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不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相爱相杀 文 | 聂建松 写作“这不科学”这个专栏也有一段时日了，我觉得该说说“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了。虽然这样的一篇文章可能不太讨喜，甚至会有些冗长和刻板，然而我想还是有必要写下一些内容。至少给那些希望对此有些了解的读者，做一些基础的科普。让这一部分有志于了解的人明白问题的复杂性。 平常很多人很喜欢把“科学”一词挂在嘴边，他们会觉得“科学”的概念是非常清晰明了的——“科学就是不断的追求客观真理的过程”等等观点，诸如此类。这些说法，不能说错，但也谈不上对。它们只是太简单了，无法直接用来解释真实的历史情况。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Confessio）中，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quid est ergo tempus? si nemo ex me quaerat, scio; si quaerenti explicare velim, nescio. 那么，什么是时间？如果无人问我，我知道；如果我想向求问者解释，那么我也不知道。（此句为笔者自译） 其实，如果把这一句中的“时间”换成“科学”这个词，我想也是通用的。如果认真审视“科学史”上的内容，就会发现，想要确定“什么是科学”，其实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甚至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夸张地说，或许就不存在一个任何时候都确定的“科学”概念。作为客观存在的，可能只是一个个具体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成就。 扪心自问，你真的了解“科学”么？真的知道打开“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正确方式么？ ▍ 一、“科学”一词的来历以及用法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从事了某一项具体的科研工作，就认识了科学；很少有人意识到，“科学”是在历史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横空出世的。“科学”这个词形成有自己的过程，无论从事多么具体的科研工作，但如果对这个历史一无所知，仍旧无法谈论科学。 因此要想谈“科学”，你就必须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在中国，谁最早使用“科学”一词，有人说是严复，有人说是康有为，有人说是梁启超，也有人说是王国维。不过，中国人明确地在现代意义上接触英文“科学”一词，应当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两位“先生”的名字：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这便是日后国人们所熟悉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不过，“赛因斯”先生的名字却仍然不那么“中文化”，不那么“科学”。 当时，我们的领国日本已经涌现了很多钻研西学的人物，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西·周（助）”。此君对东亚文化圈影响巨大，我们今日通行的大量学术词汇都要仰赖此君的翻译：哲学（希哲学）、艺术、理性、技术、心理学、意识、知识、概念、归纳、演绎、定义、命题等等名词皆出自他手……当然，还有“科学”一词。  ▲ 日本学者西周 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在日语中，“科学”一词至少具有两种含义： 1. 在广义上，乃是体系化的诸如知识和经验的总称（体系化された知識や経験の総称であり）。 2. 狭义上的自然科学研究。 实际上，日语中的含义恰好对应了西语中的两个“科学”观念：一个是德语的Wissenshaft；一个是英语的Science。 Wissenshaft一词可以翻译为“知道之学”，对应的乃是较为广义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可以是社会（那便是社会科学），可以是人文（人文科学），可以是自然（自然科学），甚至可以是神学（在如今的德语中，神学也是一门“Wissenshaft”）；Science则是指狭义上的自然科学。 （或许Wissenshaft更应该翻译为“学科”；Science翻译为“科学”，更符合当下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我认为平常所见到的某些科学争议——比如，到底什么了才算是“科学”？——实际上，跟很多人一般把“科学”一词的含义仅仅限定于“自然科学”有关。譬如，很多人认为社会和人文不能算作“科学”，因此就不需要专门学习。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虽然已经了解“科学”一词的现代由来，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词去思考古代历史，又会发生很大的困惑——古人并没有在现代含义上用过这个词（这也是如今很多人犯的错误）。因此，直接判定哪一部分的古代知识完全符合“现代科学”概念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尽力去寻找相似的部分，试着去辨别而已。 让我们先看一下与Science一词有关的拉丁文，这个词便是Scientia，而这个词又源自于动词Scire，意思是“知道，切身体会地知道”。然而，Scientia却并非指的是科学或者学科！ 在欧洲中世纪，Scientia指的是一种人类的精神品质。我们或许可以翻译为“求索精神”？与之配套的还有两个词intellectus以及sapientia，或许可以分别翻译为“理解能力”和“智慧”。这也就是说，人类的理性能力要包含着三个方面：理解、求索和智慧——它们从不同方面帮助人认识各种事物，这其中就包括了自然、艺术、社会，甚至是神学。 那么，到底什么可以称为“古代的自然科学”呢？假如非要在古代找到一个相似的东西，那只能是“自然哲学”（Natrual Philosophy）了。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两点，“古代的自然科学”往往并不包括两门“现代的自然科学”：天文学和生物学。