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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图校正桃花扇》二卷
《增图校正桃花扇》，清孔尚任撰，分上下二卷。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同。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刻“桃花扇”，下刻页码及“暖红室”牌记。扉页题“曲阜孔尚任云亭山人原著桃花扇长洲吴梅瞿安兴化李详审言校正”，后刻牌记“一九七九年九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贵池刘氏暖红室刻本校定重刻”，牌记字体写刻。
书前有序跋识语多种，首为“重刻桃花扇识”，（双忽雷阁道士枕雷识于海上草鞋浜楚园）；次为“吴梅校正识”；再次为“李详校定本跋”；再次为“桃花扇序”（梁溪梦鹤居士撰）；再次为“题辞”（山蔃子田雯、千仞岗樵人陈于玉、齐州王苹、岸肯从学人唐肇、琴台朱永龄、商邱宋荦、钱塘吴陈琰、古滕王特选、会稽壑门金埴、嘉定侯铨）；再次为“小引”（云亭山人）；再次为“小识”（云亭山人）；再次为“凡例”（云亭山人）；再次为“纲领”（云亭山人）；再次为“砌抹”（云亭山人）；再次为“考据”（云亭山人）；再次为“本末”（云亭山人）；再次为卷上目录，再次为桃花扇正文。题“汇刻传奇第三十种，云亭山人编，梦凤楼、暖红室校刊”。正文上有小字批语，第行五字。书后附“桃花扇后序”，洋洋三千余字，皆痛切之言，署“北平吴穆镜菴识”，其人事迹未详。又有“桃源逸史黄元治”、“料错道人刘中柱”、“淮南李柟”、“关中陈四如”、“颖上刘凡”、“娄东叶藩”、“海陵沈默”、“海陵沈成垣”、“长洲叶起元”诸人跋语。
《桃花扇》托迹才子佳人，寄意一代兴亡。自康熙四十七年安介堂刊本行世后，一刻再刻，广为流播。然鱼鲁亥豕，亦自难免。故三百年来，好事者竞相校正刊刻，而以民国刘世珩暖红室刊本最为精审。1979年，广陵古籍以暖红室本为底本再行校正重刻，嘉惠后学，可谓功莫大焉。惜乎未出校记，使不才如吾辈者难窥堂奥，其校定者何其吝也。
广陵刊印《增图校正桃花扇》有玉扣纸本，时价四十五元；有宣纸本，时价六十五元；有特种本，时价三百元。此为特种本，外用锦套作护封，内以湖绫为封面，包角一丝不苟。细帘纹宣纸洁白如玉，大框墨黑如漆。所附十六幅版画线条爽朗，人物情态一一可见。虽不敢与古歙黄氏比美，亦可谓当时之绝唱。
附录：《桃花扇》的木刻本
孔尚任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完成《桃花扇》剧作以后，先在朋辈之间传抄，到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开始刻印，嗣后又有各种木刻本流传。但过去的书目对其版本缺乏详细的著录，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做过一些调查工作，现将主要的木刻本分述如下：
（一）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年）介安堂原刻本，二卷六册，版框高167毫米，半叶宽128毫米，十行，行十九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有一叶书口下标出 “介安堂第二刻”字样，扉面明确题为 “云亭山人编，桃花扇，介安堂藏板”。介安堂是孔尚任的书斋名，他的诗集 《湖海集》十三卷就是介安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本的每叶书口下均标出 “介安堂第五刻”字样，可证介安堂本《桃花扇》是孔家原刻。考孔尚任罢官从北京回到曲阜后，天津的名士佟鋐（字蔗村）在康熙四十七年春来访，给予资助，《桃花扇》才得以镂板刊印（据《桃花扇本末》记载）。
（二）康熙末年重刻本，二卷四册，北京图书馆藏（现有《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影印本）。这是根据介安堂原刻本重行刻板的，书口无 “介安堂第二刻”字样，无扉页。版框高171毫米，宽136毫米，半叶仍为十行，行十九字。编次是：序（梁溪梦鹤居士撰），题辞、小引、凡例、纲领、目录、正文（上卷下卷）、砌抹、考据、本末、小识、跋语、后序（北平吴穆镜庵氏识）。
（三）西园刻本，康熙、雍正间据康熙重刻本再刻，二卷四册，扉页有隶体 “西园梓行”字样。编次与行款与重刻本相同，版框高165毫米，宽135毫米，半叶十行，行十九字。西园本的覆刻本较多，山东省博物馆图书馆藏有二种，南京图书馆藏有同治年间覆刻本，另有翻刻的巾箱本。
