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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穿越400年历久弥新的秘密何在2 《牡丹亭》刚一写成，就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据石辐玉在《吟香堂曲谱序》中说:“汤临川作《牡丹亭》传奇，名植一时。当其脱稿时，翌日而歌儿持板，又翌日而旗亭己树赤帜矣。”《牡丹亭》脱稿的第二天就已排演，第三天即在玉茗堂隆重演出，很快又在各地流传开来，当时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沈德符这样描述：“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书初出时，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册”。 《牡丹亭》获得文人学士的推崇，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文辞的优美，“世多可歌之曲，而难可读之曲，歌则易以声掩词，而读则不能也”，《牡丹亭》既可歌又可读，“可演可传”。另一方面，《牡丹亭》中所表现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恰恰是明代的社会潮流。在官方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同时，兴起了强调人的正当欲望的泰州学派，汤显祖年少时就师事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而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李贽也是汤显祖的好友。在文学的阅读上，明人也逐渐把从前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小说提上了正统，明代的张大复便说，“庄生、苏长公而后，书之可读可传者，罗贯中《水浒传》、汤若士《牡丹亭》也。”文人学士的推崇使得《牡丹亭》的文本逐渐步入了文学经典之列。 而闺阁中的流传也是《牡丹亭》经典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明代对妇女的束缚极为严重，多数的女子，尤其是富豪、士绅家的女子都过着严男女之大防的软禁生活，大户人家为了能够将女儿培养成符合当时道德规范的贤淑贞节的女子，制定了一系列繁琐的规矩，有记载写道，“女子十岁以上不可使出中门，男子十岁以上不可使入中门”，而且“家中院墙要极高，上面必以棘针缘的周密，少有缺坏，务要追究来历……庶止奸盗之原”。 与此同时，明清之际印刷业和出版业成了商品经济繁荣的一部分，书商书坊大量印制戏曲小说等通俗读物，并流入闺阁，在女性中形成了庞大的读者群体。《牡丹亭》在闺阁中广为流传，不少女性甚至把《牡丹亭》的刻本当作收夹刺绣花样的工具，在做女红之时便可阅读。杜丽娘为一个虚幻的梦中情人而死，不仅仅是一种爱情追求，而且代表了多少锁在深宅大院中的女子青春年华中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甚至“多少好儿女拼为它伤心而死”。汤显祖还在世时，就有娄江女子俞二娘读了《牡丹亭》后感怀身世，“断肠而死”。崇祯年间的伶人商小玲，在台上演出《寻梦》时，唱至“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梅根相见”，“盈盈界面，随声倚地”，待春香上台看时，“已殒绝矣”。
1986 “汤词沈律，合之双美” 一部戏剧作品的传播，不仅是案头上的文本流传，更重要的是舞台上的生命力。然而《牡丹亭》文辞虽美，却有许多不合音律之处，“失宫犯调，不一而足；宾白漏脱，排场尤欠斟酌”。为了使其适合在台上演出，自《牡丹亭》刚一问世，便不断有人对它进行改编，在明代就引发了著名的“汤沈之争”。与汤显祖同时的戏曲家沈璟修改了《牡丹亭》中的词句，使其协于昆山腔的音律，修改本传到汤显祖手中，汤显祖大为不快。他看来，文字应以“意趣神色”为主，意趣到时就不应拘泥音律，为此宁可“拗折天下人嗓子”。因此明代沈璟等文人的修改本并没有被后世采用，但它们在“布置排场、分配角色、调匀曲白”上，对后世的演出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演唱问题在曲师手里得到了解决，明清之际的曲师钮少雅将《牡丹亭》中不符合格律的五十支曲用不同曲牌的音乐拼起来，变成的杂糅的曲牌，叫做“集曲”，这样每一支曲都可以不改变字来演唱。乾隆年间的叶堂用同样的方式格正了七十多支曲，收在《纳书楹曲谱》中，现在演唱的《牡丹亭》，基本上都是依照叶堂的曲调。“汤词沈律，合之双美”，《牡丹亭》因此也做到了曲词和音乐的和谐，得以在舞台上流传。 另一方面，《牡丹亭》的大部分经典片段都是依靠“折子戏”的方式流传的。徐扶明《折子戏简论》中提到，明代传奇作品，每本往往长达数十出，往往要三天三夜才能演完，而每本传奇虽有数十出，但穿插、过场的戏较多，精彩者较少。于是在全本戏的基础上，艺人通过长期的演出实践，在某些受观众喜爱的剧目上进行集中的加工处理，使表演做工更加细致出彩，形成了折子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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