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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红楼梦》 引言：不得不说的话 十八世纪下半叶，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红楼梦》的诞生。毋庸讳言，《红楼梦》自问世以来，赞美之辞，无以言表。在中国，在整个汉语区，乃至世界的东西方，对一部作品的评价到如此地步，可谓前无古人、登峰造极。甚至有人断定，《红楼梦》一书及红学热，将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美丽风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开放程度的提高，随着汉语在世界范围的推广，随着中华文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增强，《红楼梦》和红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红楼梦》以其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特质，以其华丽多彩的语言，以其扑朔迷离的故事，以其人神合一的境界，几乎倾倒了所有读者。而它的含蓄与深邃、杂乱与突兀又让它的爱好者痴迷甚至疯狂。比比皆是的破绽，层层叠叠的漏洞，还有批书人欲说还休的遮遮掩掩，八十回“全壁说”与一百二十回“原貌说”互不相让，包括宝黛钗爱情故事自身的无穷魅力，使人如堕云里雾里。千千万万个读者既迷失了作者的原旨原意，也看不透包括脂砚斋在内的众多批书人所抖搂的曹雪芹的苦衷和隐讳，甚至看不懂那个相对较为连贯的宝、黛、钗爱情故事之所以然、之毕其然。《红楼梦》几乎成了“谜语”的代名词。 以索隐为特征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家门，虽然做了浩繁不可枚数的工作，虽然他们的索隐也确曾启迪了新红学家们的灵感和思路，但是他们的成果却为新红学家们所不齿。凭公而论，旧红学家的“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等所谓的成果，都是离开了《红楼梦》文本的猜想，经不住推敲和拷问，随着《红楼梦》研究的深入，退出历史的舞台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唯有蔡元培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不仅与其它学说相比更有其进步意义，而且时至今日亦并不过时。因为蔡元培先生看出了作者原创意旨的端倪，他看懂了书中的贾宝玉就是康熙朝那个废太子胤礽的影子，而非曹雪芹本人。尤其是他对“宝玉”二字的诠释，已经十分接近那个“真”字所代表的“天命神授”的核心。仅此两点，已可证明蔡先生不仅超越了孙渠甫、王梦阮、沈瓶庵等同时代红学家，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前无古人的红学家。可惜的是，蔡先生并没有沿着这一正确思路探索下去，而是转过身来，背道而去，步入了孙渠甫、王梦阮、沈瓶庵等人的窠臼。但是，旧索隐派毕竟还是基本围绕着明末清初下工夫、做文章，为后来的新红学家们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才有新红学的诞生，才有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先生认定《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寅的后人曹雪芹。胡适先生祭出“考证”的大旗，似乎在向世人宣示并证明，他在走与旧红学家截然不同的道路，然而考证与索隐实则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看似两条不同的路实际是同一个起点、同一个方向、乃至同一个目的；就像自北京去广州，公路与铁路虽然并不平行，却有许许多多地互相穿插；运用反向思维的方法，索隐的成果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是可以借鉴的。 《红楼梦》研究中存在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胡适的红学新说——“自叙说”竟在长达近一个世纪里误导了成百上千的红学家、成千上万地红学迷、千千万万个《红楼梦》的读者，束缚、禁锢、蒙蔽他们的思想近百年。“自叙说”出炉以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红学的主流，以至于那些不同意“自叙说”的学者读者，不仅被《红楼梦》研究的“主旋律”视为另类，甚而视作学术研究的敌人。 冰雪聪明的鲁迅先生，自我感觉对中国之小说是颇有些发言权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到：“本文所叙事则在石头城（非即金陵）之贾府，为宁国荣国二公后。”