（四）泰州沈氏刻本，乾隆七年沈成垣父子据西园本重刻，扉页仍有 “西园梓行” （正楷）字样，但尺寸略小，版框高137毫米，宽96毫米，半叶九行，行二十字。上卷分为卷一卷二，十卷分为卷三卷四，共四卷四册，南京图书馆藏。卷首比西园本多一篇沈成恒的《重刊桃花扇小引》，引落款署为 “时乾隆七年壬戌秋上浣愚亭居士沈成垣识于清芬堂”；卷后又增加了海陵沈默和海陵沈成坦两篇跋语。沈成恒的 《重刊小引》说明： “《桃花扇》自进内廷以后，流传宇内益广，愚夫愚妇无不知此书之感慨深微，寄情远大，所憾者，刻板为云亭主人珍藏东鲁，印本留南人案头者有时而尽，后学求观不得，每借抄于友朋，甚劳笔墨。”为此，沈成垣之父便集资重刻，但尚未刻成而病逝，遗下的工作由沈成垣继续承办。沈刻本也有翻刻本，但将 “清芬堂”改刻为“清芬书屋”，刻工较劣，讹字较多。
（五）苏州叶起元序刻本，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洲叶起元的序文。
（六）嘉庆年间刻本，二卷四册，版框高163毫米，宽113毫米，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北京图书馆藏本有吴梅跋语，南京图书馆也有藏本。此本的特点是卷首多出侯方域所撰《李姬传》，而独缺《纲领》。诸家著录均误断为康熙原刻本，宋平生的《〈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进行了辨讹，经详细考核，指出其中避乾隆帝名讳，避嘉庆帝名讳 （题辞作者中 “吴陈琰”的 “琰”字避顒琰之讳改刻为 “吴陈玉”），从而鉴定此本实为 “嘉庆间所刻”，此本在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台湾等地的图书馆中均有收藏，1933年商务印书馆 “万有文库” “国学基本丛书”就是根据这种带有《李姬传》的本子排印的。
（七）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据西园本刻为四卷，四册，扉页刊印 “道光癸巳年”字样。版本较小，版框高136毫米，宽89毫米，半叶小行，行十九字。
（八）光绪二十一年（1895）合肥李氏兰雪堂刻本（以原刻本参校嘉庆本），五册（卷首一册，正文四卷四册），扉页题为 “桃花扇传奇，光绪乙未九秋，兰雪堂重校刊”。刻工较精，版框高180毫米，半叶宽120毫米，九行，行二十字。卷首将序跋题识诸篇集中编为第一册，编次是：序、小引、小识、本末、凡例、考据、纲领、目录、砌末、题辞（原有跋语合并在内，又增加了嘉定侯铨的诗）、后序。开卷列有总目，后附兰雪堂主人的题识，内称： “《桃花扇》四卷，前人推许至矣。顾坊间递相翻印，伪谬几不堪寓目。今年夏，有以是书求沽者，虽散佚过半，实为云亭自刻原椠，友人见而悦之，怂恿得刊……光绪乙未重阳日，兰雪堂主人漫识。”正文重新分为四卷，卷一上本自 “试一出”起至第九出止，卷二上本自第十出起至 “闰二十出”止，卷三下本自“加二十一出”起至第二十九出止，卷四下本自第三十出起至 “续四十出止”，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年，1907），李氏将初刊本校改后又出了重刊本。这第二次印本主要是恢复了《考据》中被初刊本删掉的董阆石《蓴乡赘笔》至王世德《崇祯遗录》等七种史科名目，恢复了“侯朝宗 《壮悔堂集》十五篇” （初刊本删为“十三首”，王季思先生校注的《桃花扇》是以兰雪堂初刊本为底本的，所以 《考据》中也少了这多种篇目）。扉页题为 “光绪乙未锓板，丁未复校修改”，背面盖有 “合肥李国松健父所刻书”的白文朱印，可知李国松就是兰雪堂主人。
（九）民国初年刘世珩暖红室刻本，也有初刊本和重刊本两种，初刊本印于1914年，刘世珩据西园本和兰雪堂本校刻，二卷四册，版框高200毫米，半叶宽125毫米，九行，行二十字。标为 “汇刻传奇第二十三种”。刻印精良，配有插图，刘氏还增补了《听稗》和《会狱》两出的总评。编次为：序、目录、正文（卷上卷下）、跋语、后序、题辞、小引、小识、凡例、纲领、砌抹、考据、本末。最后刻有刘世珩自己的跋语一篇，末署： “上元甲寅月当头夕枕雷道士识于海上楚园。”重刊本印于1916年，是刘世珩请吴梅和李详重行校勘的产物。参校的版本多了叶起元序刻本，所以最后增刻了叶起元的一篇序跋。而刘世珩的原跋经过他自己改写后移位至卷首，改题为《重刻桃花扇识》（写于1915年9月17日），并增刻了《吴梅校正识》 （写于1915年冬）和 《李详校定本跋》 （写于1916年3月）。1979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校刻重印时，又对编排的次序进行了调整，书名题签为《增图校正桃花扇》，将原标 “暖红室汇刻传奇第二十三种”改刻为 “第三十种”上下二卷分订为六册。1990年又出版了缩影本，合订为一册。
上述诸本在编次版式、内容行款等方面都各有异同，眉批题跋、曲白字句也互有出入。暖红室本后来居上，较为齐整，校勘者用力最勤，但也有刻错的，如将题辞中的 “陈于王”刻成了 “陈于玉”之类。如以各本与介安堂原刻本比较，当然是介安堂原刻最佳，但暖红室重印本多出了嘉定侯铨的题辞（七绝二首），增列了沈默和沈成恒的跋语，附载了叶序本的序跋。这些增加的内容是刘世珩和吴梅从此前各本中收集得来的，所以暖红室重刊本可说是集其大成者。
作者：吴新雷 鲁友明 载2009年4月24日《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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