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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桓驾”玉印，1990年出土于长沙市长岭橡胶厂汉代墓葬。玉印覆斗形钮，上有穿鼻，印面正方形，边长2.6厘米，高2.1厘米。印面无边栏，阴刻篆体白文“桓驾”两字。“桓驾”两个字的位置左右均分，所占比例对等，不偏不倚。印面中多以汉印缪篆典型的平直均匀线条为主，使整个印面显得十分协调。平直中更具变化的是“驾”字的左上部“力”字的斜势和曲笔，增加了整枚印的情趣和生动感。“桓”字右边的“日”字有意拉长，使字形变瘦，整体便十分匀称而协调。纵观“桓驾”玉印，精致秀丽，线条均匀和谐，是汉代玉印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美玉陪葬的功效——祈福避邪 中国古代，包括玉印在内的各类美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圣洁的化身。远古时代，由于原始先民对自然界的各种不测风云无法理解和抵御，只能祈求神灵的保佑和庇护，而“玉”的自然温润、色泽柔美以及光洁细腻的物理特性，给人一种高贵纯洁的神圣感，于是人们将自己所尊崇膜拜的神灵或其他信仰寄托于这种神圣的器物，赋予它许多美好而巨大的神秘力量。久而久之，“玉”便是他们认为沟通神灵、祈求吉祥如意的一种瑞祥之物。因而先秦时代，古人创造了各种玉器，祭祀神灵，玉璧祭天，玉琮祭地，这种礼仪形式流传了千百年。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历朝历代仍然都把“玉”的出现看作是一种祥瑞的征兆，传世文献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汉书·文帝纪》曰：“十六年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魏书·灵徵志》亦载：“河内人张超于坏楼所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百僚咸曰：‘神明所，非人为也。’诏天下大酺三日。”诸如此类的记载虽然未必真实可信，但至少反映了古人对“玉”作为一种吉祥之物的崇拜和追捧。 上至古代帝王，下至黎民百姓，他们以“玉”祈求吉祥，往往通过刻于“玉”上的吉祥词语或吉祥图案体现出来。如汉代“长乐”谷纹璧，就是以吉祥语“长乐”和象征着硕果累累的谷物纹饰图案一起体现这种思想的。汉唐以后，各种吉祥图案的玉佩更为普及，诸如“龙凤呈祥”、“吉祥如意”、“金玉满堂”等等，这些词语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古人祈求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与人们祈求吉祥如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驱邪避凶，能够避免凶险灾祸，其本身就是吉祥善福。古代人们事死如事生，不仅生前佩玉，在死后的世界，他们同样需要各种玉器陪伴，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的追求。生前对各种美玉的追逐，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祈求一切吉祥如意，死后这些对美玉的情感，化作一股信念——美玉避邪，万世不受叨扰。这枚“桓驾”玉印，制作如此精美，当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陪伴墓主人，庇护墓主人，为其祈福避邪。 玉印的象征意义——尊贵和地位 孔子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进一步把“玉”解释为：“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儒家学说中以玉的“五美”比喻人的五种美德，即仁、义、智、勇、洁等人类所具有的高贵品质，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佩玉即代表着具有美好和高尚的德行。同时，玉除了被赋予道德的涵义外，还具有神秘的特性，《易·说卦传》载：“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东汉郑玄注《周礼·玉府》云：“玉是阳精之纯者”，所以玉代表天、代表国家、代表父，是一个国家或家庭的最高统治者。至此，玉从道德涵义衍伸至神权思想领域，在阶级社会中，玉逐渐被统治者利用作为体现和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 秦汉时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完善起来，儒家对玉的神权思想的阐释和玺印的政治凭信功能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具有独特涵义的玉印。东汉卫宏著《汉旧仪》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根据这个记载，秦汉时期只有帝后才能使用玉印，玉印代表着皇权、尊贵和地位。官方对玉印的严厉限制，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中被证实，目前秦汉时期的玉质官印，只有西汉仅存的一枚“皇后之玺”玉印和南越国境内的寥寥数枚. 玉印的政治色彩和皇权思想一经渲染，财力雄厚的特权阶级即群起追逐，突破禁令、私制玉印逐渐在地方贵族中间蔓延开来。秦汉考古所见和传世的玉印，有四五百枚，其中私人制作的玉印占绝大多数，“桓驾”玉印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私自制做玉印的主人，或许是富商大贾，或许是达官贵人，政治身份上也许与皇室帝后相差甚远，但是通过对玉印的占有和使用，同样满足了他们追求高人一等的权威和欲望，因为玉印本身的制作和使用，即是一种财富的体现，消耗的是经济财富，蕴含的是政治等级，炫耀的是尊贵地位。 玉印的主人——桓氏贵族 现代考古证实，楚汉时期，长沙古城天心阁外往东从识字岭、子弹库、左家公山、麻园岭经长岭、左家塘至妹子山、阿弥岭为一条东西走向的山岗，其间分布有成群的汉代古墓葬，“桓驾”玉印即出土于这一带长岭区橡胶厂一号墓。桓驾墓陪葬品以陶器为主，器物组合为鼎、盒、壶，还有铜镜、泥钱和泥金饼，不见五铢钱，所以认定桓驾墓的年代应当在西汉中期武帝以前。无独有偶，早在1959年，在毗邻长岭橡胶厂桓驾墓的左家塘区，也发掘了一座西汉大墓，出土了一枚“桓啟”玉印（右图），与“桓驾”印的形制、材质、字体等基本相同，推测“桓啟”与“桓驾”当属同一家族。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桓啟墓的墓室规格大过桓驾墓，桓啟墓的陪葬品还有兵器出现，与战国墓相似，而与西汉中期墓不同，且桓啟不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表明桓啟墓的年代必然在汉初景帝以前，早于桓驾墓。同时，桓啟墓的规格比马王堆2号墓长沙丞相利苍墓略小，但明显超过出土了“长沙仆”、“宫丞之印”等铜质官印的长沙国诸属官的墓葬，证明桓氏家族在西汉长沙国境内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一家族可能自汉初延续至西汉中期。 西汉桓氏贵族，史书上缺乏相关记载，目前所知，秦朝统一六国前夕，秦始皇有大将桓齮，一度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后攻赵失利，畏罪潜逃，下落不明。另1991年安徽天长县三角圩也发现过一处桓氏家族墓群，其中一号墓出土了“桓平”玉印及其他各类精美玉器达90余件，还有龟钮铜印“臣平”和木印“广陵宦谒”，表明“桓平”是西汉广陵国时期的谒者属官，为广陵国王刘胥身边的近臣，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广陵国受封于汉武帝以后，其桓氏家族显赫于西汉中后期，而长沙国境内的桓氏家族，大致上发迹于西汉初年，延续至西汉中期，不排除两个家族之间或许有一定世系和渊源关系。 “桓驾”玉印，制作精致，字体秀丽，展示了汉代高超的工艺技术和美学追求。通过“桓驾”玉印，我们了解了西汉时期长沙国地方的贵族政治概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 ------图文源自考古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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