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黄瓜：大一统的国家命名

黄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最初被称为“胡瓜”。

博物│黄瓜：大一统的国家命名

撰文│许晖

黄瓜属于一年生蔓生或攀缘草本的葫芦科植物。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的是把黄瓜当作瓜果菜蔬来看待的。鲜为人知的是，黄瓜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古代中国人最早把黄瓜叫作“胡瓜”，“胡”到底指的是哪个国家？有的植物学家认为黄瓜的原产地是印度，因此这个“胡”就是指印度；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则认为黄瓜“属于埃及西亚细亚栽种范围之内”，经由伊朗传入中国，按照这种说法，“胡”指的就是伊朗。

在开始讲述黄瓜传入中国的故事之前，需要梳理一下源远流长的中国瓜文化，因为如果不了解“瓜”在中国文化谱系中的象征含义，就无法理解“胡瓜”为何更名为“黄瓜”这一怪异的历史公案—众所周知，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偏偏要叫“黄”瓜呢？

金文“瓜”字（左）与小篆“瓜”字（右）。

甲骨文中没有“瓜”字，这说明“瓜”是个后起的字。“瓜”的金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两边像瓜蔓，中间像果实，藤上结瓜。小篆字形，跟今天我们使用的“瓜”字没有任何区别。

《诗经·大雅》中有一首名为《绵》的诗篇，乃是周人记述他们的祖先古公亶父事迹的诗，开头就吟咏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绵绵，不绝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也……言瓜之先小后大，以比周人始生于漆、沮之上。”瓞（dié）即小瓜。这几句诗，台湾学者马持盈先生的白话译文为：“绵绵瓜瓞，是继继续续越长越大地在发展。周民的始祖，是从沮、漆二水的地区中慢慢发展的。”

“绵绵瓜瓞”一词遂用来比喻子孙繁衍，相继不绝，相应地，瓜瓞纹也成为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瞿明安先生所著《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总结道：“瓜是一种蔓生植物，藤蔓绵长，其外形浑圆颇似孕妇的腹部，其体内多结籽实，且长得具有一定的重量，瓜的外形和内涵经人们的想象而成为象征生育和祈子的又一种重要吉祥食物。”

这就是“瓜”在中国文化谱系中的象征含义。

此图出自德国植物学家奥托·威廉·汤姆于1885年出版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植物图志》。黄瓜原产于印度，劳费尔则认为黄瓜“属于埃及西亚细亚栽种范围之内”，于南北朝时期经由伊朗传入中国。

“胡瓜”其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该书中记载有“种越瓜、胡瓜法”：“四月中种之。胡瓜宜竖柴木，令引蔓缘之。”《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公元六世纪，也就是说，“胡瓜”传入中国，当在公元六世纪之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针对这一笔记载，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评价道：“张骞狂的人们还有一个教条：认为这位名将给他的国人带回了胡瓜（伊朗瓜）或黄瓜。这个看法所根据的唯一文件是后来李时珍的作品，他大胆说出这话而没有引证早年的材料为根据。诚然，早年的材料实在没有：这一小掌故是望文生义的捏造，是仅仅从‘胡瓜’这个名称联想而来的。任何带有形容词‘胡’字的植物都归根结底硬加在张骞的头上，这是解决难题的最简易的方法，也是省得多费脑筋的好法子。”

不得不说，劳费尔的质疑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屡屡提及的“张骞狂”现象，以至于张骞物种输入的功绩甚至成为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信仰，但却与真实的历史无关。

那么，“胡瓜”的称呼明明叫得好好的，为什么偏偏非要改名叫“黄瓜”呢？《齐民要术》中说：“收胡瓜，候色黄则摘；若待色赤，则皮存而肉消也。”这一记载很奇怪，因为我们知道，色黄则老，老了的黄瓜是不能吃的，而贾思勰竟然还说有色赤的黄瓜！按照常识，黄瓜放得再久，即使“皮存而肉消”，也绝不可能变成红色的表皮。更重要的是，绿色乃是黄瓜的主色调，这也是黄瓜还有一个别名叫“青瓜”的原因所在，青者，深绿色也。