而另一篇根据鲁迅先生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整理的文章——《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亦有同样的文字：“《红楼梦》所叙为石头城中——未必是今之南京——贾府的事情。”依据先生以上的话，可以知道先生是没把书中石头城贾府的事看成是发生在南京的事，因此也就否定了“金陵十二钗”是南京的女子。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虽然不如蔡元培先生那般犀利，但是也算触到了《红楼梦》的面纱。可惜的是，先生也犯了和蔡元培先生同样的错误，把对《红楼梦》的认识只当作一种感觉，既没有坚持下去，同时又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以致于前功尽弃。不管承认与否，自《红楼梦》诞生以来，除了曹雪芹的同时代的知情者，蔡元培、鲁迅二位先生是最接近于完全撩开《红楼梦》的面纱，最有机会看到《红楼梦》的真面貌的学者。但是二位先生却莫名奇妙的放弃了——蔡先生没有进一步探索与揭秘，而鲁迅先生却为胡氏所误——回归到“自叙说”的泥淖之中。“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鲁迅先生不仅同意胡适的“自叙说”，并且为之大唱了一番赞歌——“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指蔡元培之康熙朝政治状态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 （引语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显然，鲁迅先生那超出常人的犀利眼光也并未看出《红楼梦》作者的初衷和目的，他只不过是强调了胡适先生的“自叙说”的正确性，以至于后鲁迅时代的六十多年间，“自叙说”一直是中国大陆“主流红学家”的主流意识和教条。 神仙一般人物的毛泽东，自公元1959年以来，被大陆的有识之士和“无知”庶民奉若神明已达五十年，他对《红楼梦》的认知也仍然局限于“革命家”和“伟大领袖”的视点，从而始终没有跳出阶级斗争的框框。“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引之《毛泽东妙评古诗书鉴赏》）。”“《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引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由此不难看出，虽然毛泽东总是独树一帜，但是他的红学观点仍然是受到胡适先生影响的。 从许多文字资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楼梦》一书是情有独钟的，他在各种场合，无论是对个人谈话，还是大会讲话，无论是谈经济，还是谈哲学，都可以联系到《红楼梦》。他老人家的的确确看到了《红楼梦》研究的不足，也表达了对新旧红学研究成果的不满，但是毛泽东的观点却是钻入了红学研究的另一个死胡同——“阶级斗争说”。 后胡适时代的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一生为《红楼梦》忙碌，为曹雪芹辛苦，是《红楼梦》研究的集大成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周先生仍然是被“自叙说”困扰着，而周先生的崇拜者们也莫不是“自叙说”的坚定捍卫者。本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以周先生锲而不舍的精神、正直无私的为人、学贯中西的智量、对《红楼梦》文本的熟稔、对《红楼梦》研究的深思远虑等等，有能力看得出曹雪芹著书的要旨大意，应该看得出书中透露出来的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黑暗，应该读懂作者所指斥的最高统治者的薄情寡义、手足相残，当然更应该看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不顾廉耻篡改历史的事实；也应该明了书中大多数人物、故事是有原型的，而这些原型、史实所组成的正是“风月宝鉴”的另一面。但是，周先生却少有透露。周先生有一著名观点：“《红楼梦》是一部多维结构、多层面意蕴的巨书奇书——奇就奇在一个‘多’字，既丰富又灵动，味之愈厚，索之益深，谙之不尽……（引之《善察能悟刘心武》）。”周先生的《红楼十二层》确实把《红楼梦》作者不自觉经营的《红楼》文化、《红楼》美学说了个透彻，却始终没有捅破另一层窗户纸——曹雪芹苦心经营的“多层面”到底有没有触及到那个“隐去”了的真事，多个层面聚焦出来的是一副怎样的面孔。虽然周先生已经触到了这扇窗户。周先生西学起家，再治红学，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才思敏捷，目光犀利，语言丰富，文采风流，加之遭际非常，非吾辈所能企及。曹雪芹留下的许许多多的破绽和悬疑，实是故意而为，周先生原该能有所破译，但周先生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因此，我一直怀疑先生有“天机不可泄露”之虞。细思之，又不尽然。