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赴印度取经（早唐玄奘230年），并最早归国弘法度生的高僧慧达大师，不仅被神化为观世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陀释迦牟尼并比齐肩，被尊称为刘萨诃、刘师佛、刘摩诃，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可视为佛教彻底中国化的重要标志性人物之一。他的预言神翼超群，引人入胜，深受家乡及河西人民的拥护与爱戴。
这一奥秘是由在印度参加世界“国际宗教艺术建筑研讨会”的国际考古专家白礼昌教授，在印度国家博物馆查阅原敦煌藏经洞被盗（清光绪年间为英、法等帝国主义分子所为）之珍贵史籍并佚碑记载时，意外“巧遇”地发现并州离石籍圣僧刘萨诃、法号慧达，是一位名震中外的预言御容山大石佛瑞像神翼的国宝级人物，这一破天荒的发现，可填补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空白！
有关大师的生平及其功业，据《梁书·诸夷传》、《高僧传》、《敦煌石窟全集》、《佛国记》、《法苑珠林》等记载；一代高僧慧达大师生于东晋16国穆帝升平4年（公元360年），圆寂于北魏太武帝太延2年（公元436年），时年七十六岁，弘法四十余年。稽胡族（匈奴的别种），并州西河离石（今山西省离石）人。少年放荡，曾从军为梁城突击骑将，镇守襄阳。三十一岁因酗酒昏死七日，醒后自言因杀生罪重，现了堕地狱众苦之相，觉悟后深信因果无疑，并毅然于五台山舍俗出家，法号慧达。南朝《高僧传》记载他公元390年至397年梁安帝“3年先后在江南建业、丹阳、会稽、吴郡等地云游巡礼，因礼拜阿育王佛塔基时放光，感佛舍利、牙齿、头发涌出，轰动了江南大地。此佛塔基亦现存唯一以阿育王命名的全国重点寺院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刘萨诃在江南活动第一个地方是建业长干寺，据说他在寺中见佛塔基座发出翼光，于是在基座下掘出佛舍利、指甲和头发，他认为该塔是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建造的八万四千佛塔之一。寺内供奉一尊金佛像，刘萨诃对此像礼拜甚殷，有一则灵翼的故事与出现佛像有关。佛像由佛身、圆光和莲花底座三个部份组合而成，各部份来自不同地方，佛身是公元326-334年（东晋咸和年间）丹阳尹高悝在长干寺附近张侯桥边捞得，佛像背后刻有梵文，说此像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高悝用牛车载佛像经过长干寺的巷口，牛踯躅不前，任人鞭策不逾半步，人们又无法拉动牛车，只得放任牛车，牛即自行至长干寺，金佛像就地供奉在该寺里。铜莲花座是长干寺附近的渔夫张僖世在海口发现，送交县衙，县令写表上奏，皇帝下旨将此趺座安在佛像足下，竟然契合。后来有五位印度僧人到此礼拜佛像，指出此佛像原有圆光，应找出来安在佛像上；果然，交州合浦县（今广西合浦）采珠人董宗之在海底发现佛像圆光。佛像身、圆光、铜莲花座一合，即供奉在长干寺，东晋文帝敕令布施此像。
离开建业之后，刘萨诃住在吴郡（今苏州）通玄寺三年，无日不虔诚礼拜寺内从水中浮出的石佛像。《高僧传》有此故事记载；公元313年（西晋建与元年）石佛在吴淞江飘浮。渔夫以为是海神，延请巫祝迎接，弄得风涛俱盛，巫祝和渔夫骇惧而返。当地道教徒以为此乃张天师之像，再设蘸檀迎接，风浪如初。后来吴县佛教徒朱应斋戒沐浴后和东林寺帛尼及佛教徒数人到吴淞江向石佛稽首歌呗，风浪逐静。远见两石佛浮江而至，佛像背后有铭志，一名“惟卫”，一名“迦叶”。朱应等人立即雇船接还，供奉在通玄寺内。
江南三地巡礼后，即毅然踏上了赴天竺（古印度）孤身取经求法的漫漫西行路，当大师只身行至于阗（今新疆和阗县）“巧遇”著名高僧法显、慧景及道整等，便一起共同前往取道西行。为救度无量的众生脱离苦海，大师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以“宁可西行一步死，决不东还一步生”的顽强毅力，渡流沙、翻雪山、过草地，连数日水米未进，露宿严寒酷暑，加之虎狼之凶猛防不胜防，一日数惊焉！犹如九妖十八洞之险更为险要焉！真是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吃尽了人间苦，沿途因冻、病、锇为法捐驱数人。终于途经竭义、乌长、那揭、弗楼沙（今巴基斯坦）等十余国抵达印度。在北印度那揭罗曷国醯罗城（今阿富汉杰来拉拜之西）的小石岑佛影窟参礼了“佛齿和佛顶骨”。后取得了多部梵文佛经（译出经律6部，共24卷），安帝兴元2年（公元409年），慧达大师与宝坛，僧景先于法显等3年回国，竟又成了历史上西行取经最早的归国弘法者。（见《法显传》、《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慧达大师及其同行者，历时整十年的取经壮举，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赴印取经的先河！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
公元409-415年间，刘师佛取经回国后大宣圣教于家乡石、隰、慈、丹、延、缓、威、岚等八州，弘法度生六年，一时官民云集，普为感化，并争绘其像，以为供养，附近八州民众对他十分信仰。时至今日，本地仍流传着在离石马茂庄石佛寺（原龙兴寺）内雕刻通高丈的大红沙石佛，为其做纪念像的传说。