天文学在古代可以算作数学的事情，因为古人不认为天体是“大地上的自然事物”，而这恰恰是自然哲学要研究的内容；生物学则是“自然的历史”（Natural History），这门学科记录的是动植物在时间中的变化，而自然哲学则是试图总结不受时间影响的“客观规律”。 如果就学科所秉承的原则来看，即便我们认为天文学可以并入到物理学之中，但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却并非相同，然而如今却都被冠以“自然科学”的称号。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 这些学科在古人眼中，并非是要用来达成什么“外在目的”——我们如今研究自然科学，往往是为了达到一个“外在目的”，或者是用来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问题。然而对于古人而言，研究这些学问则是用来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古人认为，学习“自然哲学”可以使人的精神通向上帝；这一点中国古人也有相似之说，譬如宋代的大儒朱熹，在他看来“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达到对自身的完善——“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 二、宗教与科学——两本“书”的故事 我在网上和别人互动的时候，也经常发现另外一个误解：很少有人知道“科学史”这个科目；很少有人知道“宗教与科学”关系，属于“科学史”的重要内容；很少有人知道，有很多学者专门研究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如果说，很多人强硬地主张不从事某项具体科研工作，就无法谈论科学，那么如果想要谈论宗教，是不是就需要了解一些宗教常识和知识？而谈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时，更需要在两方面都有所了解。 尽管我个人并无宗教信仰，但我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圣经》以及其它宗教经典中所记载的神迹相悖于我们日常的常识？对此，我们经常见到的无非是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 1. 认为神迹是“虚构”的，是古人认为不足，甚至故意伪造的。 2. 认为神迹是“真实”的，可以用“自然科学”解释的。 这两种立场我都不支持。前者经常“简单地”把宗教归结为某种思维落后的产物，甚至是一场阴谋论；后者则容易诞生在“科学-宗教”之间强行搭桥的“神棍”。 我认为，这两种立场都只不过是想引用“科学”作为自己的后盾，而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关键并不是“神迹”是否可以用自然科学解释，关键是“神迹”是否影响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 就我观察，某些激烈批判宗教的人，往往有着这样的担心和恐惧：与其说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是不可变化的，不如说他们往往认为宗教信徒通通是盲目的，漠视自然的规律。 这样的担心或许是有道理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见过一些盲信者和迷信者生病了拒绝正常的医疗治疗，附会解释科学现象——在科学的山顶上，佛教/道教/各种宗教的大师已经等在那里了云云。 但是，如果带着这样的观念来阅读历史记载，也会在其中发现大量无法解释的现象：如果宗教信徒都无视正常的自然规律，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世纪的教会建立了一大批大学，并且取得了很多实际成果——凡是读过我在专栏中关于伽利略、哥白尼和牛顿的拙作，都会明白这些工作背后都离不开教会人士的支持。  ▲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礼拜堂 所以说，如今的学术界历史研究早就已经向我们表明，传统的“宗教-科学”冲突论并不是那么准确。如果说某某“科学家”的信仰小故事经常都是编造的，比如爱因斯坦或者达尔文的信仰，那么“对哥白尼的迫害”以及“哥伦布的无知”，同样也只是一些文学作品的想象。在史实上，这些久经传说的小故事统统都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科学-宗教”的正确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不如先让我们去看看在真实的历史中，宗教是如何看待“自然研究”的。 基督教确实有反对“希腊哲学”的言论。学习过一定西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样一个著名的片段，那便是基督教的一位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曾经说过： quid ergo Athenis et Hierosolymis? quid academiae et ecclesiae? quid haereticis et christianis? 那么，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学院派与教会何干？异端与基督徒何干？（笔者自译） 大概是因为“希腊”在启蒙时期总是被当作“理性和科学”的象征，故而这段话经常被引申为基督教反对科学的证据。实则这是一个误解，不说别的，德尔图良本人就是接受了良好希腊哲学教育的人，他并没有全盘抛弃希腊哲学——他也承认很多希腊哲学的权威，他是在用哲学去批判哲学。 另外，他旨在表达的也并非“反对科学和理性”，而是认为“拯救”与“知识”并无直接的关系。如果让我极为通俗地解释这句话，那便是在“做个好人”与“做个教授”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对于希腊哲学的态度也并不全是批判性的。譬如，希坡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就花了大量时间学习希腊哲学。他写过一本《就字面而言，关于创世记的文章》（De Genesi Ad Litteram），试图在书中调和《圣经·创世纪》与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以论证二者的一致性。 我们并不能运用“支持-反对”这样的词汇来准确描述宗教之于自然科学的态度，更恰当的词汇应当是“冷漠-热情”——很多人并不知道，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纲领是“信仰与理性”（Fides et Ratio）——理性之于信仰是不可或缺的。 