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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指妥当、合理；切，指确切、紧切。这是对联抛开纯文学性而近于实用性的两个要点。若一副对联做到了工和稳，至少在纯文学方面可以合格了。那么能否算作一副好联呢？还不够，因为对联在纯文学性以外还要具备实用性。
这里我要把“贴”和“切”换一个位置，因为“贴”是依附于“切”的，若无“切”，则“贴”也无从谈起。
于诗法论，似乎“切”是不必的。古人诗话中说：“不可过拘于题，不可过离于题”。那么对联为何要“切”呢？这便涉及到了诗与联的创作目的。诗言志，是用来咏怀的。即便古人的题名胜之诗，也是借名胜而咏怀，而不是专为名胜写，而后悬于其上的。有悬于其上者，多是出于后人的敬仰，而非作者本意。换句话说，诗的核心是人，借景抒情。而联的核心是物（或曰客体，因为有赠人挽人之联），将作者的情感融入其中。创作目的的不同必导致创作手法的差异。
这里有一个问题，对联能否也像诗一样以人为主呢？如果可以，并且被大多数人认可，从古时一脉相传，那么这不失为对联的一个方向，“切”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实际呢？据我所知，或许寡闻，古人纯咏怀之联似不多。即便格言，更重要的也仍是其实用性。原因大约是诗的得天独厚、难以逾越吧。任何一种文体如果要发展，除了要有独特的形式，还要有独特的内容与作用。诗言志，并且难以逾越，词就只好言情。对联于志于情都挤不进去，就向实用性发展。更类似科学一点地说法，借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许对联之初有言志有言情也有实用的，但是言志言情受到诗词排挤，被自然淘汰，只余实用。虽然无奈，却属进化。另一种说法，对联起源于民俗，而并非“风骚”；对联的初始作者群（尤其是明清以前）是平民，或者余力创作对联之人。这便决定了对联初期，无论是水平和地位上，都无法与诗词抗衡。
从作者群的角度，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网上言志言情的对联很多。因为作者群是年轻人，或热血沸腾或柔肠百转，又多是以对联为主要创作文体，再加上网络载体的特殊和流动，于是以诗词之法入联者多，以传统联法入联者反而少。那么这种现象是好是坏，前景如何呢？这要辩证地说，不妨以苏轼为例。苏轼以诗为词，拓展了词的境界，开豪放词一派，后世争相效仿，这是大功劳，对联也不妨效仿，将这种非传统的对联风格保留并发展。至于前景，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裁判。但是从另一方面，这种风格也不宜太过看重，以至于盖过甚至完全替代了传统对联风格。正如豪放词并未代替婉约词，千百年来婉约词仍然是词的主流、正格一样，实用性仍然应当是对联的主流。借行公的一个比喻，既然千百年来都是猫抓老鼠，并且抓得很好，强迫狗改行抓鼠，偶尔一两只还可，若大面积的代替猫，只怕是不好的。既然如此，可以看到“切”于对联是处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的。
为“切”正了名，继续说怎样算切并如何切。最理想的“切”，除紧扣主题外，最好还能做到唯一性，即不能移至他时他人他处。做到这些很困难，这需要对要写的对象（或人或物，或赠或挽）有充分的了解，包括名称、特点、内含、地理位置和历史典故等等资料，再加以选择合组织。不妨对照前人之作，看看流传的是如何做到切的。
潮州韩文公祠联： 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 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
韩愈因为上《论佛骨表》被贬潮州，虽只呆了八个月，但他的文学主张因际遇得到加强，被尊为百世之师。于是这副联不仅仅切住“韩文公祠”，也切住了“潮州”，移至他处不可。
章士钊赠徐悲鸿联： 海内共知徐孺子； 前身应是九方皋。
此联切人又切事。陈蕃为豫章太守，不接待宾客，只特设一榻接待徐孺子，因此以徐孺子切徐悲鸿姓氏与名气；九方皋善相马，徐悲鸿善画马，故以此切事，又称赞徐悲鸿之慧眼。
康有为挽谭嗣同联： 复生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
“复生”为谭嗣同字，“有为”为康有为字。作者巧妙地嵌入联中，切被挽着的同时也切作者，并且浑然一气，既表达了对被挽着的强烈悼念，并联系当时的社会，有一种无奈和愤怒的情感。
纪昀贺牛氏新郎婚联： 绣阁团圞同望月； 香闺静好对弹琴。
以“吴牛喘月”和“对牛弹琴”之典切牛姓，并且文辞喜气中透着诙谐，切住了“结婚”这一事件。
