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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案执法的实际过程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皇帝诏旨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古代一直存在着以酷吏、循吏为代表的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西汉时期杜周、张释之的两个典故，就很有代表性，值得认真思考。
汉武帝时期的杜周，与张汤同为酷吏之首。他在担任朝廷专职司法长官——廷尉之时，完全根据皇帝的态度来判案断狱。凡是皇帝有意重罚的人，杜周一定会找到法律的依据加以构陷；凡是皇帝有意开释的人，杜周也总能找到所谓的“冤状”而予以释放。有人当面批评杜周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里出现的“三尺法”，是国家法律的代称。杜周毫无愧色地反驳：“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杜周之说，集中代表了酷吏唯皇帝之命是从的执法思想，不仅把皇帝的诏令当作国家法律的直接来源，而且将诏令的法律效力置于国家法律之上。
这样的观点是否代表了当时执法观点的主流？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得到社会主流舆论肯定的观点是：对国家有责任感的执法官员，首先要尊重和维持法律的尊严，在面对法律与君主旨意相冲突的场合，执法官员不可曲法阿主。
汉代循吏之首的张释之，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表率。汉文帝出行，有一人无意中惊扰乘舆马。文帝使人捕之，押送廷尉张释之审判。张释之奏报审案结论：按照“犯跸”之法处以罚金。汉文帝大怒：“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张释之从容解释：“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史记·张释之传》）在听到解释之后，汉文帝不得不承认张释之是依法断案。张释之的“执法观”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拥有、应该共同遵守的；其二，廷尉作为最高的专职司法官，一旦接手案件，就只能依法办事，而不能顺从皇帝个人的意旨。在要求皇帝尊重执法官的独立办案权力上，张释之无疑走在了当时人的前列。
我们也要看到张释之执法思想的局限性：他承认了皇帝在执法官员接手之前，有不顾法律规定而任意处置当事人的特权，从而使得皇帝居于国家法律之上。最早意识到这种欠缺、并给予公开批评的是魏晋之际的学者王肃。他针对张释之“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的说法加以抨击：“臣以为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也。”（《三国志·魏书·王肃传》）一个执法官，不仅自己要秉公执法、依法断案，而且应该要求皇帝本人也要遵法守法，不能给皇帝本人提供可以越法而为的依据，否则就是“不忠之甚也”。皇帝和廷尉这样的高级执法官员都要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判案，才能真正保持法律的尊严，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安宁。
古人执法观念的精髓所在，实在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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