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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报刊上的一则文史小品省城武松其实没打过虎，引发一时议论四起。后又有人考证，声称武大郎（武植）绝非卖炊饼的矮个屌丝，而是一个“崇文尚武”，中过进士，颇受民众爱戴的七品官员。其妻潘氏也非淫荡的毒妇，而是系出大家，乃名门淑媛。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恐怕与古典名著的实名制不无干系。 所谓古典名著的实名制，就是说小说里的地名、人物乃至战争事件，几乎史籍上均有记载。比如，《水浒全传》中郓城、阳谷、梁山、杭州、余杭县、桐庐县、淳安县、临安县等地名，多与今天没有什么差别。至于《三国演义》里的关羽、曹操、诸葛亮，《红楼梦》里的金陵、苏州等地，实实在在地构成了名著中的实名制。 为什么会出现实名制的现象呢？概括起来有三：我国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属于原创以外，其它作品都是从话本而来。譬如早期的水浒故事《宋江》，是由瓦舍艺术创作演唱的，流传于南宋京城的“街谈巷议”。后来经施耐庵、罗贯中之手，在艺人的话本基础上加工再创作。也就是说，这些故事都是根据前代历史改编的，确有其人其地其事，此其一。作家故意使用具体的人名、地名，变不可能为可能，从而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此其二。元末明初的章回小说和清代白话小说的前辈作家还没有形成像今天的作家不依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真实地名的习惯，此为其三也。 毋容置疑，有创作蓝本的名著，颇引人入胜，但麻烦在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总让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一方面，在当下中国，历史名人籍贯、地名、历史事件往往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这种旅游资源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它能拉动当地的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名著的实名制，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一种流弊，那就是始终无法分清真实与虚构。 以武松打虎为例，有研究者认为，武松没打过虎，他打的是“蔡虎”。《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都记载了北宋时杭州知府中的提辖武松勇于为民除恶的侠义壮举。上述史籍中，武松原是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才识出众，遂邀请入府，让他充当都头。不久，又因功被提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心腹。 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奸人诬谄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任上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称蔡鋆为“蔡虎”。武松对这个奸臣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之前，候蔡虎前呼后拥而来之际，箭一般冲上前去，向蔡鋆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攻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说武松没打过虎，阳谷县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武松确实在景阳冈打死一只老虎。学者考证出来的武松是宋代杭州人，而水浒里的武松是清河县人，可见此武松非彼武松。 古典名著的实名制带来的地名之争应该是最为热闹的。古典名著本身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这种文学作品却游曳于真实与虚构之间，这就使得后人在阅读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到现实生活找根据。比如，水浒里的清河县之争，一说在河北，一说在山东，持山东说的人认为，《水浒全传》第二十三回中至少有三处描写，此清河县与今河北省之清河县不在同一地理位置，而且相距甚远。第一次写“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离开沧州，“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地面”。第二次写武松在“三碗不过冈”酒店“前后共喝了十五碗酒”后，要过景阳冈，酒家不让走，说冈上有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已“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武松听了笑道：“我是清河县人士，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第三次是武松打虎后，“知县见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抬举他，便道：‘虽你原是清河县人士，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做个都头如何？’”。 众所周知，河北省之清河县在沧州西南170公里，阳谷县在沧州西南260公里，中间还隔着东昌府，清河县在阳谷县西北110公里，从沧州到河北清河县决不会经过阳谷县。再者，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110公里称不上“只在咫尺”，清河县的武松断不会常常路过阳谷景阳冈，哪能“走过一二十遭”。这就是说，《水浒传》中的清河县的地理位置一定在阳谷景阳冈以南不远的地方。 由于中国古典名著大多数是从话本发展而来的，因此不能苛责古代作家几分真实几分虚构的写作路径。或许，只有在阅读时把正史与历史小说区别开来，才能既不唐突历史，又享受阅读的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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