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从郭解的人物形象看司马迁的游侠观
【摘要】在讨论《游侠列传》所体现出的司马迁的游侠观时，人们往往以传文中前半部分的评价性文字为依据，称司马迁热情歌颂并推崇游侠身上信守承诺、急人所难、舍己为人的精神。本文在关照司马迁对游侠的主观评价时，更着重分析他对郭解这一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认为太史公突出强调了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力及由此造成的一些负面效应，说明司马迁对游侠现象并非只从个人情感出发极力颂赞，而是有着全面、理智的认识，这也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平衡把握主观情感与客观史实的素养。
【关键词】司马迁；游侠观；郭解
《游侠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之一，司马迁在传记中既以评价性的语言阐述了自己对游侠这一特殊群体的看法，同时也重点举例记述了朱家、田仲、剧孟、郭解等人的游侠事迹，其中以对郭解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着墨最多，篇幅最长。在分析、讨论司马迁的游侠观时，人们往往把焦点放在他在传记前半部分对游侠特点的概括、总结上，笔者以为，太史公对游侠的直接评语固然能鲜明呈现出他的观点和态度，但从近占全文一半篇幅刻画的郭解这一形象中，也能侧面反映出他的一些游侠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为何重点以郭解为例？郭解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对游侠的哪些看法？本文将对此展开探讨。
一、总体讴歌游侠信守诺言，舍己为人的品质
司马迁对游侠这一群体的总体态度无疑是颂扬和讴歌的，这在《太史公自序》就有明确的阐述：“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其欣赏、认可之情溢于言表。
在《游侠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就毫不吝惜地用褒扬的言辞来盛赞和推崇游侠信守承诺、舍己救人的品质：“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其后又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之所谓贤豪间者邪？”可见，游侠身上信守承诺、急人所难、舍己为人的精神正是司马迁最看重、最赞叹的地方。
司马迁对游侠的评价几乎都是溢美之词，而只以“其行虽不轨于正义”、“虽扞当世之文罔”两句极简略地说明游侠行为与当时社会可能存在的矛盾。班固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其证据之一就 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他在《汉书》中也著有《游侠传》一篇，其中所记郭解事迹几乎全都照搬《史记》，并评价曰：“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非议游侠行为所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指责游侠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及不合正统伦理道德的一面。荀悦在《汉纪》中也指出“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相比之下，倒显得司马迁有意忽略和回避游侠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客观事实，而主观地一味歌颂游侠的侠义之举。
其实不然，笔者以为，在解读太史公对游侠这一现象的看法时，一方面当然要根据他的直接性的评语，但同时也应关注他对史实的记述和事例的筛选，在《游侠列传》一文中，郭解是司马迁最着笔力塑造的，从分析这一人物形象着手，我们也许对司马迁的游侠观有些不同的认识。
二、郭解形象的塑造及所反映的游侠观
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游侠列传》全文约共1989个字，其中序文666字，其他传文405字；而郭解传文连同文末‘太史公曰’则达918字，几占全篇之半。”司马迁为何如此大写特写郭解呢？原因之一大概在于俩人的生活年代较为接近，司马迁曾亲自见过郭解，他在传文中几次提及郭解的形貌细节：“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尤其在传记末尾明确写出：“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故而他对郭解的生平事迹势必也了解得比较真实和全面。
更核心、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司马迁想通过郭解这一人物，体现他对游侠的一些看法。不少人在分析郭解人物形象的时候，都想当然地将司马迁在前文中所推崇的游侠身上信守承诺、急人所难、舍己为人的品质往郭解身上套，也就是说通常将郭解之例视为司马迁盛赞游侠的主要论据。然而我们从文本出发，仔细分析传记中所载的郭解事迹，可以发现，郭解呈现出的形象，并非严格对应司马迁热烈歌颂的游侠精神，而是另有侧重。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在塑造郭解形象及选取相关事迹时，司马迁着重突出的是郭解在当时的社会名声和影响力。传文的一开始，司马迁就比较客观地概述郭解形象，既写其阴贼，也表其侠义：“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故不可胜数……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甚益。既以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其后接之以“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可见郭解在当时少年心目中的地位。而下文所记述的郭解事迹，也无一不凸显了他的声望和影响力。第一件事写郭解之侄负其之势强灌人酒而被杀，郭解了解事情始末后并没有进行报复，而是“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这种举动产生的效果是“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第二件写有人箕倨视解，门客欲杀之，而郭解却说“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并阴属尉史脱其践更，使得“箕倨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慕解之行。”第三件事写有相仇者，邑中诸多贤豪居间而不听，郭解成功调解其矛盾却不居功。第四件则写郭解尽心尽力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产生的反响是：“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贤豪，夜半过门尝十馀车，请得解客舍养之。”最后一件写徙茂陵及郭解被杀之事，则更全面地展现了郭解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广。