周先生用生命治理红学，不单为欣赏，更多是为揭秘，九十高龄，当是无畏之年，应该是知无不言的，但先生终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周先生所强调的红学研究的四大方向：脂学、版本学、探佚学和曹学，虽然离曹雪芹苦心经营的“多层面、多维结构”很近，由于没能切准曹雪芹著书的出发点，因此与曹雪芹的原创旨意渐行渐远。至于高举“探佚”大旗，自称周先生追随者的刘心武先生，匠心独运，独辟蹊径，刻苦经营，最终建立起独树一帜的“秦学”，并由“秦学”而及“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古本“揭秘”，工程繁大，建筑宏伟，自成一家。但刘先生的成果却屡屡遭到专家学者的诘难，也为一般读者所不解。本人虽然十分敬重刘先生为人、为学的骨气、勇气和毅力，但我仍然认为刘先生远离了探佚的宗旨，是建立在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和历史事实迹象的“贾赦（假设）文学”，是以小说家的思维作小说家的猜想，不仅为主流红学家所诟病，也为一般红学爱好者所难以接受。 显而易见，旧红学的“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新红学家们的“自叙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都解析不了《红楼梦》文本，解析不了曹雪芹的身世家世，解析不了康熙末世到乾隆早期的历史。因此说几乎所有的所谓研究成果都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又有了俞平伯的临终遗言：“《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俞平伯的一句话，不仅彻底否定了旧红学家所有索隐成果，实际上也完全否定了新红学家的“自叙说”。等于把二百年红学打回到了零点。我们不禁要问，红学研究何以会到如此尴尬的境地？二百年间，学富五车的才子，洞穿世界的精英，无数英雄豪杰，一旦面对《红楼梦》，望而却步者有之，退避三舍者有之，捕风捉影者有之，痴人说梦者有之。清中期的那个文坛“畸人”袁枚先生，读了《红楼梦》之后，竟然定论大观园即自家所居的随园，并堂而皇之写入《随园诗话》。《红楼梦》研究中的林林种种的怪现象，说明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红学界即有一股“不正之风”。笔者以为，“风”的名字就叫做“自以为是”。 首先，红学界存在一种瞎子摸象式的自以为是，把错误的、初始的感性认识即当作真理，如袁枚的“随园等于大观园”之论。还有“新红学家”的自叙说”、“新新红学家”的“《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之论、“《红楼梦》的作者是胤礽”之论、“前八十回即《红楼梦》全壁”之论、“一百二十回程高本即为《红楼梦》原貌”之论、“后四十回不齿论”等等。其次，存在一种唯我独尊式的自以为是，如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红楼梦》是写反封建反压迫”的阶级斗争论；还有红学界存在的以打棍子、扣帽子为手段，维护各自观点的种种怪现象，以及这些怪现象笼罩下的谬误和歪理邪说。第三，存在一种空穴来风式的自以为是，这种理论如空中楼阁，雄伟华丽却经不住推敲，因为它是建立在种种假设之上的，如“秦可卿等于废太子胤礽之女”、“脂砚斋等于史湘云”等理论。所有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看起来都有些道理，但又统统不能自圆其说；它们的缔造者又总是津津乐道，八方兜售，乃至强加于人。甚至主流媒体中的主流喉舌都加入到推波助澜的行列里来，并且达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自红学成为显学以来，《红楼梦》研究即成为了大多数红学家们及其钟情于《红楼梦》的政治家、文学家们各取所需的自助餐。因此红学界不乏剽窃者、投机者、沽名钓誉者、博取利益者等等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笔者发此议论，并非是危言耸听，亦非为哗众取宠，更不想以此沽名邀誉。只想提醒《红楼梦》的研究者、爱好者和广大的读者，今天该是纠正谬误正确解读《红楼梦》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对红学界存在的不正之风正本清源的时候了，也是该对误导广大读者的所谓红学成果说“不”的时候了。 《红楼梦》一书是一部被人称为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初时被人称为四才子书之一，随之红学地位的提高，现代人称之为中国第一才子书。