有些侧重于理论和逻辑演绎。但若是走向极端乃至脱节，就会发展为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经验主义和脱离社会事实的宏大理论。米尔斯认为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在于“怎样使思想和事实紧密联系在一块而不是使思想脱离事实”，宏大理论的问题在于“证明什么和如何证明都还不是很确定的问题”。总而言之，方法和理论好比是人的两条腿，只致力于某一方的话，最终还是个畸形。 实际上，“一流的学术巧匠们的方针是在宏观视角的思想和细节性的阐释间不停地穿梭。他把研究工作设计为一系列小规模的经验研究，每一研究似乎都是对他所阐释的解决方案的某一部分起关键作用。而根据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他的解决方案被证明，修正或拒斥”。例如，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分析了欧洲各地有关自杀率的经验材料，发现自杀率不会随着时间而有大幅度的增减，而是与社会联结（如家庭，宗教，国家）的强弱有关，而涂尔干所处的时代下传统社会联结解体，于是他提出职业团体来重新建立社会联结以减少自杀。如此，《自杀论》便兼顾了方法和理论，遂成为社会学经典。 三，如何保有社会学想像力当社会学想像力面临上述威胁时，是否有方法可以抵挡住这些阻碍因素，让自己依然保有社会学想像力？米尔斯认为，可以从承认人类多样性，关注历史以及坚持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职责这几方面努力。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的多样性是自然世界所不可比拟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因此，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人类行为或社会时，需要牢记自己笔下抒写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血有肉，或乖顺，或暴戾，或害羞，或热情，而不是冷冰冰的数字，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二字。虽然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主流趋势，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要遵守同一套规矩或者守则，那些跳脱出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照样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当承认人类多样性时，你也就不会苦恼于如何处理那些偏离预定结论的数据。 在关注横向的人类多样性时，也需要关注纵向的历史。基于某一时间点的社会横切面，你能看到的只是单薄的纸片。《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在大多数人心中是反极权主义的符号，但甚少有人关心他为何会写出如此作品。通过回顾他的人生经历可知（参考《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杰弗里·迈耶斯 著，孙仲旭 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因为背负着殖民主义家庭背景和精英教育的内疚感，他试图通过自我放逐于社会底层从而缓解那份内疚感。可惜在自我放逐过程中，他发现下层人民并非如马克思所写的那般纯朴善良，也有着阴险狡诈。这番经历使其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之后在西班牙内战中看到了左派的残酷内斗，二战时在BBC工作中了解到新闻审查制度，这些经历都构成了写作反极权主义的素材。此时单薄的纸片变得丰满，形象更加清晰，历史的厚重彰显于此。 除此以外，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家作为文科教育者，他的政治职责就是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他的职责就是在研究中，并且作为教育者，还要在生活中展示这种社会学想像力，促使公众中受教于他们的人得以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要捍卫这些目的，就要捍卫理性和个体性，使它们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米尔斯之所以被称为最后的古典社会学家，正是因为他依然坚持着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使命。如今国内社会科学已有长足进步，但关注真正公共议题的社会科学家并不多，很多人已经遗忘了自身的政治使命，埋头于跑项目和评职称，社会科学自然愈发无聊乏味。 四，尾声人活于世总有一种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当下的我们“不知什么是值得珍视的价值，但却明显地察觉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如其具有相当的总体性，则会导致完全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虽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或游荡在虚幻世界，或麻木于工作项目，或焦虑着论文进度，但心中还是会偶尔冒出几个问题，“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这个世界能给我未来吗？我的人生就是如此吗？” 对于这些焦虑和疑惑，社会学想像力不能直接给你答案，但能在回答“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我在社会中的意义为何？”问题时借你一双慧眼看清世界百态。 最后与君共勉，“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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