韩江酒楼联： 韩愈送穷，刘伶醉酒； 江淹作赋，王粲登楼。
分嵌韩江酒楼之名，并且四人都是名人，又与酒有关，使得酒楼又多了一份雅气。
以上为“切”。
一副好的对联，在“切”的基础上，还应做到“贴”，即妥当、合理。
“贴”有多方面的，首先是用词。用流行一点的说法，叫做炼字。古人讲炼字，“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句话其实说得不仅是炼字，包括言、意、景、情、象之间的关系，这里只取炼字之法。
比如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直”、“圆”两字用得便贴，并毫无痕迹。《红楼梦》中香菱的一段话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两字的好处：“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合上书一想，到像是见了这景的”。
又如杜甫之“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过”字便是炼得恰好，不刻意，又合情理。据说有人见到这句残缺了“过”字，便想替其续上，于是有用“疾”的，又用“落”的，又用“起”的，有用“下”的，有用“度”的。用这几个字于杜甫的“过”字对比，有的用力过度，斧凿痕迹便重，有的用力又不够，便显得轻浮，还有的不合理，则不能使人产生共鸣。虽然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讹传，但杜甫炼字之贴是可见的。
说到痕迹，我认为是一个阶段。首先要炼出痕迹，即将字下得不同寻常，成为句眼联眼，如点睛之笔，带活全篇。然后是炼回平淡，使痕迹消失，不用力、不刻意。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并非不炼字，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炼字，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当然，无论痕迹与否，合理是首要的。合理有两方面，小的是合乎整体环境，大的是合乎思维惯性。若仅为了视觉冲击而炼字，如煮石撕梦浣尘一类，假使没有特殊用意或特殊背景，只怕不仅是不贴，而且近于哗众取宠了。炼字需要很强的对文字驾驭能力，于初学者而言，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的经验，重点炼动词形容词，于五言炼第三字、七言炼第四字，长联炼领字和连结的虚字。若这几个字炼出来了，则全联都有精神。
另外是评价上的“贴”。这一点于挽联和名胜联最需注意。要根据所写的对象，选取适当的评价。若逢人便是“举世无双”、逢景便是“小蓬莱”，不但空洞，而且无聊了。需要掌握一个度，适当的夸张是修辞，是一种文学手法，但若夸张过度，或不恰当的夸张，便可归入不贴的行列了。
抽象些的说法，“贴”还要符合特定的环境。比如贺联不宜出现悲字，挽联不宜出现喜字（指正常情况，特殊故意反讽现象除外），长辈给晚辈、晚辈给长辈、师徒朋友之间等等，写法都不同，这时“贴”的重要便显现出来：于小，只是不贴；于大，便要引起笑话以至引起纠纷了。再比如名胜联，“贴”体现在要针对景物的特点及内涵选取词语或意象。若是苏州园林，就应是“小桥流水”的闲适和隐逸；若滕王阁或岳阳楼，则应是“地杰人灵”的壮观宏大并渗入些感伤忧乐的气氛。假使两者交换，纵文笔极佳也甚难控制，因为这些名胜都是积累了很多很沉淀的文化内涵的。这并非陈腐、拾人牙慧，并与创新不矛盾。所谓创新，更多是指立意用词上，并一定范围内的。于格调气脉似不宜过分标新，而违反了思维的惯性。
再进一层，上升到人生的高度，“贴”还表现在一个人的思想上。即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联。可以有艺术的夸张或加工，但应该合乎本心，而不宜于一个人外再幻想出一个人或一种思想。如陶渊明写隐逸、写田园，被后人称颂，因为他的心是属于他的文字的。其它的，如王维于禅之静默幽深，李白于月之高洁飘逸，无不能找出作者的心性，甚至相融为一体。若其他人无此心也如此写，纵笔力到了，于知人论识或言情言志等方面看，只会觉得造作了。
关于贴和切，就写到这里。要补充的一句是，贴和切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并目的，那便是“言之有物”，若无此，则一切皆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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