而“《红楼梦》研究”一词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涵盖了《红楼梦》诞生之前的中华文化、中华历史和中华科学文明，甚至包括了《红楼梦》诞生之后才发生发展的新兴科学：诸如神话传说；道、儒、释三教；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学、药学、烹饪学；园林、工程、建筑学；农业、纺织、服装、百工；商业、银行（借贷）、典当；风俗、祭祀、礼仪、伦理；宫廷、官场、科举；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制残留；婚丧嫁娶中的繁文缛节；现代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性科学等等。近几年，《红楼梦》研究又加入了西方哲学、文学、美学的佐料，甚而把《红楼梦》的创作手段与现代摄影、绘画、电影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红楼梦》的作者当年是在无意中创作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小说，这种无意识的包罗一定是有遗漏的；那么今天的《红楼梦》研究确是真正的包罗万象了，不同的是，红学的包罗却是故意的。因此今天的红学，虽然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虽然百鸟齐鸣、燕舞莺歌，却难免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亦难免东施效颦、徒留笑柄。一如某个土财主花大价钱从穷乡僻壤买来千年古树栽到“自己”的景区，他在扼杀了许许多多的生命之后，带给人们更多的是造作、别扭而不是美感。当然，大多数红学家，包括主导《红楼梦》研究的“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红学家们，也包括以周汝昌为代表的不在红学会的红学家们，他们为了揭秘《红楼梦》，他们为了给广大读者一个更直观的《红楼梦》的真面貌，呕心沥血，皓首穷经，是值得每一个《红楼梦》爱好者尊重的，我们对《红楼梦》哪怕有一点点心得也不要忘了他们。但是，我们也切不可因为对红学家的尊重而迷失自己，这是历史的教训，是红学界的教训，当然也是笔者的教训。 本人既非文人，更不是学者，甚而中国传统戏曲中大英雄们常常自称的“一介匹夫”都与自己无缘。况且紫禁城没有进去过，恭王府没有进去过，《红楼梦》版本知之甚少，红学专著读之有限，莫说南北方言京腔京韵，甚至普通话都说不利落，按红学惯例，是不该说三道四的。但是，《红楼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领域，读《红》品《红》也应该是开放的，交流个人的心得体会应该是公平的、不设门第的。作为国有企业的一名普通员工，只凭对《红楼梦》一书的好奇与喜欢，由初期的遮遮掩掩到后来的羞羞答答，再到现在的大张旗鼓的读《红》品《红》，这已经投射出社会的进步、个人生命的进步，个中酸甜已是人生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本人学识浅陋，品读《红楼梦》三十年却收效甚微，且往往被他人的学术成果所左右。公元2008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本人偶然读到了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的影印本，对于这部巨著，我是用一天一夜一气读完的。当时感觉，真如顽石通了灵性，茅塞顿开。由于有《红楼梦新证》和《红楼梦》的两相对照，我看到了过去从未看到的东西：康熙皇帝更年期的病态；雍正、乾隆篡改历史的丑恶行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大憎大恨。我似乎看到了红楼梦故事中主要人物的历史位置，似乎看清了作者赋予宝黛钗爱情故事的寓意，等等。总之，我似乎看到了二百年红学没有发现的《红楼梦》的“心脏”和作者的“脉搏”。著名红学家邓遂夫先生有一著名文章《走出象牙之塔》，其要义是将红学研究自象牙之塔里解放出来。有一天我却突发奇想：我能不能走入象牙之塔？说一句实在话，本人对《红楼梦》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实源于对红学家们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他们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引发了我的思考，正是那些奇谈怪论给我的刺激，使我站在不同的立场，全方位的审视《红楼梦》，最终摒弃已有的观念，将对《红楼梦》的认识升华到符合作者的创作心态、符合历史事实、符合逻辑思维、符合自然规律的高度。因此，在发表我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评点文稿之前，有必要先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对红学研究的认识。只有这样，大家对我的观点才不会觉得陌生，不感到另类，才会走进“红楼”。至于独出“颠覆”之名，非为曹子之书，而是要改变广大《红楼梦》读者的传统认识，尤其要颠覆那些已有的错误观点、误人子弟的歪理邪说。惟愿抛砖得玉，是为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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