在具体方案上，奥古斯丁继承希腊哲学传统提出过这样一个概念：自然之书（Codex Naturae）。这个概念一直为后世所继承，即上帝有两本书：一本是自然之书，一本是《圣经》。 上帝在“自然之书”中写的是恒常的自然内容（Natura），而在《圣经》之中就更多地记载了“超自然”的内容（Supra Natura）。这样区分的意义在于，上帝并不总是去干扰正常的自然运作，“超自然”的他只是间或地打破自然。 如今在中国名望正热的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亦有过这样一个观点：宗教与现代科学之间其实谁也无法有效驳斥对方——科学一开始便预设了“超自然”不存在，而神学则认为世界的来源本身就是“超自然”。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必须承认的是，中世纪教会对自然知识的研究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在不断前进中——“大学”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并且形成了“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和音乐）和三个晋级学科（医学、法学和神学）的教学传统。 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东西？这是因为中世纪的神学家们认为，求索知识（Scientia）便是人的天性。  ▍ 三、各种“过度简化”带来的后果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一些简化的“标签”——这些标签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快速把握事物某些特征，但一方面这些标签又把事物“有选择”的呈现给我们。 当我们给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都打上“日心说的支持者”的标签，一方面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另一方面我们却忽略了他们之间的显著差异，好像他们都是一类人。实际上，哥白尼是从数学工具的角度出发，伽利略是从实际观测的角度出发，而布鲁诺则从宗教象征主义出发。 前二者可以算是一类天文学研究团体，布鲁诺则很难被归入其中。 当使用“占星术”一类的标签的时候，我们现代头脑中肯定反映的是与“天文学”截然不同的“迷信和神话”。然而，反对占星术的看法就一定是“科学”么？奥古斯丁和很多基督教神学家都反对过占星术，其核心观点实际上也颇为现代：星体不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决定人的命运只有他自己。然而，这种批判不是从“现代科学”角度出发，而更多地是神学和自由意志的角度。 可是，一些神学家（比如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ector]）、托勒密以及开普勒却都认为，至少在“天-人”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当我们给牛顿打上“科学家”的标签的时候，赞美他的《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却经常不自觉地忽视了他的炼金术/化学上的成就。 那么，他们之中谁更“科学”？ 实际上，很多人不但喜欢贴标签，更喜欢将标签彼此对立起来，给标签再打上标签。比如，给“科学家”打上“先知的英雄”的标签，给宗教人士打上“无知的恶棍”的标签。于是，我们有了一系列历史上不那么准确，但是很戏剧性的小故事。 譬如，古代女哲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的悲剧？ 在一个比较戏剧化的故事版本中，在亚历山大城主教西里尔（Cyril）的唆使下，年轻的她死于一群仇恨知识和科学的暴民手中。 然而在历史上，她却是在晚年死于一场暴动，而且是一场波及全国上下的政治暴动。她的死状确实凄惨，但并非为“知识和科学”而献出生命。虽然相对基督教而言，她是一名异教徒，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基督徒贵族朋友。可能恰恰是群好友的政治立场，导致她最终的惨死。 另外，有些问题属于科学团体内部的争论，也很容易被归为宗教和科学之斗。这种观点过于粗糙，并且会使我们将宗教团体默认为是铁板一块，盲目地将整个宗教团体的立场判断为“反科学”。 又或者，让我们来看看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与萨缪尔·威伯福斯（Samuel Wiberforce）主教之间的那场著名的辩论？ 在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版本中，主教被形容成阴险小人，他要求赫胥黎回答：这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祖父还是祖母是从猴子变得的？ 然后，赫胥黎起身高声答道：“相比一个用自己的才华来混淆科学真理的人，我更愿意和一个猩猩有血缘关系。” 可是有意思的是，同样根据这个版本的故事，赫胥黎这时候心里默念的却是： “上帝已经把他送到了我手里！” （The Lord hath delivered him into my hands！ ） 这对于那些“标签”爱好者而言来说，可就尴尬了……  ▲ 赫胥黎教授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说时吸引了不少来自中国的晚清学者 当然，在推广进化论的工作上，赫胥黎确实可以算作是“英雄”，但他的辩论对手塞缪尔·威伯福斯主教却被不恰当地放到了无知的“恶棍”位置上。实际上，这位主教对进化论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他所代表的并不是简单的宗教立场，而是当时反对进化论的学者们的共识——这跟宗教立场无关。而且在会场上，主教也确实指出了当时不成熟的进化论理论所存在的一些缺陷。 另外，我们会忽略同时参与这场会议且发言的还有一位神职人员弗雷德里克·谭朴（Frederick Temple），此君的立场则是支持进化论的，而他后来成了英国教会的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推广了英国教会内的进化论学习。 这时候，我们又如何用这些简单的标签判断这复杂的状况？谁是好人，谁是恶人？谁是先知，谁是无知？贴标签总是容易的，然而这并不是了解真相的方法。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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