大师于415年-436年再度西行敦煌、凉州等地直至圆寂共22年，才是他一生弘法度生的快车道。其中除流传他以手推山，导洪救民等大量传说故事，以及酒泉城西古寺塑像，祁连山云转寺坐禅窟等诸多遗迹，至今已为河西走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刘萨诃一生备受家乡及河西民众崇拜，最大原因是他预言灵验，莫高窟收藏大量有关他的传说故事，河西各地亦发现大量有关他的文物和石刻：包括武威市博物馆的“凉州御山石佛因缘记碑”，永昌县城西北二十余里山崖有其预言，而后在北魏完成的御容山石佛；与御容山石佛有关的后大寺遗址和七里涧发现的石佛头；御容山石佛事迹还被绘成凉州瑞像，是汉地较早产生的瑞像，敦煌瑞像画本来自印度和于阗。
御容山石佛出现的故事版本见于莫高窟五代第72窟南壁的“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图”，根据释道宣所记，公元435年（北魏太延年间），刘萨诃到凉州番木郡（今甘肃武威以西一百七十公里处的永昌县焦家庄水磨关），向御容山礼拜，大家不明所以，他就预言御容山的山崖将出现大佛像，若佛像完整，则天下太平，如其有缺，天下大乱。说完继续西行，并于次年（公元436年）圆寂于酒泉城西七里涧。八十六年后有一天雷电大作，山崖震动，只听一声天崩地裂之巨响，石壁涧居然真的出现一尊高丈八的无头天然大佛像。人们想起刘萨诃的预言，为了阻止中国大乱，立即为无头大佛安装石佛头，但都是每放必落，不能成功。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天灾人祸最为横行的南北朝时期。又过了三十多年，凉州七里涧（大师涅磐之地）出现发光的石佛头，被送入佛寺供奉，再辗转送到二百里外的御容山，安装在无头佛像上；竟身首壁合，俨然一体，即时灵光遍照，且一时国泰民安。四处传来百姓称庆声，并在此修建瑞像寺。目前，该瑞像已被列为国家文物（佛头则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
北周武帝灭佛前，佛头又无故跌落，无法安上，是公元574年北周武帝灭佛和北周灭亡的凶兆。果然不久，北周武帝下令禁止佛教，没叫佛寺，充公寺产，强迫僧尼还俗，直至隋文帝开皇初年提倡佛法，佛教再度复兴，佛像于是又能身首合一。隋炀帝在公元609年到河西巡视，亲临瑞像寺烧香拜佛，下旨增修此寺，赐名为“感通寺”，又御笔题额“圣容道场”，通令全国各地派人到御容山摹写大佛真容，这是敦煌最早产生的瑞像故事之一---凉州瑞像。中唐时期，御容山大佛瑞像与其他各地瑞像组合一起，描绘在第231、237诸窟的佛龛顶部。到了晚唐宋初的归义军时期，发展出第61窟和第98窟的背屏之后描绘御容山大佛的故事画。唐太宗、中宗复不断加封，为纪念刘萨诃的瑞像预言神奇，并正式赐改寺名为圣容寺。特别是唐贞观18年，名闻中外的三藏法师唐玄奘于取经归国途中，为仰慕先贤，曾专程赴本寺谒拜并讲经三日。
众所周知，敦煌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外历代文化名人所倾倒与神往。据《敦煌石窟全集》、《文物》、《敦煌研究》、《文史知识》、《东方月刊》记载考证，慧达大师之所以对敦煌莫高窟影响很重要，由于他是继乐尊、法良二大师首开（共一窟）之后，大规模策划兴建莫高窟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其中光他预言开凿的就有299窟之多，为莫高窟最终成为世界最大艺术宝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仅唐代第203、300、323号窟，五代第61、72、98号窟等壁画，就广泛涉及了大师从出家、印度取经到河西弘法等各个时期，共达30多个方面的重要活动。又宋代第72窟西壁上除在显著位置绘其独身画像外，还特别标明“圣者刘萨诃大和尚”字样。从藏经洞文献中，用绢画、绣画等艺术形式对他做了生动描绘（见英人斯坦因《千佛图录》第13、34图等），更用大量文字，几乎记录了大师一生的全部事迹。总之，从慧达大师对兴建敦煌石窟的重大文献看，大师的确成为对敦煌影响最重要的旷世文化巨人。
于此，令人最痛心与惋惜的是，由于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遗书文献被（英、法、俄、日等不法之徒）盗劫他乡，大量珍贵资料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博物馆等地，详见法人伯希和《劫经目录》。
可喜的是，2003年在印度参加世界国际宗教艺术建筑研讨会议的离石师范白礼昌教授，从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意外带回原敦煌藏经洞失佚的有关慧达大师（刘萨诃）的大量资料（复印件）。一时轰动了离石，吕梁儿女在惊呼，中国的释迦牟尼出吕梁啊！
更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3月世界国际宗教艺术建筑研讨会在印度召开时的“会徽”，竟采用了慧达大师预言的御容山无头大石佛瑞像。难怪预言灭佛的刘萨诃名振四海、永存人间！难怪他被世人神化为观世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陀释迦牟尼并比齐肩，第二十二代宗师，佛教彻底中国化的标志性人物，也难怪他所预言御容山大石佛瑞像的神奇与佛的能力无翼，故被尊称为刘萨诃、刘师佛、刘摩诃而流芳千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