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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 在人类心理层面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疑具有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正如钱锺书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无论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强调“心理攸同”、“道术未裂”原本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贯主张。《孟子·告子下》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易·系辞下》从反面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能否超越“殊途”而求得“同归”，融会“百虑”而达臻“一致”，这应该是我们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当今置身世界文化格局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终极追求。 首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人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历史的研究成果中，撷取价值丰厚、意义深远的概念和命题，在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概念和命题，借以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例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许多用语凝练而含义精妙的文学研究概念，如“比兴”“意象”“境界”“格调”“神韵”“趣味”等等；也有许多厚实而隽永的文学研究命题，如“诗言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辞不达意”“文如其人”“文章与时相升降”“大体则有，定体则无”等等。从抽象的意义上看，这些概念和命题无疑都富于永久的生命力，足以穿越古今、横迈中外，持久不息地给人们以思想的触发和智慧的启迪。 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在“现代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概念和命题，使之从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的话语转变为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话语，从而参与国际对话，融入世界文明呢？20世纪以来，不少中外学人为此进行了卓绝的探索与艰苦的实践。迄今为止，这种探索与实践大致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路数：一种学术路数是采用外国现成的理论方法和话语策略，尽可能系统化、条理化地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和命题，进而建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 文学理论”。由此，在中国本土，产生了数以千计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著作以及难以计 数的学术论文；在海外，出现了如美国学者刘若愚（James Liu)、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撰写的学术论著。另一种学术路数是选择“中国本位”，尽可能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运用现代话语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和命题，从中发掘富于生命力的理论与方法。例如由王国维奠基，经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人建构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虽然非议颇多，仍然堪称这一学术研究路数的典型范例'。 其实，还有第三种学术路数，就是直接阐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概念与命题所含蕴的深厚而丰富的传统意义，进而揭示其跨时空、跨文化语境的普遍性意义和共通性内涵，使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20世纪以来这种学术路数最为成功的案例，当属朱自清对“诗言志”命题的论述和钱锺书对“诗可以怨”命题的阐释。钱锺书对这一学术路数有着清醒的自觉。1978年9月他在意大利奥尔蒂赛出席第26届欧洲汉学会时发表演讲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所谓“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应该说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概念与命题蕴含着跨时空、跨文化语境的意义与价值，值得我们持之以恒地深入发掘。 当然，这一学术路数也不无令人困惑之处。因为，既然我们阐释这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和命题的时候，不得不借助于“现代思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原汁原味地保持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本来涵义，又使它们化蛹为蝶而畅行无阻地步入国际对话殿堂，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呢？这无疑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勤奋实践，从而取得更为圆满的解答。 其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从国外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中，借鉴一些为人们所共识、共用的概念和命题，在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概念和命题，借以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从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受到“外来话语”的支配，无论是理论意识、分析框架、学术范畴还是研究方法，莫不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地运用外来的理论与方法，“把西洋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时代趋向。20世纪前中期如“文 学进化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论”“反映论”等盛行一时，20世纪后期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叙事学、新历史主义、文化理论等“西方文论”此起彼伏，近百年来，“西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引领风骚。 那么，如何判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运用外国文艺理论与方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中国学者如果只是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实例印证、阐释外国文艺理论与方法，或者用外国文艺理论来肢解、剖析中国古代文学现象，那就难免沦入“为他人作嫁衣裳”、“反认他乡是故乡”的境地，终究斫伤甚至丧失了中华文化的本体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许正是有见于此，美国华裔学者余英时才极而言之地说: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这段话的关键词是“比附”二字。“比附”的本义是归附，引申为相关联，而在余英时的用法中是指拿不能相比的东西来勉强相比，正如清人魏源《默觚下·治篇六》所批评的：“其称引比附何尝不托于六艺，夫孰知其误人家国壹至此哉！”也正如朱自清所批评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而这，正是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走着、现在也还在 继续走着的学术道路。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称许王国维等先贤“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他认为，王国维的“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最重要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在陈寅恪看来，“外来之观念”固然应该汲取，但它是用来参考验证中国古代文学“固有之材料”的，而不是用来规范指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因此，在借鉴“外来之 观念”时，需要的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本位，在研究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历史等“固有之材料”的学术实践中，批判性地汲取、扬弃、重构或解构“外来之观念”，从而创造出面貌一新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在这方面，钱锺书的文学研究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典范。钱锺书的《谈艺录》一书，“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徵气泽芳臭。”钱锺书认为，无论是取资于古典还是采纳于外来，其关键都在于经过“深造熟思”而“融为津液”，“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进而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借助于语言文字以艺术地认识世界和掌 握世界的洞察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这才能真正有助于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世界。 如上所述，20世纪以来学界早已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广泛而深入的时代里，既挖掘历史又把握当代，既不忘本来又吸取外来，真正做到贯通古今，打通中外，以开阔的胸襟涵容与汲取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这样才能真正展开一种卓有成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早在1934年，陈寅恪 就明确提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 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但是我们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时至今日，我们最为迫切、最为艰难，但也最富于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历史等作为研究对象，在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语境中，提炼、总结、发挥、建构足以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建构中华文化独特的理论框架、学术话语和叙述方式，从而为世界文明增光添彩。处身21世纪纷繁复杂、迅极变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正如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上我们着力提倡科技创新，进行核心科学、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创造一样，在人文科学研究上我们也必须着力提倡学术创新，进行核心价值观、核心方法论的开发和创造。这是任何一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文化担当。 经历19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的“积贫积弱”，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卑”难免积重难返。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课堂上，我谈到明清文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时，曾经说：“在整个文化格局中，中国处于一种弱势，这种弱势一方面是经济实力的问题，最大的方面还是精神的弱点。因此，要提倡‘全球化’，提倡‘全球化’的眼光，就需要提高精神的自信心。”“我们要用当代人的眼光给当代人的精神提供新的东西，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在“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今天，我们应该着力建立中国人应有的文化自信，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和各国文化应该而且可以平起平坐，充分地认识到源远流长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应该而且可以为世界文化奉献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从而坚定不移地创造和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文化精神。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势在必行的文化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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