当时朝廷要将各郡国的富豪迁往茂陵，郭解家贫不中訾，但因其豪名在外，吏不敢不徙。为这事，大将军卫青都出面为郭解向皇上请言，皇上却说：“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而解徙时，“诸公送者出千馀万”，及其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县掾杨季主子因举报郭解迁徙而被解兄子杀害，其后又有人杀了杨季主，杨家上书后，人又杀之阙下，皇上下令追捕郭解，素不相识的籍少公放解出关，等吏追至其处，籍宁自杀而不供。最终直接导致郭解被杀的则是，有儒生嘲讽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郭解门客闻之便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难郭解，御史大夫公孙弘则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于是族郭解翁伯。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郭解在当时的名声之盛和影响力之大，其交往的人群上至大将军卫青，诸公，贤豪，下至普通少年，邑中百姓等，几乎无所不包，司马迁在最后的总结中也突出强调了这一点：“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司马迁开篇高度评价的游侠身上信守承诺、急人所难、舍己为人的品质，在郭解这一人物形象上并没有明显的展现，选取的这几件事例，更明确反映的是郭解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正面的作用如为他人调停仇怨矛盾等，而更多呈现的是其盛名之下滋生的负面效果和破坏性，如文中多次提及少年仰慕郭解，更有暗地里擅自为解报仇而不使知者；又郭解姊之侄倚仗解之名、势而妄行，强灌人酒最终导致被杀；郭解也可以一己之力影响地方官员的决策权，任意免除“箕倨者”应尽的按期服劳役的义务；他的门客更是缺乏必要的约束，不分青红皂白，但凡有些得罪，便肆意杀人、草菅人命，有人箕倨视解，其门客便欲杀之，县掾举报郭解迁茂陵而被郭解门客灭门，一儒生只是谴责郭解以奸犯公法，不能称贤，就被其门客杀害并断舌。由此观之，班固谴责郭解“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并不为过，这也正是郭解最终招致杀身灭族之祸的最重要因素。
尽管在郭解的传记中并不能直接、明确地看到司马迁的态度，但我们在分析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观时，除了关注其主观评价性的文字以外，他对历史事实的筛选和叙述的侧重点往往也间接反映了他的观点和态度。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费如此多笔墨塑造郭解的形象，记载他的这些事迹，显然是他注意到，并重视当时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风尚对社会秩序和法制等造成的负面作用，虽然他的语言并无褒贬之辞，似乎只是客观记述，但读者正是可以从他选取的这个人物及其事例中对游侠这一特殊群体有比较全面、理性的认识，故而笔者也认为，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的指责有失公允。
同时，司马迁对郭解之死的记载，也表明他清楚地认识到游侠与大一统专制政权存在的必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游侠风气盛于乱世，国家机构尚不完整，法律也不够健全，游侠们根据自己的标准和行为规范来判断是非，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然而随着大一统体制的正式定型和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封建社会逐渐整合发展，法律与秩序渐趋完善，游侠的生存空间势必不断缩小，而他们的任侠行径也不可避免的成为统治者眼中的不稳定因素，诚如班固所言：“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生杀之权是专制统治者的特权，各种社会弊端被规定只能在社会内部被消解，个人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一定会受到法律和王权的责难和追究，是以这股‘离心的力量’或是被纳入国家机器之中，或是被消灭，甚至‘满门抄斩’，造成了他们悲剧性的历史命运。”司马迁最后感慨“‘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正是因为他看清了这一点。
三、作为史学家对主观情感与客观史实的把握
然则为何司马迁会在《游侠列传》开篇给予游侠如此热烈的颂美，而在下文郭解的传记中更多地记录游侠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呢？我想这正体现出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在主观情感与客观史实之间的平衡与把握的素养。
《游侠列传》一起笔，司马迁就以十分鲜明的态度肯定、颂扬游侠，其澎湃的景仰、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前人在解读时，多以为其中寄寓了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如清人董份云：“太史公自伤莫救，发愤本意至是尽显矣。”司马迁写道：“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此非所谓人之贤豪间者耶！”其言辞激荡，情感恳切，让人极容易联想起当时他遭遇李陵之祸，身陷缧绁时无人救助的绝望，如《报任安书》中云：“家贫，财贿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之者？”所以他对游侠守承诺、急人所难、舍己为人的精神的评价会带着浓烈的感性氛围与主观抒情成分。当然，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与推崇，并不纯粹出于自己的身世之伤，也是基于游侠行为确实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保护以及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纠正等，这也正表现了司马迁不盲从于最高统治者的伦理取向和价值取向，坚持作为史官的独立的思想立场。
另一方面，司马迁特别选取在当时声名最盛的郭解为例，以近全文一半的篇幅记述其事迹，突出表现郭解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最后被杀的悲剧结局，说明了司马迁在看待游侠问题时，并非一味从主观情感出发歌颂游侠精神，同时也尊重历史事实，客观地呈现了游侠违犯法禁，不轨于正义等社会破坏性，全面而理性地理解游侠群体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被打击、消除的必然性。《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游侠列传》一篇也正体现了司马迁著史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素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