因此，更名为“黄瓜”，并非是因为黄瓜之“黄”，事实上，黄瓜呈油绿或翠绿色，如果一定要按照颜色来更名，那就更应该叫“绿瓜”才对。既然如此，“胡瓜”更名为“黄瓜”，一定另有原因。

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李时珍记载了“黄瓜”其名的两个出处：“藏器曰：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陈藏器是唐代著名医学家，石勒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属于“五胡”之一的羯族，避讳“胡”字，因而改名“黄瓜”。

李时珍又记载：“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与陈氏之说微异。”唐人杜宝还著有《大业杂记》一书，其中写道：“（隋炀帝大业四年）九月，自塞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改胡瓜为白露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

北齐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局部，注意画面中部男子所坐的折叠凳——胡床。

“胡床”可不是指我们现在睡觉的“床”，而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行军椅，自印度传入，故称“胡床”。隋炀帝更名为“交床”，取其四足相交之意，其实就是中国式的马扎加上一个靠背而已。

至于“改胡瓜为白露黄瓜”，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每年阳历的九月八日前后，此时黄瓜开始收获，故有此称。

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慎所好》篇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载明“胡瓜”改名为“黄瓜”乃是隋炀帝所为。

媒体和网络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先引录于下：“石勒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不赦。有一天，石勒在单于庭召见地方官员，当他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时，很不满意。他劈头就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之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得我只好褴褛来朝。’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见他知罪，也就不再指责。等到召见后例行‘御赐午膳’时，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看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后，满意地笑了。自此以后，胡瓜就被称作黄瓜，在朝野之中传开了。”

这个故事虽然生动，但却属于无稽之谈，因为根本没有出处，不知道是哪位的随意杜撰，竟然成为流行答案，今人读书之不求甚解，于此可见一斑。

《晋书·石勒载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勒以参军樊垣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垣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垣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垣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上面的故事当是由此演义而来，但将“樊垣”误为“樊坦”，将“章武内史”误为“襄国郡守”，可见纯属杜撰。在和石勒的对话中，樊垣之所以大惧，是因为“羯贼”的称谓，石勒正属羯族，正好犯了忌讳。

相对于“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的说法，杜宝和吴兢的记载更为可信。隋王室有鲜卑血统，统一中国之后，“讳胡”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隋炀帝才将涉“胡”的字眼一律更换。不过“黄瓜”是绿色，隋炀帝为何改为黄色呢？上述记载都没有给出说明。这要从中国古代的五色系统说起。

清代王铨人物画《瓜瓞绵绵》。

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两种，正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指绀（gàn，红青色）、红（浅红色）、缥（piǎo，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五种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正色和间色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要求非常严格，丝毫不得混用。

而在五种正色之中，按照五行学说，黄为土色，位在中央，因此黄色属于中央之色。隋朝以异族的鲜卑血统入主中国，隋炀帝正是为了宣示隋王室统治的正统性，才无视“黄瓜”之绿色而改为黄色。这才是“胡瓜”之所以改为“黄瓜”这一称谓的真正语源，也正是我所称的“大一统的国家命名”方式。同时，将“胡瓜”之“胡”除去，将“胡瓜”嫁接入正统的中国瓜文化的象征谱系，寄寓着隋王室“绵绵瓜瓞”，子子孙孙，永葆江山的美好祈愿。

不过，纵观历朝历代，“胡瓜”和“黄瓜”的称谓并行不悖，而这两个称谓的分布规律也极为有趣，张平真先生所著《中国蔬菜名称考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总结：“追寻其规律，大概是这样：在隋朝以后，凡属汉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多以古称‘胡瓜’为正名，凡属少数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其官方均以讳称‘黄瓜’为正名；而在民间，北方人或在北方人的著述中，多称其讳称‘黄瓜’称谓，但南方人或在南方人的著作中，则多沿用古称‘胡瓜’。进入民国，又恢复‘胡瓜’的古称。现在则改以‘黄瓜’为正式名称。”